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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发火，但没有恶意。伯尼说：“他虽然粗鲁专横，但完全没有恶意。火发得再大，他也会搞出点新鲜名堂，加上他那口蹩脚的英语，使他的发火变得极其可笑。他像吕利（Lully）和格鲁克那样，具有支配别人的天赋；但他也像他们那样，把这种压制一切反抗的暴躁性情同机智的好心肠融于一身，使他既能伤了别人的自尊心，又能想出点子巧妙地愈合这种伤口。在排练中他是个独断专行的人；但他的评语，甚至斥责总是透着极其滑稽的幽默。”有一阵子，在伦敦演歌剧成了佛斯蒂娜（Faustina）的支持者和库佐妮（Cuzzoni）的支持者之间的一场大战，这两位歌剧女皇在由威尔士公主赞助的一场演出中间可以在观众大喊大叫的助威声中互相扯对方的头发。科利·吉伯（ColleyGibber）写过一个笑剧，描述了这场历史上的打架斗殴，并把亨德尔描写成在这场闹剧中惟一不动声色的人，他说：“我认为，应该让她们在心平气和中争出个优胜劣汰。如果你插手横加干涉，这无异于火上浇油。等她们打累了，火气自然就慢慢消了。”为了让这场火并早点结束，他吩咐手下猛敲定音鼓。
就算他大发雷霆，也给人感觉他好像在窃笑。所以，当脾气暴躁的库佐妮拒不演唱他的一首曲子时，他就抓住她的腰，把她拥到窗前，一边威胁要把她扔到街上去，一边笑着逗弄她说：“好啦，夫人，我很清楚您素来是个女妖；但我要让您认识到我是别西卜，是魔鬼之王！”
他享受了一辈子的自由。他讨厌一切束缚，躲避所有的官方任命，所以我们讲不出多少他给皇室千金当家庭教师的事；那些重要的宫廷乐职和丰厚的俸禄即使在他归化为英国公民之后也从没降临到他身上，而是授与了平庸的作曲家。他根本不屑于参与这等事情；谈到他的英国同事时，他会带着蔑视讥笑挖苦。除了音乐外，他所受教育不多，所以他瞧不起学院派和学院派音乐家。他不是牛津大学博士，虽然这个学衔被授与了他。据说他为此这样抱怨：“真是活见鬼！难道非要我花钱去跟这帮白痴一般见识吗？这辈子休想！”
后来在都柏林，有一张布告称他为“亨德尔博士”。他对出此错误很恼火，马上请人在节目单上作了订正，改为“亨德尔先生”。
他虽然对名誉远远没有做到不屑一顾（比如他在自己的遗嘱里用很长篇幅谈到将在西敏寺举行的自己的葬礼，并认真限定了树立自己的墓碑所花费的开销），但对于评论家的意见他肯定是没有好感的。马特松（Matthewson）从他那儿怎么也弄不来写他的传记所需要的材料。他那卢梭一般的举止使那些奉承者恨他恨得心里直痒痒。那些总爱纠缠艺术家、令其厌烦但又不敢言的上层人士对亨德尔总与他们保持距离的傲慢和不圆通态度忿恨有加。1719年，陆军元帅弗莱明伯爵给亨德尔的一名学生德·舒伦堡小姐写信道：
“小姐！我一直希望同亨德尔先生讲话，并很想代表您向他表示一点敬意，但至今没有机会。我说出您的芳名，想诱使他光临我的府邸，但他不是不在家就是生病。我觉得他真是疯得不轻；考虑到我同时是个音乐家，他也不该这样待我呀……我很自豪能成为您最忠实的奴仆之一，小姐，您这位最讨他喜欢的他的学生；并愿意将这一切告诉您，好使您反过来给您的老师上几课。”
1741年，一封匿名信寄到伦敦的《每日邮报》，谈到“许多有地位有影响的绅士”对亨德尔对待他们的态度“公开表示不满”。
除了把自己的一部歌剧《拉达米斯托》（Radamisto）题献给英王乔治一世之外（而这也是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做的），他从来都反对在富人庇护之下作曲这种屈辱但获利的习俗。只是到了贫病交加、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才下决心举行一场“义演”音乐会；如他所说，这是“时髦的变相要饭”。
从1720年到1759年他逝世为止，他一直没完没了地同社会发生冲突。同吕利一样，他掌管着一家剧院，指导着一所音乐学院，并寻求改革——或组成——一个国家（英国）的音乐风格。但他从没有像吕利那样控制住局面，因为吕利是法国音乐的绝对君主；既便亨德尔依靠了英王的恩宠（他确实得到了），这恩宠对他的重要也远不如它对吕利的重要来得大，这是因为，他身在一个其人民不会那么驯顺地服从皇室命令的国家，一个国民不愿意受制于国家的国度；一个具有批评精神和难驾驭性情的自由国家。这个国家除了对极少数人例外，对一般外国人都怀有敌意。而他亨德尔是个外国人（德国人），庇护他的汉诺威英王也来自德国，所以国王的庇护与其说让他受益，不如说更让他受害。
他被一群獠牙利爪的叭喇狗所包围，被一群五音不全但同样会咬人的文人所包围，被妒忌他的同行，目空一切的演奏（唱）大师、吸人血的戏剧公司、上流社会的小集团、女人的圈套和民族主义的社团所包围。他成了越来越无法摆脱的财政困境的牺牲品，囊中羞涩，手头拮据，还被迫不断写出新作品来满足欲壑难填但对一切都无真兴趣的公众的好奇心，还得努力抗衡丑角戏和滑稽表演的竞争。他被迫不停地写啊写；不像吕利那样：悠哉游哉地一年只写一部歌剧，而是常常一个冬天就写出两到三部，还不算他被迫要排练并指挥的许多其他作曲家的作品。试问还有哪位天才曾像他这样连续猛干了二十年呢？
他在这永无止境的冲突中从不使用让步、妥协和出于慎重考虑的权宜之计等手段；对谁他都不搞这一套，无论他（她）是名角女伶，及其贵族主子也好，还是舞文弄墨者及那些小集团也罢（这些人惯于利用剧院和艺术家的成败荣辱来为自己谋利）。他靠孤军奋战来抵抗伦敦的权贵。这场“战争”既艰苦又残酷，他的敌人又打得很不正大光明；为了把他整垮，他们不择手段。
1733年，经过在伦敦的报纸上和客厅里长期交战后，他的敌人策划搞了个阴谋：让他上演他首批清唱剧的那些音乐会冷场。他们成功了；人们已经在兴高采烈地盛传，说这个垂头丧气的德国佬就要返回自己的国家了。到1741年，这个上流社会的阴谋小集团甚至雇用了一些街头流浪儿去撕毁在户外到处张贴的亨德尔音乐会的广告，并“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伤害他”。这时亨德尔本来是要离开英国的，但没想到爱尔兰人对他表示了同情，于是便接着在爱尔兰待了一年。1745年，这时他的所有传世佳作——《弥赛亚》、《参孙》、《伯沙撒》、《赫拉克勒斯》等——都已问世，那个阴谋小集团又蠢蠢欲动了，而且比以前更疯狂。波灵勃洛克和斯末莱特描述过，某些贵妇淑女硬要在亨德尔举行音乐会的那段时间举办茶会、招待宴会和戏剧演出（一般在大斋节）期间不举办这些活动，目的是要夺走他的观众。霍拉斯·沃尔浦尔〔1〕就特别津津乐道当时亨德尔一举办清唱剧音乐会人们就去看意大利歌剧的时尚。
总之，亨德尔给毁了；虽然他最终取得了胜利，但他的胜利已同艺术没什么关系。1746年他的时来运转同1813年贝多芬的境遇改变的性质一样；后者在为奋起反抗拿破仑的德国写了一组爱国歌曲《维托里亚战役》之后突然走红，而亨德尔则在写了《库罗登战役》和两部爱国清唱剧《特殊场合清唱剧》和《马加比》之后突然成了爱国诗人。从那时起他便节节收复失地，他的敌人也沉默不语了；他成了英国祖传遗产的一部分，英国的荣誉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但即使从这以后英国不再妒忌他的名声，但她仍要他付出很大的代价；伦敦公众没让他死于贫困和屈辱就算很不错了。他曾两度垮台，一次在他的剧团倒闭后差点死于中风。但他总是顽强地又站了起来；他从不屈服。“他只需作出一点让步就会重振雄风；但他的性格使他绝不这么做。他仇恨一切可能限制他自由的东西，对任何损害他艺术荣誉的事他都拒不通融。他只想靠自己的实力取得成功，而不愿意把它记在别人账上；他不想欠别人什么。”一位英国漫画家画了幅他的漫画，下面的题目是《施魔力的野兽》；画的是他把一面上面写着“津贴，特权，高贵，恩宠”的旗帜踩在脚下。面对厄运，他像庞大固埃〔2〕那样放声大笑。他发现自己在一天晚上的音乐会上面对空荡荡的大厅时说：“这样我的音乐才更动听！”
* * * *
但这位天才暴跳如雷，支配欲强的性格又受到他高度自制力的控制。亨德尔无论怎样大悲大喜、喜怒无常，性格深处的平静与稳健总占上风；这种情况有时在某些健康但晚婚夫妻生的孩子中常见。他毕生都在其艺术中保持了这种深层的宁静与平和。在他深爱的母亲寿终正寝时，他写出了轻松欢快无忧无虑的歌剧《波罗》（Poro）。在可怕的1717年，当他深陷厄运给折磨得死去活来时，却先后写出两部充满欢乐和身体活力的清唱剧：《亚历山大的盛宴》（Alexander's Feast）和《扫罗》；以及两部轻快有趣的歌剧：散发着田园气息的《朱斯蒂诺》和充满喜剧色彩的《瑟斯》。
……〃La calma del cor； del sen； dell'alma；〃——在宁静如画的《朱斯蒂诺》尾声有这么一句歌词。而此时亨德尔正被沉重的精神压力折磨得快要崩溃了！
由此那些反对心理学的人士可找到了理由，说了解一位艺术家的生平对于理解他的作品没什么帮助，因为两者是截然分开的。不过，这些人士可不要急于下结论；因为亨德尔的音乐独立于他的生平这一事实本身对于理解他的音乐就具有重要意义。处在水深火热中的贝多芬理应在他表现痛苦悲伤的作品中找到安慰，这种逻辑很容易被人理解。而同样是病人并极度焦虑的亨德尔竟然以创作表现欢乐和宁静的作品为安慰，这就让一般人很难理解了，说明只有具备了超凡心理平衡能力的人才能做到。怪不得正在为创作《第九交响曲》而冥思苦索的贝多芬会让亨德尔给迷住呢！他肯定会对亨德尔投去敬羡的目光，佩服他已达到了那种物我两忘的境界；而他贝多芬对此境界只能是可望不可及，至多做到以表现激烈的英雄主义而尽量接近它罢了。我们敬佩的正是贝多芬所做的这种努力；它的确很崇高。但是亨德尔赖以在这高山流水的境地上站住阵脚的那种宁静不也同样很崇高吗？看来人们已太习惯把亨德尔的平静看成是类似英国运动员的那种迟钝的冷漠了……
为了保持住心里的平静，他需要付出多大的精神努力和超人的毅力啊！对此谁也不会怀疑的。有时候，他的精神垮掉了，于是他那出众的身心健康马上就从根基上受到动摇。1737年，亨德尔的朋友们相信他已永远丧失了理智。但这次危机在他一生中并非独一无二。1745年，伦敦社会对他的敌视变得特别厉害，起劲攻击他的《伯沙撒》和《赫拉克勒斯》，结果使他二度破产，他又差点精神错乱。最近出版的亨德尔通信集使我们得以了解这段往事。沙福茨伯里伯爵夫人在1745年3月13日写道：
“我怀着亦忧亦喜的心情去看了《亚历山大的盛宴》。见到伟大而不幸的亨德尔时，我流下了羞愧的泪水；只见他垂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