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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着灿烂的晚霞。现在出来则布满了阴云。有时又像那种“丈二和尚”，半天摸不着头脑。坐在办公桌前长舒一口气，发半天呆，嗒然若失。可以想得来，他对老局长对他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百思不得其解。老局长待人的态度原本就有点捉摸不透。有时他对你很热情，有时不很热情，有时则很不热情，甚至很冷淡。他冷淡你的方式有许多。首先是不说话，他不仅不主动和你说话，你和他说话时他也不说话，最多用鼻子哼一下，或者干脆连鼻子也懒得使用。这样你就会局促不安起来，自个会寻思：我哪句话说错了？哪件事做错了？如果你发现自己并没有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就会再往远处想：最近我有得罪老局长的地方吗？你想破脑子也想不出老局长这是怎么了，又不能问，于是愈发忐忑不安。老局长冷淡你的第二种方式是不看你，就是那种“视若无睹”。问题是他有时候“视”都不“视”你一下，从你进门起他就始终不看你。他从声音里可以听出你是谁，但他就是不看你。那他用手蒙着眼睛？没有，他也没有以手蒙眼睛。那他的眼珠子总得往个地方看啊！他当然往个地方看：他往办公桌的文件上边看，一边看一边还皱着眉头哗哗翻文件。老局长这种“目中无人”的功夫可坚持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以上。就是说，你若坐在他写字台对面的沙发上，他可以在这么长时间对你视而不见，瞧都不瞧你一眼。而你坐十分钟就坐不住了，有那种如坐针毡的感觉。老局长冷淡你的第三种方式是看你——这种方式更厉害！可不是像看李小南那样看你，让温柔的目光像水波一样淹没你。老局长看你的目光里注入了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那种冷空气从气象学的角度讲称作“寒流”。在老局长向你瞥过来那一瞬间，你眼前会觉寒光一闪，当你温热的目光和老局长寒气逼人的目光相遇时，你不禁会打一个哆嗦，仿佛有一把刀子，嗖地向你飞来。这一刀就将你砍得魂不附体，急忙找个借口站起身开溜。
老局长冷遇你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骂人。老局长当然不会骂你。老局长又不是当年被杨志一刀宰了的那个泼皮牛二，怎么会随便骂人呢？但他可以骂文件，骂桌上的茶杯，甚至可以骂办公桌，骂悬在半空中的吊灯。老局长骂哪儿眼珠子往哪儿瞅。可此时你的额头上已浸出细细密密的汗珠。让我感到乐不可支的是，从那天开始，冯富强从老局长办公室出来，常常是满头满脸的汗珠。有一次我见他刚从老局长门里出来，急忙以手背在额上和脸上抹，当时并不是伏天，即使是伏天老局长办公室也不热，因为有空调。那冯富强为什么这么热呢？他抹完后在楼道里甩下一把汗珠。我当时童心大发，竟想跑过去数一数他甩下的汗珠是多少瓣？后来一想，这可不容易数清楚，才作罢。
可以想得来，冯富强将老局长的所有招数都领教了，那段时间他内心里是多么痛苦啊！
这天早晨刚上班，阎局长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进大办公室。他瞧都没瞧眼巴巴望着他的冯富强一眼，径直走到我办公桌前，将文件放我办公桌上对我说：“小鱼，这是省玻管局的一个通知，省局将于近期组织各地市的局长赴欧洲考察学习，你负责与省局联系，按照省局的要求将我出国的手续办理好。”那天阎局长转身离开后，我发现冯富强脸色刷白。瞧着冯富强那副六神无主、如丧考妣的痛苦样儿，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更令我高兴的是，他的这种痛苦是我给他造成的，是我亲自将他置于刀俎、付诸庖厨的。我顿时明白：你要想得到快乐，就应去给别人造成痛苦，这才是那种颠扑不破的真理呢！
譬如袁长印，我突然想起了这个久违的家伙。我才明白，当初他为何要将我捂在枯井里一捂就是十年，原来他是为了自己得到快乐。小时候，孩子们恶作剧，抓一把蚂蚁扔热锅里，然后快乐地伏在锅沿边看。蚂蚁拼命挣扎，很快又不挣扎了——因为它们已被烫死了。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要么做蚂蚁，要么做抓蚂蚁的人。当年在我们袁家沟乡，袁长印就是抓蚂蚁的人。乡里有一所中学，一所中心小学，还有十几所散布在大山褶皱里的村小学。袁长印高兴了，就可以将你从某所村小学“抓”到乡中心小学来。不高兴了则可以将你像从身上摸一个虱子一样，摸出来扔大山深处的褶皱里。在那些像“夹皮沟”一样的深山沟里当一名小学教师，你连死的心都有！尤其是那些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下来的女娃娃，每到晚上，就蒙着头在被窝里抽泣。
除了“调动权”外，袁长印还掌握着“去留权”。当时这些学校里有一半民请教师。袁长印那儿有一份全乡民请教师的名单。对哪个人有不好印象了，就掏出一支红蓝铅笔，用红的一端将这个人的名字一笔勾销，仿佛是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核准死刑似的。那时炭素笔还没有流行开，乡里的干部衬衣口袋里往往插着这样一支削开两头的红蓝铅笔。乡里的那些民请教师当时最怕袁长印“动笔”——尤其怕动红的那一端。袁长印动一下，就得有一个人卷铺盖回家。路遥小说《人生》里的那个高加林，就是这样被一笔勾掉的。因此那些民请教师一见袁长印，无不像现在的冯富强见了阎水拍一样，腿肚子直打哆嗦。据传言，那些青年女教师要从山旮旯儿调到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来，或者从乡上的中学和中心小学调回县里市里去，有点姿色的都得让袁长印“过手”。就像万里长征必须经过六盘山一样，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袁长印就像一个骄横而荒淫的皇帝，乡里的这么多学校都是他的后宫，那些女教师——尤其是有几分颜色的年轻女教师则都是他的妃子。他若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亲昵地揽揽谁的腰肢或拍拍谁的屁股，那是他宠幸你！袁家沟乡的教师那时都晓得，全世界人民都可以得罪，惟独袁长印不可以得罪。和袁长印过不去，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每一个教师到袁家沟后——无论是“公派”的，还是民请的，第一项工作不是玩那一盒粉笔头，而是到袁长印家“拜门子”——就像上海滩当年那些初加入青红帮的小泼皮，先得去拜拜“祖师爷”。当然去拜望袁长印不需要叩头，只要拿些好烟好酒就行了。那时还不时兴送钱，以送烟酒为主。不过烟酒也可以变为钱——袁长印的妻子开着乡上惟一的一家小卖部，以出售名贵烟酒为主。据说袁长印家那座贴着白瓷砖的耀目的二层小洋楼，就是用小卖部所赚利润盖起来的。有两瓶酒竟被反复出售了多次：甲教师从小卖部买走，送给袁长印，袁长印将酒拿到小卖部。乙教师再买走，再送给袁长印。你说有多好玩儿！
我当初分配到袁家沟中学后，一位好心的老师曾悄悄提醒我，快去看看袁长印。我当时想，我一个堂堂的本科大学毕业生，分配到这破山沟原本就够窝囊的了，为啥要去看他？我若分配到国务院，他想来看我恐怕都不容易看得上呢！这就是古往今来那些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包括屈原，这个中国古代很大的知识分子，最终的结果就是投进汨罗江。虽然我们现在包粽子吃时甜在嘴里，可当初屈原投江时却是泪流满面，仰天长啸，苦在心头啊！
我当时那样的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确实可笑——实际情况是我并没有分到国务院。虽然我有同学分到了国务院，但那是两码事。就像我们玻管局，我们局固然出过一任省长，挂在嘴边说说可以，却不能因此奢望玻管局的每一个同志都享有省长一般的待遇。牛望月或者姬飞，出行时也要求车队簇拥，记者随行，警车开道。
所谓“在人屋檐下，不能不低头”，我当时像屈原一样梗着脖子没有低头，后来想低头已来不及了。
这里有个“行规”问题。那些小泼皮当初一入帮即去拜望“老前辈”，说不准多少年后就是个黄金荣或者杜月笙。可入帮以后却去外滩逛去了，或到哪儿狎妓去了，将拜望老前辈这档子事忘了个一干二净，甚至丢到“爪哇国”去，说不准哪天就会被莫名其妙卸去一只胳膊或剁掉两个手指头。
我历经十年艰辛，终于调到了玻管局。从进入这个局的第一天起，我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由一个蚂蚁变为抓蚂蚁的人！为此我不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陶小北、李小南这样两颗鲜桃搁嘴边，却不敢吃，眼睁睁看着别人吃，自己在那儿咽口水。抓蚂蚁的人才有吃鲜桃的资格。在我们玻管局，只有阎水拍局长是那个抓蚂蚁的人，他想把谁抓哪儿就抓哪儿。李小南倒是反抗过，那就把她抓起来扔到那些无人去的旮旯儿里去。啥时不反抗了，再拎回来。
在与冯富强这场斗争中占了上风，使我总结出不少人生的道理。我发现人生有许多门，得一扇扇推开，走进去才会有那种“别有洞天”的感觉。生活中的强者和成功者什么模样？就是一生都在坚定不移地、不停地推开新的人生之门，就这副模样！弱者和失败者就是那些根本就不去推门，或刚推开几扇便懒得再推的人。我在与冯富强斗争中推开的这扇人生之门，是我一生中推开的至为重要的一扇门！这扇门门外写着痛苦，门里写着快乐。走进去就找到了快乐，走不进去就充满了痛苦。冯富强没有走进去，这扇门则成为他一生中的“痛苦门”；鱼在河走了进去，这扇门即成为他人生中的“快乐门”。是的，要想一生不断地快乐下去，就要不断地以自己有力的手掌，推开诸如此类的门——就要不断地给别人、尤其是那些挡你道的人、欲与你抗衡的人制造痛苦！直至将其消灭！
我窃喜，我找到了真理！我欣悦，我找到了真正的人生真谛！那些教科书上所谓的人生真谛，都是骗人的鬼话！见你的鬼去吧，那些害人的教科书！
我仿佛已听到“真理”纷至沓来奔我赴我的脚步声，李小南、小柳等姣好的面容像影视画面一般从我眼前掠过。我像那个神行太保戴宗，腿脚生风，疾走如飞；又像逐日的夸父，手舞两条黄蛇，目如闪电，炯炯有神，向前追赶而去！
《背叛》34
柳如眉有一天告诉我，他们局长快要退二线了，退二线前将他们科长提成了副局长，一票当了科长。她现在是惟一的副科长，既管专项资金又管专项指标，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
这天，柳如眉给我打电话，她下午不回家吃饭了，晚上要加班。我知道这妮子又去和一票约会了。这俩家伙现在已快到“浓得化不开”的程度了。
柳如眉与一票情感升温的大体时间，我都能估算个八九不离十。有一天下班回家，柳如眉端着一盆花，她望着那盆花的表情有一种沉醉。我问花是哪儿来的？她说是单位同事送的。我没有再问，我已知道是谁送的了。
我敏锐地捕捉到，我家面临着一个红杏出墙的问题。我必须尽快作出决断：以何种姿态面对这个问题。
应对的方式有多种：扼杀在萌芽之中（跟柳如眉开诚布公谈谈）；御敌于国门之外（跟一票严肃地谈谈）；出示黄牌警告；掏出红牌罚下；或者像武大郎那样，每天黎明即起，晨出暮归，挑着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