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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这番谈话，使我感到惊异。作为一个警医，你竟对我这种人说了这些话。”我说。
“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他说，“你不正是科林·乔比吗？你不正是经常给很有社会影响的报纸撰写文章的那个人吗？”
“正是，但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由于职务上的原因知道你的。”
我沉默下来，心里对他的话作出评价。他是敌人？还是朋友？我犹豫不定。我猛然看见了他也戴着助听器，我心里一亮。
“你刚才谈到一些关于助听器的事？”我问。
“是的，当局除了摘掉一些人的眼球外，还摘去另一些人的耳膜，改用人造的耳膜代替，以实现他们的控制。”他说，“我的耳膜，约在四年前就被摘去了。我原是医生，他们逼使我为当局工作，成为今天的警医。”
我同情地点点头，表示理解他的心情。
“我这里保存着许多被挖眼摘耳的人的档案，他们都先先后后地按这种方式动了手术。我从我的同事那里，还知道更多的情况。”他说。
“这一点我很感兴趣，”出于职业上的敏感，我立即请求他，“我能看看这些名单吗？”
“完全可以，”他说，“但我没有带到这儿来。你如果能抽空到我家里来，你将看到要看的东西。”
“很好，但没有危险吗？”我说。
“要冒很大的风险。”
“这种冒险，我认为值得。”
“我同意，我们得抓紧时间。警察很快就要来了，不久就会释放你。我将我的住址写在纸上，藏在你的衣服里，小心被警察发现。”
“用不着写在纸上，我能记住你的姓名和地址，这样更保险些。”
“你记不住了，他们已对你进行了电击处理，你的记忆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破坏你的永久性记忆，使以后不能指控他们在这里所干的卑鄙勾当。”
我听从他的意见，收藏好了他写的纸条。不一会儿，警察就来了，通知我可以离开了。
我走出大门。短短半天，恍如隔世。
我穿过白求恩公园，来到一块老坟地上。只见墓碑此起彼落，荒冢三三两两，四周象死一般的寂静，心灵深处感到似乎有声音在召唤我。我在墓地上走了一走，然后坐在一块墓石上。周围异常宁静，五光十色的世界离我如此遥远，我似乎听到了死神向我走近的脚步声。我没有恐惧，没有担心，也没有一丝激情。我坐着坐着，凝神闭目，以眼观心。大约过了半小时，我已觉得似乎过了很久很久。我站起身来，离开了墓地。
我招呼了一辆出租汽车，到伦敦他的住所附近。我又走了一程，找到了医生所在的街区。我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发现没有人跟踪监视。
我来到医生居住的公寓，见到了事先约好的放在门外的暗号：在阳光照射下，按铃上放了几根很细的头发。我沿着楼梯上了楼，在他的门前敲了敲门。
他自己给我开了门。我本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可是，当我从门边望进去时，我见到卧室里还有一个人。我站住了。
医生立即向我解释说：“这是约翰·莱丁格尔，我的好朋友。”他接着向他的朋友介绍我：“这是科林·乔比。”
这位陌生人向着我。一个机灵的小个子，一张喝醉了的脸，但眼神敏锐而阴悒。
我认识这张脸。几年前，他曾出现在电视屏幕和许多报纸上。他是一个著名的探险家和星际旅行家，曾经指挥第一艘宇宙飞船在火星上安全着陆。
我很惊诧地望着他。因为自火星登陆后不久，官方公开宣布，他已在金星登陆时，机毁人亡。
“你好象看到鬼了，是吗？”他笑着对我说。
“是的，我以为你的尸体已在几年前躺在金星上了。”
“许多人都这样认为。但实际上，我根本没有去过什么金星，也没有乘坐过任何一艘飞船离开地球。我被当局秘密逮捕，关进了监狱，受尽了折磨。后来，我设法逃了出来，离开了这个国家。几月前，当我获悉这里将要有所行动时，我才回来。”
“什么行动？”我问。
医生接口说：“请原谅，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详细告知你所有的情况。简要地讲，我们不能忍受当局的残暴统治，全国各地已纷纷组织起来。我们当中的一个小组，在一起碰了碰头，商量了一个方案……”
“什么样的方案？”
“我们准备干掉当局的首脑。”
“你是说要干掉‘总统伯伯’？”
“是的。”他停了一会说，“我们已经注意到你好些时候了，我们当中的一个人正准备接近你，你就发生了今天的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讲，警察拘捕你，也算帮了我们的忙，这样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近你了。”
“唔，是这样。”
“我很抱歉，不得不对你动了手术，没有办法，警察当局密切监视着我的工作。我做完手术后，紧跟着就有人进行检验，你可能还记得起，当你离开卫生部时，一个专家再次检查了你的眼睛，有这回事吧？”
“是的。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些瞎子和聋子中的一员。”
“我也很高兴有你跟我们在一起，”约翰说，“你正是我们所期待的人。现在，让我们开始吧。”
三个人坐到一起，开始酝酿行动计划。
“你喜欢喝一种黑色的威士忌酒吗？”医生问。
“如果允许，我想在晚上出去之前，喝一些黑色的咖啡。”约翰·莱丁格尔回答说。
我们交谈、讨论和争论，时间在融洽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流逝。
当我告别他们，走出住宅时，天色已近黄昏。微风拂面，送来丝丝凉意。
我喝了太多的威士忌酒，加上冷的黑色咖啡的刺激，同时肺里又饱吸了约翰·莱丁格尔从美国南部秘密带回的烈性雪茄所发出的浓烟，使我神志恍惚，步履蹒跚。可是，整个身心都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庞然大物的“效力之国”的元首，将在我们的打击下，倒在血泊之中。从这里开始的连锁反应，将陆续在全国各地发生。我深深地为即将到来的事件，感到激动和兴奋。
回到家里，便开始工作。我的任务是召唤那些被警察当局摘去了眼球和耳膜的人，号召他们团结起来，反对当局的统治。我将他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不信任我们的；第二类是跟我们想法相同，但不敢积极参加工作的；还有一类是人数更多的受害者，他们不畏强暴，誓死斗争。估计到后来，我们将拥有大约六百名坚决革命的活动分子和五千多名成员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
果然不出我所料，时间一长，我的视力逐渐衰弱了。我找到了一个眼镜制造人，请他给我换副新的。他告诉我，他不能随便给我换眼镜，除非我拜见了当地的卫生部官员之后。
“可是，我没有眼镜就不能走去看他呀，”我辩解道，“我看不见路，无法走到他的办公室去。”
“好，让我挂个电话，请他们派个车子来带你去。”
我被带到了卫生部。
过了些日子，给我换了一副新眼镜，让我为一家官方报纸《闪光日报》工作。
不久，我被派去报道会议的情况。我竭力使我的报道既沉闷又单调，给他们形成一种我没有出息的印象，不再利用我，但没有成功，他们不理会我。
我只能继续泡在会议里，听那些没用的机构的各种成员成天喋喋不休、废话连篇的发言。而且，这个会议一直要拖到九月份“效力之国”的总统生日那一天才结束。没有什么理由可讲。
一天，我突然从电话里得通知，为了迎接总统的生日，警察们将要抽调去进行训练。利用这一机会，我们可抓紧进行刺杀总统的准备工作。
当那一天到来时，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效力之国”的许多工作人员，都带着强烈而深沉的愤慨之情，怀着被摘去眼球和耳膜的仇恨反抗当局的统治，还有那些失去手臂、失去大腿，以及戴着人造鼻子的人。整个国家将笼罩在愤怒而激烈的气氛中，除了警察、总统本人和外星电影明星之外，再也找不到支持他们的人。“总统伯伯”将在他的臣民和警察的注视下，发表热情洋溢的演说……然后，约翰·莱丁格尔将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宣布总统的死亡和新纪元的开始。同他在一起的，有我在内的一个小组的人。其中，有一个起着关键作用的年轻的女人。她是一个射击选手，一个十分温柔善良的人。她的丈夫惨遭警察当局无端地杀害，而当局欲盖弥彰，迟迟才告诉她：一个警察在休假日散步时，在苏格兰一个偏远的角落里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是食物中毒造成的。警察当局虚张声势地追查了一阵后，不了了之。
警察当局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激起了她极大的愤怒，她发誓要为丈夫报仇。多次主动要求刺杀总统，除掉这个伪善当局的罪魁祸首。
在我们的行动计划中，正缺少一个重要环节，一个熟练而大胆的行刺人，警察当局帮了我们的忙，给我们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
我们的计划，顺利地付诸实行了。
总统的生日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全国都处在热烈而紧张的气氛中。
这时，总统正站在讲台上，准备发表他热情洋溢的讲话。
在他身后的一堵墙的后面，隐藏着行刺的女人。墙上开了两个小洞，一个用来观察，一个用来安放射击步枪的枪筒。
她等待着时机。
总统在掌声中开始讲话了。
不能让他的讲话超过两分钟，不能让他开怀大笑以博得听众的响应。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
观察、瞄准、屏息、射击。
砰！墙洞里响起了小而尖细的一声，消失在总统身边的空气中。
总统突然停顿了一下，身子发生了晃动，嘴巴张了几张，然后反复地、语调不清地发出相同内容的声音。
他慢慢地，绕着他的脚跟，转动着身子。当他的背刚好转向台下听众时，人们看到了他被子弹击中的后脑。
从脑袋的大洞里流出来的，不是脑浆，不是鲜血，而是一卷卷录音带，一些小齿轮、电池，以及一些看起来象锯木屑的东西。
听众惊愕万分，“总统伯伯”竟是一个机器人！
会场顿时大乱。人挤人，人踩人，尖叫声，吆喝声，响成一片。
早在十五年以前，当他成为这个“效力之国”的第一任总统时，警察当局就已经给他换了脑袋，让他忠实地执行警察当局的指令。
那么，谁是真正的敌人？谁是警察当局的幕后指挥人？
题图：华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