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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递小本（她是多么地善解人意啊！）没有关系。从那天开始，她那个小本便变作一根金线，一头拴在我心上，一头扯在她手中。从此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她在何方，都会牵得我心痛！
老板将这份材料在第六天呈报上去，目的就是为了给郑向洋市长留下那种“恰到好处”的良好印象。虽然老板也明白，郑市长永远不会对他“印象”好到哪里去，但只要勤勉一点，谨慎一点，总不至于“坏”到哪里去。好比一个学习很差的学生，明知考不上大学，可还是想去碰碰运气。郑市长若是“考场”，马方向就是那个忐忑不安的考生。
对郑市长来讲，在任何一天拿到这份材料，都不会有第六天拿到心情好。若是第二天拿给他，他皱皱眉头，随手扔到案头一大堆材料上面，转身便跟着像鱼在河一样工于心计的梅如水秘书长到哪儿剪彩去了。待他一周后想到这份材料时，这份材料上面早又摞上了许多份材料。他好不容易找到这份材料，翻了两下便生气了：这个马方向，工作一点也没方向，随便拿一份材料来搪塞我！
如果再晚一点，到第十天才报上去。郑市长看也不看就扔废纸篓里了——因为省上的招商引资会议已经开过了。
只有在第六天拿给郑市长，他才会笑眯眯地端起茶杯喝口茶，认真地翻着材料看起来。
对我来讲，这份材料至关重要，因为这是我打开郑市长心头那把锁的一把金钥匙！
材料组架子一搭起来，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这就是我的过人之处。我总是那么清醒，从未犯过糊涂，这对一个有志青年是多么重要！陶小北曾对我说，我这个人吸引她的是这一点，令她气恼和失望的也是这一点。这话别人也许听不懂，我能听懂。可我听懂也不向她解释，因为我不能解释，也无法解释！我已义无反顾地掉头东去，她却在夕阳西下的地方等着我，我俩怎能重逢？她期待着我解释，期待着我幡然悔悟，像当年那些掉队的士兵一样，追赶她至夕阳西下的地方，然后在灿烂的晚霞中和她忘情地拥吻。可这怎么可能！她欲用她的人生观改造我，就像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改造那些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一样。我当然不能接受她的“改造”，若我接受，那我不成“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了吗？可我不是！我是紫雪市玻璃制品管理局政秘科科长——一颗必将在紫雪政坛冉冉升起并大放异彩的新星！
在我们这个材料组，捉刀的将是我，我说的至关重要就是指这一点。郑向洋市长派秘书参与材料组，只是为说明他对这份材料是多么重视。毛主席当年赴重庆谈判，周总理寸步不离跟着；毛主席返回延安，张治中又亲自送回去。谈判的是毛主席，他们跟着干什么？就像写材料的是我，组织一个“材料组”干什么？答案只有一个——以示重视！
毛主席、周总理、张治中当年水乳交融般“融合”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崇高的政治利益，缔结了“利益共同体”（张治中当时已“身在曹营心在汉”）。而张学良犯傻就在这一点，西安事变后执意要送委座回南京。结果怎么样？如果我们这个材料组是去紫东县写一份揭发郑向洋市长的材料，郑市长会不会派秘书前来参与？即使前来参与，会不会带来几个公安局的同志？就像蒋委员长当年那样，一下飞机就将张学良囚禁起来。
可以这样想，若郑市长第六天翻看材料时，突然有一种惊喜甚至惊奇之感：这份材料写得多么扎实！比梅秘书长的笔法都老辣，比田副秘书长（市政府专门负责起草市长材料的副秘书长）的高度还要高，比水副秘书长的文笔都要精练！若郑市长有了这样的感慨，会不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念头，这份材料是谁写的？正像我们在夏日大街上的人流中走，突然迎面走过一个步态袅娜、身段妖娆的小媳妇。忍不住回头张望：谁家这么个妖娆的小媳妇？向前走两步忍不住再次回头张望：怎么长得有点像戴娆？于是干脆转身追上去，并给别人说：戴娆来了！咱们看看去！
我说的至关重要是指：我就是那个戴娆，市长有可能追上来看我！
因此，为了让郑市长有“惊艳”之感，我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写好这份材料！
重任扛在肩，机会在眼前；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那天早晨，我们这个材料组奔赴紫东县时，一上车我就开始思考材料的切入点和角度。别人则在轻松地观赏景色。当年唐僧师徒一行四人赴西天取经，真正对那些经文虔诚到顶礼膜拜程度的只有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跟着晃悠晃悠去玩的。有趣的是，我们这个材料组一行也是“师徒四人”：老板、鱼在河、李小南、小虎。雷秘书临行前给老板打电话，他有事晚来几天，让我们先把材料“弄出个模样来”。仿佛我们是结伴去紫东县生一个孩子——只有孩子一生出来才有“模样”，材料什么“模样”？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老板和李小南坐后边。老板那天心情特别好，我虽然看不到老板的面庞，但我能感觉到，老板的好心情早已化作了一缕春风，向左就轻轻吹拂到李小南脸上，向前又吹拂在我的后脑勺上。
老板开始跟我说话。这样我就无法再去思考那份材料的切入点，只能思考和老板说话的角度。我和老板配合十分默契。老板若是一条小狗，不停地冲我汪汪叫；我就是那个带狗的孩子，耐心地捋着他光滑的毛。老板总是站得很高，由高处往下说；而我则总是站得很低，由低处往上说。老板若是一股强有力的水，从屋檐上飞溅而下，我就是一个拎着水桶的孩子，一边擦着脸上的水花，一边让那股水准确无误地注入我拎着的水桶里。那股从屋檐上流下来的水，既不是黄果树瀑布，也不是壶口瀑布，但我却对老板说，我看到了“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壮观景象。为证明所言不谬，我一直仰着脑袋，用这种“形体语言”告诉老板，我真的已“疑是银河落九天”。
我全神贯注凝望着水势的大小强弱。若那股水像小孩子刚解开裤带一样，较着劲儿刷地射出来，我便赶忙将小水桶向远处挪一挪；若那股水像那些患有前列腺炎症的老年人撒尿一样，我就赶忙将水桶向近处移一移。我的职责就是让尿水准确无误地落在水桶里，而不是溅到外边的青石板上。接完一桶赶紧倒掉再接一桶。
我这样仰着脑袋，脖子当然会发酸。但发酸我就能低下脑袋吗？为了配合老板讲话，我时不时得将脑袋像电风扇那样转过去，冲老板笑着、点着头，及时地认可他的某个观点，并表现出深有所悟的样子。有时甚至觉得醍醐灌顶——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有时我还得进行一番深思熟虑，然后表现出似有所悟的样子，可又吃不准，不知自己揣摩得对不对？离真理还有多远？或者干脆就是谬误。于是再将“电风扇”转过去，像小学生向老师请教一般，将这种疑惑向老板提出来。老板当然会耐心地露出那种“智者的微笑”，向我传道授业，释疑解惑。
“电风扇”转得久了，就像那个小孩子脖子仰得久了，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可不舒服就能不转吗？不仰吗？小虎开了多少年车，总是跑那些跑过多少次的路，他心里就很舒服吗？不舒服他就能不跑吗？恰恰相反，小虎总是跑得那么稳当、欢实。他将双手握在方向盘上，双目专注地凝视前方，车开得快捷而平稳。坐小虎的车，就像搂着心爱的女人睡觉一样，那种感觉简直妙不可言。而坐小牛的车，感觉则完全不同。这小子将车开得忽快忽慢，有时又突然来个急刹车。就像搂着一个河东狮吼般的悍妇，不是这儿踹你一脚，就是那儿踹你一脚，转过身去时还会抵你一屁股。
局里这几个驾驶员，我最看重的是小虎。不多说话，善于察言观色。
脑子好使，是个人精。几个驾驶员中，只有他是个“可造之才”。
人的社会地位常常与其职业相关联。不同的年代，职业的位置高低反差挺大。七十年代，像小虎小马小牛小唐这样的驾驶员，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是很高的。当时有一句话：方向盘一转，给个县长不干。到九十年代，律师这个职业牛逼起来，据说可与县长媲美。紫雪市有一对双胞胎，因生得漂亮，人称姊妹花，追求者众。后姐姐嫁给县长，妹妹嫁给律师。妹妹常到姐姐家玩。某日，县长就像酒醉后签发文件签错那样，不小心弄错与妹妹做了爱。妹妹自此去姐姐家更勤了。后来失口对一闺中密友说：还说律师顶个县长！县长做爱都像在台上讲话一样，站在那里挺得笔直，连“讲”几个小时都不累，底气足，后劲大，节奏掌握得多好！可律师伏在身上，没讲几句就被法官“驳回”了。律师对妻子红杏出墙有所耳闻，常在家中喝闷酒。一日，一记者朋友来访，见他情绪低落，问他缘何烦恼？律师叹曰：虽然我妻子的所有权属于我，可使用权却属于县长！记者为律师朋友抱不平，心想：这姐儿俩又不是国有资产，他县长怎能想占有谁就占有谁。回家后仍不能释怀，和妻子说起此事，最后忿忿地挥挥手说：如果我是律师，我就和她离婚！《三国演义》里刘备对关羽讲，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既然是衣服，想脱就脱，有什么大不了的！记者只是一个地市报的小记者，所在部门又是最无油水的副刊部，而妻子却在电力局，一月的收入是记者的五倍还要多一点，对记者向来像美国对其他国家那样，指手画脚，颐指气使。记者则像那些须臾离不开美国经援的弱小国家一样，在妻子面前惯小伏底，曲意逢迎。妻子听他这么说，勃然作色，将纤细的手指像一支圆珠笔一样指过来，怒曰：你给我再说一次！记者忙赔笑说：你别急嘛！我话还没说完呢——我是说女人是裤子，怎么能随便脱呢！
那天在车上，我将县长——律师——记者这一串故事讲给老板听，老板抚掌大笑，乐得合不拢嘴。老板平时一上车便垂下脑袋打瞌睡，可那天却说了一路话，就像运动员偷偷注射了兴奋剂一样，跑起来比平日快得多！他谈了很多个话题。展望了我们玻管事业未来的美好前景，回顾了玻管事业伴随共和国脚步发展壮大的历史，兼及了那位后任省长的老局长的若干个人趣事。同时还掐指算出省长是我们玻管局第五任局长，他是第十三任。老局长（指省长）特别幽默，尤其善于抓住要害化解矛盾。五六十年代，我们玻管系统有大量全国各地分配来的大学生，仅清华毕业的就有三个。有从北京来的，有从上海来的，有从省城来的，还有从广州、杭州和大连等地来的。有一个上海来的女大学生与一个北京来的男大学生闹开了意见。闹意见的原因现在听起来当然有点儿匪夷所思：当时一玻正在建设一条新的生产线，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局机关的很多人都报名参加了，这两个大学生自然也不例外。正是冬天，寒风凛冽。这天，建设工地出了点问题，必须有人像铁人王进喜那样跳进冰冷的水池子里去。见已有几个人跳了进去，女大学生纵身一跃，却没有跳进去。为什么？男大学生将她后襟扯住了。女大学生甩开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