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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取得金榜题名又是一条非常坎坷而狭窄的道路，多少士人在这条道路上摔得头破血流，心灰意冷。其情形正如纪晓岚所云：“自数岁受书，孰不期奋身功名耶？一挫于有司，愤矣，再挫，疑矣，数挫以后悔而谢去者不知凡几。”即使如纪晓岚这样的“神童”，也难以在科举途上春风得意、一帆风顺。
清代的科举考试也是一个攀登金字塔阶梯的过程。每个读书的士子都必须通过县试才能获得参加府试资格，只有通过府试才能获得参加由省级教育主管学政主持的院试的资格。只有通过院试考试才可获得秀才，这才有了士人的资格。由此起步，再参加三年一次、由钦派大臣主持的乡试，再考取举人。有了举人资格才能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中试者再参加以皇帝名义主持的殿试，考取进士。到此，士子的路才算走完。由进士出身任官的叫做“正途”，是最受人羡慕的。因为它同那些靠“恩荫”即父祖有贡献，荫及子孙者不同，同与那些捐钱捐物买来的“官”更是有天壤之别。清代满族人员不重考试，但文人不走“进土当官”的路，似乎终生抬不起头来。晚清的左宗棠由举人出身，终生还以为耻辱。强盛的乾隆时代对科名的重视就更不用提了。
一般说来，士子在考中举人后即获得了入仕的资格，尤其在清初官吏队伍缺乏的情况下，举人都有做官的机会，而到清中期以后，随着这些准官员队伍的不断扩大，有举人名分的士子便很少有做官的机会，到后来，甚至连进士出身的人也需要等待选用，叫候选。所以就有一些人虽已中进士，但因生活困难等诸种因素不得不含恨离开官场，而早谋出路。
乾隆五年（1740年），纪晓岚自京师返乡应童子试，此时他已17岁。他并没有一路顺风地通过三级考试，获得秀才名誉和参加乡试的资格，直到四年后，也就是21岁时，纪晓岚才以优异成绩夺魁，并被取入河间郡庠就读。
即使如此，已并非早成的表现。在那个时代，十三四和十五六岁考取秀才者大有人在。这大概是纪晓岚早年杂学旁搜、博古通今，对八股文不太重视的缘故。
在初次获得考试成功的喜悦激励下，纪晓岚原想在本年乡试一举夺魁，岂料张榜后名落孙山。据说，当纪晓岚顺利地通过了科试时，曾以优异的学识得到督学大人的赏识。但督学也深为纪晓岚的才高气盛担心，所以在离开河间府前，曾特别将纪晓岚传到寓所加以教诲。
见面行过师徒大礼后，督学大人即要求纪晓岚和他对个对子，因为纪晓岚是远近闻名的对对子高手，他想借此给纪晓岚以教育。纪晓岚接过督学要他对的一副上联，只见上面写道：
“县考难，府考难，院考更难，当名秀才不易！。”
纪晓岚心中疑惑起来，以为学政大人，没有将他这名秀才看在眼里，便自恃年少才高，要对上一副表明心迹、抒发志向的下联，随即写道：
“乡试易，会试易，殿试更易，中个进士何难？”
学政大人皱起了眉头，俄而说道：“为学之道，谦虚严谨，切不可恃才傲物，尔当牢牢记住才是！”
督学的话讲得语重心长，纪晓岚若有所悟地点头应诺。实际上，督学提醒和教诲，纪晓岚只是听着在理，但当时并没有引为鉴戒，直到乡试过后，才深刻地领会了督学的用意。
果然不出督学大人的意料，在次年举行的乡试考试中，纪晓岚名落孙山。这是他生平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打击，回到家中，痛悔自己恃才傲物，于是闭门谢客，发奋攻读经义，夜以继日地将自己埋在书堆里，一盏寒灯夜夜闪亮，伴着他度过了几千个夜晚。
功夫不负苦心人，扬眉吐气自有时。
乾隆十二年（1747年）丁卯科，纪晓岚再应顺天乡试，终于扬眉吐气，以第一名解元夺魁。
这一年的顺天乡试，主试官为阿克敦，副考官为刘统勋。他们初见同场应试的朱跬之文，大为赞赏，拟定为首卷，及见纪晓岚卷，不禁拍案称绝，改定纪晓岚为乡试第一。
阿克敦是康熙四十八年进士，他与雍正宠臣年羹尧为同年，此次考试，即为纪晓岚座师。也因为有这层关系，纪晓岚与阿克敦之子、乾嘉之际重要人物阿桂成为了好朋友，两家关系极为密切。这是纪晓岚仕途中极为关键的人物。在旧时代，门生与座主是辈份清楚而又关系十分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士子交往圈中的核心层面。
刘统勋字延清，号尔钝，山东诸城人。他是雍正二年进土，性刚直，励清节，曾以弹劾大学土张廷玉、宗室讷亲而声震朝野。曾多次勘视黄河、运河河工，四任会试正考官，充《四库全书》正总裁。后来纪晓岚在仕宦中受他的教诲和影响很大。因此之故，他与刘统勋之子刘墉一生相交最契。
房考官为翰林院官孙端人。孙端人“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后所作，与醒时无异。馆阁诸公，以为斗酒百篇之亚也。”他与唐代大诗人、斗酒诗百篇的酒仙李白一样，有才又嗜酒。据纪晓岚说，当时孙端人对他的才思颇为得意，但对纪晓岚不会喝酒一事不无遗憾。后来纪晓岚主试取中李文藻，李文藻也爱酒，纪晓岚还特别写信和诗报告孙端人，加以取笑，这是后话。
此次乡试对纪氏家族来说，确实值得庆贺，因为不仅仅是纪晓岚拔得头筹，而且纪晓岚的堂兄纪昭也得中举人，一场联中两人，这是不多见的，况且纪氏家族虽是书香门第，但真正走入仕途的人并不多，所以喜讯传来，合家欢腾起来，前来贺喜的人也络绎不绝。
第二年，纪晓岚踌躇满志地入京应会试。在聚集于京城的各地俊才中，他显然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
然而，在崎岖坎坷的科举道路上，谁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纪晓岚中举后，应礼部会试时却未能考中。好友董曲江也同样败下阵来。俩人于同病相怜、垂头丧气之际，常聚在一起以海天阔地的鬼怪之谈来解除郁闷，诚所谓“青灯话幽修，狂来抵夜分，吃吃语不休。”
纪晓岚这次赴京，虽然会试未中，但却在来京应试者中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他们之中，有串世祯的孙女婿袁曙海，有后来名著一时的汉学家卢文招与钱大昕。纪晓岚与这些落第的朋友们结成文社，大体上半月一会，商榷八股制义，往往至天明。闲暇时又往往彼此过从，或三四人，或五六人，看花命酒，日夕留连，时以诗句相倡和，“一时朋友之乐，殆无以加也。”
岁月如织。乾隆十五年（1750年），纪晓岚磨拳擦掌，准备一举考中进士。谁料应考前生母突然病逝，纪晓岚在失去亲人的同时，也失去了早年登科的机会。因为按封建礼法规定，举人须为父母守制三年，才能参加科考或做官，这也是中国的“孝道。”
纪晓岚没有浪费这段时间，他深居简出，开始了《史通削繁》一书的撰写。这是他的一部考证学专著。考证学又称考据学，萌芽于对历史文献的质疑，肇端于汉代学者整理的文献典籍。而后，考据一直是历代学者用来整理历史文献的技法。到了清代，考据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作者蜂起，著述丛生，成为当时的“显学”。纪晓岚深居家中，博览群籍，锐意穷搜，继承了前人的史学传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理论，遂在批判继承唐代刘知己的《史通》等史学理论基础上，对《史通》一书提出的史学批评等理论，进行归纳总结，取其精华，著成《史通削繁》四卷。
书成刊印，纪晓岚立刻名噪一时，人们没有想到，这部精深的史学著作，竟出自一位年仅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之手。这时期的刻苦钻研，为他２０年后总纂《四库全书》，作了知识和理论上的准备。
乾隆十九年甲戌科殿试时，纪晓岚考中二甲第四名进士，选入翰林院，开始了他一生的仕宦生涯。这一年他31岁，从做官而言，正是人生得意时。
后来他在福建学政任上的一次宴会上，出席者都是当时福建的风流名士，一个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谈笑间有人向纪晓岚请教作学问的秘诀：“纪大人学识如此渊博，除了得天独厚，天赋异常而外，当另有什么治学的秘诀吧？”
纪晓岚听了，谦逊而又十分严肃地说道：“常言说的好，‘梅花香自苦寒来’，我并非得天独厚，也没什么捷径可循，只不过是苦学不倦罢了！”
他把自己的成才经验归结为“梅花香自苦寒来”，苦学不倦，当是真言，因为他在自己的笔记中也说，他从四岁起便开始受书，“自是时始，无一日离笔砚”，而且学习生活“督之甚严”。这才应该是他成才的根本内因。
方圆实战：积极入世的态度是博取功名的最强大动力
在纪晓岚的观念中，积极入世，有补于世事显然是最大的“善”，是人的社会价值的最高体现。也许我们认为这是很简单的事，而事实上，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能够积极入世做官，确实不易。
在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时代，官吏集团极为引人注目。这个社会集团垄断了暴力，掌握着法律，控制了巨额的人力物力，它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社会的命运。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经常与他们宣称遵循的那些原则相去甚远。例如仁义道德，忠君爱民，清正廉明等等。真正支配这个集团行为的东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非常现实的利害计算。这种利害计算的结果和趋利避害的抉择，这种结果和抉择的反复出现和长期稳定性，分明构成了一套潜在的规矩，形成了许多本集团内部和各集团之间在打交道的时候长期遵循的背后规则。这是一些未必成文却很有约束力的规矩。
在封建官场上，不遵循这些背后的规则，你很难生活下去，而遵循这些规则行事，就必定是一个贪官。
海瑞是一个不贪污不受贿，也不接受任何“灰色收入”的清官。这位清官在浙江淳安当知县的时候，穷得要靠自己种菜自给，当然更舍不得吃肉。有一次海瑞的母亲过生日，海瑞买了二斤肉，这条消息居然传到了总督胡宗惠耳朵里。第二天，总督发布新闻说：“昨天听说海县长给老母过生日，买了二斤肉！”
海瑞最后当到了吏部侍郎，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中组部副部长。这位副部长去世之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监察部的部长助理王用汲去看，只见布衣陋室，葛帷（用葛藤的皮织的布，比麻布差）还是破的，感动得直流眼泪，便凑钱为他下葬。当时有一个叫朱良的人去海瑞家看，回来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四句可以作为海瑞真穷的旁证：“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菜根。说与旁人浑不信，山人亲见泪如倾。”
海瑞是明朝晚期嘉靖和万历年间的清官。比他再早一百年，在明朝中期的成化年间，有个叫纮的清官。纮为人刚毅，勇于除害，从来不为自己顾虑什么。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都称其为伟人。正因为他清廉，坚持原则，分外之物一文不取，便闹得妻子儿女“菜羹麦饭常不饱”，家里人跟着他饿肚子。
成化十三年，纮巡抚山西，发现镇国将军奇涧有问题，便向皇帝揭发检举。奇涧的父亲庆成王为儿子上奏辩护，同时诬陷纮。皇帝当然更重视亲王的意见，就将纮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