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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波士顿，简恩·希莱曼开始埋头准备庭审第二阶段的“医学论证”。两万多页的各种医学和科学文献、报告等等，几万页的个人病案和体检结果，十几位原告，还有二十多位即将出庭的专家证人……相形之下，第一阶段四个月左右的庭审不过是法学院的课堂演习。
詹蒙·戈登每天都接到债主们带有威逼口气的电话和信件。昨天，电力公司派人来断电。詹蒙赶紧让秘书将来人好吃好喝地招待着，自己出去兜了一圈。一小时后，带回一张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的支票。事务所的计算机系统虽然还在，但是大家都知道，债主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找上门来，所以无论做完什么都必须马上存入软盘。最辛苦受累的要算一向任劳任怨的凯文·康威，自从辞掉了清洁工，他每天下班后都要吸完地才离开。
说起凯文，还有一件尴尬事。他家住在郊区，但是已经很久不开车了，为了省下汽油费和泊车费。那天早晨，凯文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妻子只给了他一块七毛五分钱，刚够到波士顿的火车票。这段日子妻子的心情一直不好，在家里骂完这个骂那个。出于习惯，凯文顺手在车站买了一份报纸，等到上了车才发现口袋里只剩下了一块四毛钱。他面红耳赤地向售票员解释、道歉，把名片、驾照等等全都掏出来了，还一再保证第二天一定加倍偿还。
这些从不知“缺钱”为何物的心高气傲的年轻律师们尝够了囊中羞涩的滋味，660万美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增值，都在变得更加诱人。终于有一天，简恩把同事们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他一宿未眠，算是想明白了。不就认个栽吗，何苦要硬拉着哥儿几个跟着他一起受这份罪？常言道，退一步海阔天空。
简恩操起电话，拨通了阿尔伯特·犹斯蒂的专线。“哈啰，阿尔伯特，”简恩屁股一扭，将大班椅转向落地窗，把后背留给众人。“我很好。我只是想知道……对……对。”简恩哼哼哈哈地听了好一阵，“看来你们进展不错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们已经收回了报价？……当然，当然，你们绝对有权利这样做。”
简恩放下电话，两手一摊：“没戏了。他说迈克·凯顿跑了几趟沃伯恩，打听到罗伦·加马齐从1974年开始一直喝的是超市买来的瓶装水。还有嘉洛德·奥费诺，他的死因确实是伤寒。”
又有两名患者从W·R·格拉斯公司的赔偿名单上去除了。
一晃到了9月5日，瓦尔特·司肯纳法官召见律师们的日子。这是一个星期五的午后。迈克·凯顿呈上一份新的动议，以种种理由要求对W·R·格拉斯公司的第一阶段重新开庭审理。法官与被告方的律师们你来我往唇枪舌剑地斗了三个多小时，便到了快下班的钟点。司肯纳法官说容他把这个问题再好好想一想，争取在下周内做出决断。这才转向原告席，问简恩·希莱曼有什么要说的。
“我这儿有一件新的证据需要请诸位过目。”简恩拿出一份1975年W·R·格拉斯总部给食品机械厂下达的文件，禁止该厂继续使用TCE。“文件上说TCE会导致癌症。”
“使人致癌？”法官问。
“是的，法官大人，所以他们明文禁止继续使用。”
“但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学结论都只来自动物试验，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TCE会使人类致癌。”
“但是至少W·R·格拉斯总部认为TCE会使人类致癌，否则他们没有必要下达这样的文件，你说呢，法官大人？请看这段，‘致癌物（Carcinogen）将会导致癌症……’”
这本来应该是在第二阶段的庭审中需要证明的问题，也是W·R·格拉斯认为原告方不可能证明的问题，但是他们自己在十多年以前就已经承认了。
几天后，阿尔伯特·犹斯蒂电告简恩，W·R·格拉斯公司愿向沃伯恩的每户原告家庭赔偿100万美元，一共是800万美元，条件是，不可将赔款的数额公之于众。
简恩在电话上和阿尔伯特谈了很久，放下电话后他对凯文和詹蒙说，听上去W·R·格拉斯也不愿意继续打官司，好像他们也在担心着什么。
后来，迈克·凯顿在私下里就“保密”的条件跟简恩解释说，阿尔伯特的意思，一是如此“巨额”的赔偿就相当于当众认错，W·R·格拉斯这样的大公司丢不起这个脸。上次陪审团的裁决尚使W·R·格拉斯的股票跌掉三个点，800万美元的赔款要是传出去，可能就不止是三个点的问题了。二是担心只要开了这个先例，其他的律师们便会去沃伯恩挑唆其他的白血病患者及其家属跟W·R·格拉斯公司没完没了地打官司。
简恩·希莱曼常说：“钱一旦摆在了桌面上，事情就开始变得丑恶了。”
简恩把他的委托人们从沃伯恩请来事务所商谈付款的具体方式。此时，一年前的豪华和富丽已然全无踪影，办公室里的破败和寒碜令人触目惊心。家具和地毯等早已被债主们收走了，律师们只能趴在地板上或椅子上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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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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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恩说，除去联合第一制服厂已经付过的150万美元，用于本案的开销还有260万。事务所决定，将原先合同上写的40％提成降低为28％，即220万。这样，根据W·R·格拉斯的分期付款方案，每户人家现在可拿到375万美元，五年后再拿8万。
当时并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但在开车回沃伯恩的路上，安妮·安德森对冬娜·卡能抱怨说简恩的个人提成太多了。
“我倒是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冬娜说，“所有的工作都是他做的，我们只是去开开会而已。”
“但他并没有失去孩子！”安妮说。
安妮对简恩的不满越来越多。她说简恩跟他们说话的口气就好像老师在跟孩子们说话。她说若不是她的多方努力和四处奔波，根本就不会有沃伯恩案，而简恩却处处排挤她，不让她参与重要的决策。每当他们产生分歧时，简恩总是说：“相信我，安妮，相信我。”安妮还说，她所做的这一切本来并不是为了钱，只是想要讨个说法，但是既然简恩那么在乎钱，她也应该在乎。安妮越来越相信，简恩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关心过他们，他只是想利用他们和他们的痛苦来捞取资本，实现自己的野心，为自己赚得财富和声望。
安妮开始到各家游说。她对简恩的个人提成倒讲不出什么，因为有白纸黑字的合同摆在那里。令她生疑的是那几百万的花费。当安妮和佐纳夫妇——安妮能找到的唯一同盟军——向简恩提出这个问题时，简恩建议他们请一位会计师稽查账目。
会计师核对了上千张发票、收据等等，发现其中的某些复印费、加班费和利息可能会有出入（在最后的一个月里，所有银行贷款和信用卡欠款的利息加起来，高达每天上万美元）。会计师最后算出了大约8万美元的差额。简恩马上掏出支票本，说不用复查了，这些账他全认。
但是除了安妮和佐纳夫妇，其他的六家人都坚决不收简恩的支票。
詹蒙·戈登还清了事务所欠下的所有债务，给律师公益协会寄去了他们的份额，从毕特大叔那儿取回了众人的房契、车契、人寿保险等等，办公设备和用品也陆陆续续地讨回来了。圣诞节的时候，凯文·康威给妻子买了一件貂皮大衣和一台家用摄像机。各人的生活和工作都开始走回正轨。
简恩·希莱曼也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但账面上只剩下了不足三万美元，还不够赎回他的保时捷跑车。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场大病初愈，浑身上下懒懒的，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遂告了一段长假，去夏威夷玩了一个冬天。
回到波士顿，简恩和凯文联手办过一桩误诊案，他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东奔西跑，结果还是输掉了。简恩开始跟人说，他发现自己不适合做律师。这并不像他父亲想象的那样，只要有很好的口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别人就行。回想当年守着电视机看水门事件的国会听证时，法庭在自己的心目中曾经是多么神圣庄严的殿堂。但直到身入其境后才发现，那里面也会有卑鄙的伎俩和险恶的阴谋。
伎俩是有的，凯文好脾气地说，但未必真会有什么阴谋。凯文劝简恩赶紧成个家，他说单身汉固然是自由，但也缺了动力。你要是像我这样有老婆孩子要养，就不会生出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了。
简恩说他的女朋友刚刚搬出去。
凯文说那就是了。
简恩仍然每天乘公共汽车到事务所上班，但他什么案子也不接，只是东游西逛，或无精打采地坐在那里发呆。沃伯恩案过去一年后，9月的一天，詹蒙·戈登从国家环保署波士顿地区办公室办完事回来，把一叠文件扔在简恩的桌子上，问：“你当时见过这份东西吗？”
简恩顿时两眼发光，如同一只饿狼发现了猎物。他一把抓过那份材料，只见扉页上写着《J·J·瑞勒皮革厂水文地质调查报告》，底下的署名是扬基环境工程公司，日期：1983年。
那年秋天，应杰克·瑞勒之聘，扬基公司的工程师们在皮革厂的15公顷空地上钻了六眼试验井，他们的发现和乔治·平德尔教授一样，流经皮革厂的地下水通过河底那片疏松的地层，进入了G、H二井。文中还提到，在15公顷靠近厂房的地方，有几堆“形同泥炭的黑色垃圾”，很像是约翰·佐宾斯基博士在那里采集到的Z样品，一种被化学溶剂严重污染的土壤和垃圾的混合物。
10月，简恩向法官瓦尔特·司肯纳提交了《要求调查比却斯集团及其辩护律师扣留隐瞒沃伯恩案关键证据的动议》。司肯纳法官似乎很不愿意再见到简恩和他的沃伯恩案，只花了一天的时间传杰罗·费歇尔到庭。
杰罗说，不错，他确曾看到过这份扬基公司的报告，那是在一次“摸底会”之前，杰克·瑞勒的私人律师玛丽·莱茵给他看的。他当时匆匆翻了一下，一共也就一两分钟吧，觉得没什么要紧的，就顺手交还给了玛丽。
简恩要求传唤玛丽·莱茵出庭作证，被司肯纳法官拒绝。理由是，这份文件并不能在实质上改变陪审团做出的裁决，因为陪审团已经在法庭上通过别的途径了解到了与该文件相似的内容。而且，简恩本人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庭审之前，杰罗曾两次提出延期开庭，以便有更多的时间做准备，是简恩一而再，再而三，坚持要求庭审如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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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故事（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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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恩不服，将案子递到上诉法庭，说他怀疑被告方可能扣留了更多的证据。若果真如此，则整个沃伯恩案应该推倒重来。
一直等到1988年12月7日，上诉法庭才做出裁决。文件长达54页，大意是说，司肯纳法官在断案时确实有滥用职权，独断专行，且敷衍了事，偏袒一方之嫌，现责成该法官重新听证。
“该法官？”简恩彻底失望了。在大部分类似的情形下，案子是应该移交别的法官经办的。经过几个痛苦的不眠之夜，简恩决定亲赴沃伯恩现场重新调查。
“去现场？”詹蒙·戈登说，“你自己连车都没有。”
简恩不仅没有车，在过去的两年里，因为他无所事事，只靠别人结案的红包度日，先是被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