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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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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警方人员还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搜查时，一拨拨人流越过乔尔斯江大桥，从波士顿涌向剑桥，又从剑桥的各个方向涌向哈佛大学，其中有几天前无端遭到警方骚扰的爱尔兰移民，也有长期以来视医学院为邪恶的周遭居民，更多的，则是对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贵族们心怀嫉恨的小市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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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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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警方人员还在韦斯特教授的实验室里搜查时，一拨拨人流越过乔尔斯江大桥，从波士顿涌向剑桥，又从剑桥的各个方向涌向哈佛大学，其中有几天前无端遭到警方骚扰的爱尔兰移民，也有长期以来视医学院为邪恶的周遭居民，更多的，则是对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贵族们心怀嫉恨的小市民们。
据不少史学家的评论，本案是“19世纪最富戏剧性的案例”。
如果将本案比做一部戏剧，其中的主要人物就有三个：约翰·崴特·韦斯特、乔治·派克曼和伊弗任·利托菲尔德。
56岁的约翰·韦斯特和59岁的乔治·派克曼是老相识了，他们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40年前的19世纪初叶，两个人同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念书的时候。乔治毕业于1809年，约翰稍后，1811年。到本案发生的1849年，乔治已经不做学问了，改行搞房地产投资和放高利贷，但因他早就有了一个博士的头衔，而这个头衔又是终身的，所以人们还管他叫“派克曼博士”。约翰仍在哈佛医学院，他在那里做了25年的化学教授，所以被尊为“韦斯特教授”。
博士细高个儿，体格硕健，高颧骨，尖下巴，讲话底气十足，嗓门很响，咄咄逼人，处处透出商人的精明和刻薄。教授正相反，矮矮的，胖胖的，“一双小眼睛在近视眼镜片后面和善地闪动”，颇具读书人的诚实与厚道，甚或迂腐。
博士很富，可谓腰缠万贯，是哈佛大学医学院财大气粗的捐助人。据波士顿萨伏克地区有关部门的不动产资料记载，仅1848年一年，乔治·派克曼经手的房地产贷款就有111项。
教授很穷，只靠一年1900美元的薪俸养家糊口。说“穷”其实不确切，但为了维持一家五口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从大约8年前开始，约翰便不断地向乔治借贷。到1849年的11月，其债务已累计高达2432美元。有后人计算过，要是搁在20世纪90年代，这笔钱就相当于16万美元还多。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也由往昔的同学同事，日渐演变为债权人和债务人。
然而，到了1849年11月23日这一天，韦斯特教授和派克曼博士的关系又发生了急转直下的突变，也可以说，永远地结束了。
这天上午的8点到9点之间，派克曼府上的男仆帕迪克·麦戈万替主人迎进了一位客人。帕迪克后来对警方说，他记不得这位客人的模样，只听见派克曼博士和客人相约在同一天的下午1点半见面。
9点30分，乔治·派克曼到了他姐姐在勃朵茵广场附近的住宅，然后和他的姐夫、也是他的生意合伙人罗伯特·高尔德·肖一起去了施达特街的商务银行。派克曼博士和肖先生的关系非同一般，两家人实际上是亲上做亲，因为博士父亲的原配夫人也姓肖。从银行办完事出来大约10点左右。两个人分手之前，派克曼博士没有告诉肖先生他去哪儿。
下午1点刚过，博士走进离哈佛医学院不远的保罗·荷兰食品店，让荷兰先生往派克曼府上送6磅奶油和一桶32磅装的糖。派克曼博士临离开时交给保罗·荷兰一只棕色纸袋，那是他在昆瑟市场替他生病的女儿荷莉艾买的玻璃莴菜。100多年前，玻璃莴菜属于非常娇嫩的品种，不宜长时间携带。博士请荷兰先生把纸袋收好了，说他“过几分钟就回来”取。
然后，1点半至2点之间，有两个小男孩看见派克曼博士朝哈佛医学院的方向走去。
那天晚上，乔治·派克曼博士一夜没有回家，并从此再没有回家。派克曼家住在培根山庄，一幢红砖的四层巨宅，与哈佛医学院相隔不过半英里。
第二天，波士顿各报登出一则《寻人启事》：
特告
乔治·派克曼，医学博士，高尚正派的波士顿市民，于11月23日星期五中午12点至1点之间，离开其在核桃街8号的住所，前往某处赴一商务会晤，至今未归。后于同日下午5时左右，被看见在本埠城南华盛顿路或其附近与人交谈。
特悬赏征集任何与之相关并能导致发现其本人的线索。切望知情者火速与警方联系。
第四天，11月26日，罗伯特·肖以他个人的名义给出了赏金的具体数额，“一个令人晕眩、令人怦然心动的价码”——3000美元，并在同时发布的另一则启事中称，乔治·派克曼有“可能因某种突发性的心理病变而离家出走”。这单启事不仅出现于所有报端，并且劳师动众地由警方出面在全市各地张贴28万份。
又过了两天，派克曼家族在第三张启事中另封1000美元，专赏发现派克曼博士尸体者。也就是说，他们开始考虑博士死亡的可能性了。
失踪者的身份和赏金的数额顿时轰动了整个波士顿。
就在本案发生前不久，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曾对波士顿作过这样的描述：
波士顿，那里的房子光鲜而华丽——砖是那样的红——石头是那样的白——沿街毗连的宅门上，门环和门牌都是那样无与伦比的明亮和闪烁——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实际上，狄更斯先生描述的房子只是在波士顿城西、著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麻省是马萨诸塞州的另一种中文译法）所在的那片英文名字也叫做“剑桥（Cambridge）”的区域。这一带居住着波士顿的文人雅士们，一群既有钱亦有权的社会名流和精英。他们塑造着波士顿，操纵着波士顿，主宰着波士顿，他们是波士顿的形象，也是这座城市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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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肢之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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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韦斯特和乔治·派克曼都同属于这个上流社会的圈子。只不过，派克曼博士经常出入的是“上流中的上流”——位于培根山庄的“培根俱乐部”；而韦斯特教授夫妇光顾的则多是些同事和朋友家举行的派对或宴会。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和美国各地所有的上流社会成员一样，过着优裕、舒适而尊贵的日子，活得体面、自在而自信。但是波士顿的上流社会却有其与众不同之处——至少他们的成员自以为如是——他们崇尚文化、智慧和教育，自誉是“美国社会最纯洁的道德净土”。他们还有许许多多值得骄傲的资本——由他们创办的闻名于世的大学，由他们倡导的各项社会改革，诸如解放奴隶，争取妇女权利，以及自我修养和禁欲，包括后来的“禁酒运动”，这又使他们获得了“现代文明之先驱”的美名。他们喜欢把自己的城市称为“合众国的摇篮”（18世纪下半叶，美国民众抗击英国殖民者的第一枪是在波士顿打响——笔者注）、“宇宙的思想中心”、“美国的雅典”。
然而，在1845年前后，波士顿冠冕堂皇的外表产生了很深的裂缝，或者说，“美丽华贵的脸庞上被人生生地留下了一道伤口”。随着大批爱尔兰移民的进入，波士顿开始出现贫民窟，出现乞丐和妓女，出现疾病和瘟疫，出现暴力和犯罪。截至1849年，在波士顿定居的爱尔兰移民多达3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将近四成。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两个数字，1849年，全市出生的5031名婴儿中有2450人是爱尔兰后裔，而当时的监狱中有半数以上的囚犯来自爱尔兰。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前一个月，一场在爱尔兰移民聚居区肆虐一年的流行性霍乱刚刚结束，1300多名丧生者全是爱尔兰人。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波士顿城西上流社会沙龙里的人们开始忧心忡忡、神色惶恐地讨论移民，讨论贫困，讨论那些难以驾驭的“低劣人种”，以及自己的城市所面临的紧张局势和潜在的危机。他们惊呼“美国的雅典正在变成美国的都柏林（爱尔兰首都——笔者注）”，大有世风日下，城将不城之势。
所以，1849年11月23日，当“高尚正派的”“医学博士”乔治·派克曼在波士顿的大街上莫名其妙地消失时，这座已经开始动摇的城市便感受到了难于估量的震撼。
据波士顿市警察总署署长富朗西斯·图克对报界的说法，他首先指示西区的警察们在哈佛大学一带“尽可能不声张地”了解了情况，然后率员直奔爱尔兰区。以前办案总是这样，但凡有事就到爱尔兰人的贫民窟里抓几只“替罪羊”，因为波士顿的贵族们对警方职责的第一条定义便是，“看住那些不懂规矩的下等人”。但是这一次，他们什么也没抓着。
紧接着，图克署长和探长德拉斯塔·柯拉普又指挥着他们的人马搜查了派克曼博士名下的全部仓库、地下室等，以及无数的公共下水道，甚至潜入了波士顿港湾和流经城西的乔尔斯江段水下。“我们搜遍了城里城外。”图克署长说，“以哈佛大学为圆心，半径40到60英里的所有地带，郊区和海岸线上的每一座城镇，科德角两侧。我们搜遍了陆地、水域及水下。”但乔治·派克曼博士还是不肯露面。
这时，社会上有谣言流传，说派克曼博士失踪的秘密就在最后有人看见他活着的地方——哈佛大学医学院内。于是，警察们重返剑桥，遍查包括地下室和约翰·韦斯特教授的化学实验室在内的医学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楼板，但仍是两手空空，无功而归。
当年的哈佛医学院是一幢耸立于乔尔斯江畔的两层楼房——也可说是三层，如果算上不足四英尺（约合12米）高的地下室——与马萨诸塞总医院毗邻。楼房的一半建在沙滩上，底座悬空，仅靠几十根巨大的木桩支撑着。这样，当大西洋涨潮的时候，泛起的江水便能将楼底浅滩上的淤泥冲刷干净，也捎带冲走从实验室废料口和排污管道扔出的垃圾。医学院的解剖实验室和韦斯特教授的化学实验室被安排在楼里紧靠乔尔斯江的一面，以便江风带走实验室逸出的气味和废气。
在波士顿的市民中，哈佛医学院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地方。一方面，哈佛的学者们以及其他上流社会的志士仁人们很为医学院所取得的成就、为医学对波士顿作出的贡献而感到骄傲。然而，在一般民众的眼里，那栋楼房却是一个“肮脏的、充斥着恶臭和腐尸味的地方”。在大街小巷的传言中，哈佛医学院的“每一间屋子里都摆放着死尸，任由那些对上帝毫无敬畏之意的教授和学生们切割、肢解，而后再将残肢断躯，甚至整个尸体抛入江中”。住在邻近的大人们告诫他们的孩子尽可能远离哈佛医学院，因为那栋楼房与墓地鬼宅无异，是“异端、不祥和凶险”的象征。
据约翰·韦斯特教授自己说，他是在11月24日，星期六，从晚报上读到乔治·派克曼博士失踪的消息，并于次日去了博士的哥哥弗然斯·派克曼神甫府上，告诉他自己和派克曼博士在星期五见过一面。教授说，那天早上，他先到派克曼博士家中和他约好了时间，然后下午1点下课之后，便在实验室里恭候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