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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关系失调、生产下降、市场供应紧张。对此，毛泽东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提出要压缩空气，把根据不足的高指标压下来；并提醒大家不要相信假话，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也破除了。根据这些精神，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调整了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钢产量由2700万－3000万吨降为万－2000万吨；生铁由4000万吨降为2900万吨；机车由30万台降为13万台；原煤由37亿吨提高到38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由360亿元减为240亿。－280亿元。全会还提出，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一方面要继续反对保守，破除迷信，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另一方面要提倡切实的计算、安排和检查，反对浮夸，提倡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致，尽可能接近和符合实际。
1959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进一步讨论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落实问题。会议承认在个别地方出现了比例失调现象，原材料供应比较紧张，副食品和日用百货供应不足。会议提出。要抓好副食品生产和轻工业生产；要优先发展原材料工业，特别是煤矿、铁矿、有色金属矿等采掘工业，使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各项工作的安排首先是为了确保钢、煤、粮、棉四大指标。
同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结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从工作方法的高度发表讲话，提出做计划要留有余地，多谋善断，多谋就是多听不同意见。会议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又作了调整：钢产量由2000万吨降为1800万吨，其中好钢1650万吨；原煤仍为38亿吨；基本建设总投资限额以上项目削减个，由1500个减为1000个；粮食和棉花维持原来的指标。这个计划草案经全国人大二届一次审议批准。尽管这个计划的主要指标有较大幅度下降，但增长速度仍然很高。
与1958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规定为2870亿元，增长40％。其中工业和手工业总产值为1650亿元，增长41％；农业总产值为1200亿元，增长39％。钢比1958年再翻一番。
粮食、棉花、甜菜、花生、油菜等主要农产品，以及生猪的饲养头数也比1958年增长40％以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比1958年的214亿元增长26％以上。所以这个计划仍是大跃进的继续。
会后，毛泽东对压缩后的指标能否实现并不放心，又委托陈云进行研究。陈云领导中央财经小组连缤听取冶金部6次汇报，经过分析研究，于5月11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建议：削减基本建设，保证生产的需要，保证市场和维修的需要；在基本建设中，要保证石油、化工等部门必不可少的建设项目。总的精神是稳住阵脚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报告还提出：钢材的可靠指标可以初步定为900万吨，钢的生产指标就是万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基本上同意了中央财经小组的意见，并于6月13日发出了《关于调整1959年主要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计划的紧急指示》，除了重申降低钢和钢材产量指标外，又缩减了一些工业产品的生产指标，决定原煤由38亿吨降为34亿吨，铜由11万吨降为9万吨，铝由8万吨降为7万吨，水泥由1300万吨降为1100万吨，木材由4600万立方米降为3800万立方米。
6月29日，毛泽东在庐山同部分领导人研究经济工作时，着重讲了三个问题：
（1）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次序，过去是重、轻、农，现在应该是农、轻、重，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安排好衣、食、住、行，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安定不安定的问题。（2）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综合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综合平衡是根本问题，一定要搞好农业、工业内部酌平衡，搞好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平衡。（3）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即人权、财权、商权和工权过去下放得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应当强调一下统一领导、中央集权，下放权力要适当收回。
根据上述精神，1959年8月13日，国家统计局重新检查核实1958年的主要统计数字。其中农业方面的几项主要指标，在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主持下，由统计局、计委农林局、农业部各专业局参加，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核实数字。通过核实，发现已经公布的农业数字需要作较大的修改，其他如工业生产、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商业等方面的数字，基本上是可靠的。工农业生产方面几个主要统计指标核实结果为：
（1）粮食总产量：原公报数为9600亿斤，比1957年增长10。3％，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核实上报的数字接近5000亿斤，比1957年增加1300亿斤，即增长35％；每亩平均产量为375斤（比公报数412斤减少137斤，比1957年的204斤增长35％）。
（2）棉花总产量：原公报数为6638万担，比1957年增长10。8％，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核实上报数字为4400万担。根据7月底全国已经实际收购的棉花约为3500万担，估计农村自留约为700万担（1957年约为600万担）的数字研究，各地所报数字仍偏高。最后核实为4200万担，比1957年增加920万担，即增长28％；平均每亩产量为斤（比公报数77斤减少了28斤），比1957年的38斤增长。
（3）生猪头数：原公报数为18亿头，比1957年增长23％，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核实上报数为16亿头，比公报数减少2000方头。按16亿头计算，比1957年增加万头，增长。
（4）其他经济作物根据部分地区反映的情况研究，与已公布的数字也有较大出入，需要与粮食产量一并进行修订。如大豆产量：原公报数为250亿斤，比1957年增长24％。核实后为205亿斤，比公报数减少45亿斤，比1957年的201亿斤增长2％。花生产量：原公报数为8000万担，比1957年增长56％。核实后为6700万担，比公报数减少1300万担，比1957年的5142万担增长30％。甜菜和甘蔗产量：已公布的数字与核实后的数字基本一致。烤烟产量：原公报数为1100万担，比1957年增长15％，核实后减为760万担，比公报减少340万担；比1957年的512万担增长48％。黄麻和洋麻：公报数为650万担，比1957年增长8％。核实后减为520万担，比公报数减少130万担，比1957年的202万担减少。
（5）农业总产值：原公报数为880亿元，比1957年增长64％，根据上述农业产量修订数字重新计算，约为655亿元，比公报数减少225亿元，比1957年的537亿元增长在工业方面：1工业总产值：各省、市、自治区原来上振数的年报数为1350亿元，在发表公报时已经进行了核减，定为1170亿元（即比年报减少了13％），比1957年增长66％，这一数字基本切合实际。2已经公布的工业产品产量数字，基本上是比较确实的，经过检查核实出入很小。如钢产量公报数为1108万吨，并已注明，包括土钢。经过核实上述数字是可靠的，其中洋钢为873万吨。生铁产量公报数为1369万吨，也已注明包括土铁，现经核实洋铁为953万吨。煤炭产量：原公报数为27亿吨，经过核实，扣除一部分灰分过大不应计入产量的低质煤，实际产量约为263亿吨，比公报数减少700万吨，变动很小。机床产量只发表了齿轮转动机床5万台，皮带机床、简易机床等均未发表；棉纱产量在公布时，有计划的少发表了877万件；其他产品产量经过检查基本没有什么问题。已发表的基本建设、交通运输、商业等方面的主要数字，基本上都是可靠的。
此后，国家统计局于1962年对1958年农产品产量再次修订。
表3－7反映，1959年农业部通过核实修订的农业总产值比1958年公报数字下降25％以上，粮食数字下降了接近半数，造林面积下降了50％以上，其他经济作物和猪的头数分别下降11％－68％下等。这次对1958年农业数字的核实起了很好的降温作用。但是与实际情况相比，粮食、造林面积和猪的存栏头数等仍有很大水分。国家统计局于1962年对1958年的农业数字作了进一步的核实，其中粮食（包括大豆在内）数字进一步核减20％以上，为原公报数字的53％，比1957年增长8％；造林面积进一步核减50％以上，为原公报数字的22。87％，比1957年增长40％；猪的存栏头数进一步核减15。7％；农业总产值进一步核减近20％，为原公报数字的62。5％，比1957年增长24。2％。数字的核实为计划的调整奠定了基础。
二、政治冲击造成二度指标数字膨胀
实践表明，实事求是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指标的调整是在认识的反复中曲折进行的。
1959年7月2日－8月16日，在江西庐山先后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统称为庐山会议。会议的原意是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将各种指标落到实处，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开始时毛泽东就指出，当时的经济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综合平衡，应当重视农业，应当以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先安排好市场，后安排基本建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把衣、食、住、用、行5个方面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要恢复衣村初级市场。鉴于许多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大了解，他还提出大家要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以总结经验，认识客观经济规律。
1根据毛泽东的讲话，会议进行分组讨论。在讨论中，大家在原则上都拥护三面红旗，但对前一段问题的估计存在意见分歧。许多同志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也有些人护短，认为虽有缺点，但是不应估计得过于严重，错误已纠正得差不多了，再纠左会使干部和群众泄气。在这种情况下，彭德怀于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这主要是：1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
2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1958隼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他还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认为这是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党进攻，并把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