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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之轰鸣”。
“道说”借人之口而言说，语言言说，语言乃“是”之家，人栖居于语言所筑之家中。每朵小花都是大地绽开之秘密，每一本真之言说都是“是”本身之敞开。真正的言说必然是诗，诗乃敞开之道说。
人既然不是“是”的主人，“物”亦不是人之“工具”。
“物”原意即聚集，物之为物聚集了什么东西呢？
就拿陶壶来说吧，陶壶是一物，陶壶之为陶壶并不在于其构成质料的壁与底，而在于包容的虚空。虚空由保持和留住它所接受的东西来包容。
此虚空使得倾泻的给予成为可能。
倾泻给予了水，给予了酒。水得之于井泉，在井泉中，石头居留，而在石头中居留着黑暗沉睡之泥土，它接受天空的雨露，在井泉中居留着天空和大地的信赖。美酒酿自葡萄的果实，葡萄的枝叶承受着阳光之照耀，雨露之滋润，葡萄根吸吮大地之营养，在美酒中居留着天空和大地的信赖。在陶壶之为陶壶中，天空和大地居留着。倾泻之水解除了短暂者（人）的饥渴，在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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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３西方哲学初步
注饮用的赠礼中，人以自己的方式居留着；倾泻之佳酿是祭奠诸神的，在倾注奠酒的赠礼中，神圣者以自己的方式居留着。在陶壶之为陶壶中，人与神居住着。天、地、人、神共居于陶壶之中。物之为物之显现不在于“本是”的“烦”之“筹划”
，而在于短暂者之“珍惜”与“守护”。
人是“是”的仆人，是“物”的看护者。人之所以能“解蔽”
、能“思”
、能“言说”
、能让“是者”
“是”
，均出自“是”本身的天命。不可言、不可思、不可睹、不可闻之神秘遮蔽之“大道”
，远比这种或那种“是者”的敞开都要古老。
但西方人却忘了自己的仆人身份，总是执着于“那些现成可通达、可控制的东西”
，遂使“遮蔽作为基础的发生已经没于遗忘之中”。
恰恰在此遗忘之中，人类必安理得地从一己需求与目的中取得“标准”来算计、量度、强求“是”
，并错误地将自己视为“主体”
，进而成为所有“是者”的“尺度”
，“无条件的主体化”与“无条件的客体化”携手而行，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在对物进行无条件的谋划与征服中，表面看来是人之主体性之空前高扬，殊不知在深层上，人之主体性却被空前拘囚，这不仅仅指人之主体性被拘于单一的征服与控制的欲望了，不仅仅指人本身亦被这一征服与控制的欲望所征服与控制了，而且人控制物越厉害，人受物的反控制也越厉害，在欲于物者，物亦有欲之，是实乃“大错”
、乃“大殆”。在此大错中，“物”不再作为物来展现，物沦为“对象”甚至沦为“非对象性的持存物”。
“西方技术一直是一种挑畔和帝国主义”
，古代之水车一任水流之冲击，展现河流之浪花与活力，现代之大坝将大河拦腰截断，河流通过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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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１３
造的口子被迫服从于水轮泵的奴役；植物群、动物群在水坝后面死气沉沉的水库中遭到摧毁；古代之风车展示了风之畅流与吹动，现代发电则将山谷河川视为能源之仓库，榨取它，用尽它，耗完它。
自然被置于人面前，人拷问它、占有它，在自然不足以满足人之际，人就再构或再造它。自然成了一个大原料库，人成了一个制造者，将万物通于自己的手下。技术的本性即是“制造”
，机器和利用机器根本不是技术本身，它只是适用于技术的手段，甚至人变成主体，自然变成客体也是技术本性的结果。人之人性与物之物性在技术制造意志统治下沦为千篇一律可在市场上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被带进一种计算的交易之中（人尽其材，物尽其用）。
“科学认识，在它自身的领域是强制性的，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它已消灭了物作为物。原子弹爆炸只是长久以来物的消灭的全部粗暴的证实中最粗暴的。”
人疏远了物，人疏远了神，人疏远了自己，最终人也疏远了“是”之大道。人已不会耐心倾听大道之无言，人已不会珍惜与守护神秘之遮蔽，人不再是“是”的邻居，人类已被连根拔起，人已处于危险之中。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救。”
我们或许已处于转折来临之际所投下的阴影中了，然而转折何时以及如何来到都还无人能知，人类只能在企盼的思中作准备：“只还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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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西方哲学初步
第十二章 喧哗与骚动：存在主义的主调
存在主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这里没有明晰的语言分析，没有严谨的逻辑论证，甚至也没有什么前后一致的推理。它多少带有一些调侃的色彩，当然不是那种肤浅的肥皂剧式的搞搞笑，而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反讽：在别人一本正经严肃的时候，它偏要贬为“不诚”
，在别人游戏人生之际，它又要斥为“不负责”。为什么？没有理由。为什么没有理由？
因为荒诞。
存在主义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流派。在存在主义的家谱里，既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帕斯卡（Ｂ。
Ｐａｓｃａｌ）
，也有离经叛道的新教徒克尔凯郭尔更有反基督徒的尼采；神学家马塞尔（Ｇ。
Ｍａｒｃｅｌ）
、蒂利希（Ｐ。
Ｔｉｌｉｃｈ）
，文学家陀斯妥也夫斯基（Ｆ。
Ｄｏｓｔｏ－ｅｖｓｋｙ）
、卡夫卡（Ｆ。
Ｋａｆｋａ）
、加缪（Ａ。
Ｃａｍｕüｓ）
，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马克思也都被拉进了存在主义的花名册；甚至苏格拉底、奥古斯丁也被看作是存在主义精神上的祖先。这种多少有些出于一厢情愿的拉郎配式的归宗认祖，不免让人怀疑存在主义者是否是在虚张声势。
不过，即便在公认的三位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Ｋ。
Ｊａｓｐｅｒｓ）
、萨特（Ｊ。
Ｐ。
Ｓａｒｔｒｅ）中，只有萨特才自认为是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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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３３
在主义者，前两位是绝口否认自己是什么存在主义者，甚至萨特本人在起初也并不领存在主义这顶桂冠，“我的哲学是一种关于存在的哲学，至于存在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只是后来人叫得多了，他也多少有些无奈地自认为是存在主义者了。
存在主义甚至也不是什么严格意义上的“主义”。
任何一种主义都多少带有说教的成分，存在主义没有任何说教，更没有什么原教旨，它只是一种个人体验的表白，甚至是一种独白。
那么，存在主义到底是什么？
存在主义是一种反抗哲学，它是向现代工业文明中的工具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的机械论、悠闲的乐观主义、懒散的顺世主义的一种抗议。
针对冷冰冰的理性主义扼杀生之趣，它倡扬一种非理性的体验与激情；在极权主义危及人的尊严、自由的时代，它勇敢地宣称只有个人才是最真实的；在科学主义的客观性蚕食人的主观内在性领域面前，它毅然断定主观性才是唯一的实在。因此，宣泄个人的激情，弘扬个人的自由，突现个人的主观性是存在主义思潮的根本特征。
存在主义是一种危机哲学，是西方文明走向危机的产物。
实际上，在尼采宣判上帝死刑的时候，存在主义的帷幕也就正式拉开了。上帝之死是工业文明和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理性主义发展合乎逻辑的结局。上帝是死在人的手里，人现在成了新的上帝，人类自身的权能已强大到自以为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步了，众生万物俨然成了他新的造物。本来人的成熟是值得庆幸的一件事情，然而现在这个失去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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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西方哲学初步
的主人不再把任何东西放在眼里，他一手操着理性与科学，一手操着技术与工具，满以为从此可以在尘世营造新的伊甸园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相继爆发，人类运用科学的最新成果进行空前的相互残杀，使这一乌托邦之梦彻底破灭了，２０世纪的人类再也不会像其尔、康帕内拉那样盲目乐观了，“反乌托邦”应时而生。如果说启蒙运动时人从神的解脱尚使人体验到一种解放感、自由感，那么到了２０世纪这种感觉慢慢变成了沦落感、无家可归感、无意义感。人们直面用自己的双手建立的冷酷的机械世界，他们经过理性的启蒙再也不能自欺欺人地逃到神的殿堂去寻求终极的慰藉了，绝望与焦虑成了２０世纪人类的心路历程，存在主义即是这一历程中的一个驿站。
存在主义作家加缪甚至认为哲学只有一个真正的问题，那就是“自杀”
，在无意义的荒诞感面前，人类究竟去生存还是自杀是存在主义必须回答的问题。
存在主义也是一种情绪哲学。西方工业化的过程也是人类生活不断理性化的过程，精明的资本拥有者在用理性的眼光打量自然界的同时，也忘不了打量人类自己，为了效率与效益，人类的组织越来越趋向合理，现代都市的出现，工人的大规模的集中化，工作职能的严格区分，作业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一切均依理性而被合理地组织了起来：世界成了一个大加工厂，自然界成了一个大原料库，人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而这本身成了最大的非理性。一度慰藉人类心灵的上帝成了被遗弃的陌生物，一度人类嬉戏于其中的大自然成了被征服的敌对者，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成了生产与消费的商业关系，最终人本身也成了商品，推销自我成了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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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初步５３
代人的口头禅。人类就这样疏离了上帝，疏离了自然，疏离了社会，最终也疏离了他自己，异化感、孤独感、无力感是工业文明的副产品，在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循规蹈矩的小职员突然发现自己起床上班前变成了一只大甲壳虫。生活成了一篇荒唐的故事，由白痴讲述，喧哗与骚动，毫无意义。
“恶心”
、“畏”
、“荒诞”
、“死亡”
、“恐惧”
、“颤慄”这样一些情绪化的字眼充斥于存在主义的文献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种思潮，存在主义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代表人物是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二战以后存在主义中心移向了法国、萨特、马塞尔、加缪、梅洛—庞蒂、德。
波伏瓦（ｄｅ
Ｂｅａｕｖｏｉｒ）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大都是哲学家兼作家、政论家，善于利用多种形式来阐发存在主义思想，使存在主义迅速成为法国知识界中主流思潮。西班牙的加塞特（Ｏ。
Ｇａｓｅｔ）
、乌纳穆诺（Ｄｅ
Ｕｎａｍｕｎｏ）
，美国的巴雷特（Ｗ。
Ｂａｒｅｔ）
、蒂利希都是存在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存在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