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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不会相信莱尔和艾瑞克编派的那些关于蒙纳戴兹家庭内部的虐待和骚扰的“无稽之谈”，也不会相信被告方专家证人们的证词。帕梅·伯詹尼契的“麻痹轻敌”构成了公诉方策略上的一个严重失误。
被告方的再听证或反驳性听证，非常简短。第一位证人威廉·费卡立博士说，1990年6月，他第一次见到狱中的艾瑞克时，艾瑞克便向他讲述了多年来在家里遭受到的种种虐待。艾瑞克甚至说他“喜欢监狱”，因为“他一生之中第一次感受到了没有压力的轻松”。
第二位证人是马克·霍飞南。他出庭反驳公诉方证人、电工格兰特·瓦尔克说，1989年夏天，他是蒙纳戴兹兄弟俩的网球教练，但在那年的8月19日下午，他并没有和莱尔一起在蒙纳戴兹家的后院打网球。事实上，那天是蒙纳戴兹全家在太平洋上捕鲸的日子。
1993年12月，法庭中的观众和社会上关心此案的人们终于等到了双方的总结性发言。
代表莱尔的被告方辩护律师迈科·波特首先分析了谋杀案发生前蒙纳戴兹兄弟的心理状态，指出那是在“经历了多年的骚扰和虐待后而形成的一种恐惧和惊慌”的心态。1989年8月20日夜晚，莱尔像一个“不会思考的机器人”，驱使他扣动扳机的是他的“本能”，而不是什么经过周密安排的计划。
公诉方的帕梅·伯詹尼契则对陪审员们说：“这并不是一桩很复杂的案子。两个人正在看电视，被他们的儿子们杀死了。”案发之前，两名凶犯曾专程去圣地亚哥购买凶器等，这大概不是用“本能”或“机器人”就能解释的。在心理医生季罗米·奥泽尔博士提供的录音磁带上，莱尔说，他们兄弟俩事先曾争论了很久艾瑞克可不可以不参与谋杀，因为他没有那个胆量，但莱尔坚持说他一个人干不了。显然，这起血腥的谋杀案并非被告方所描述的“一时冲动”的结果。
莱尔的主辩律师姬儿·蓝森告诉法庭，这桩谋杀案并不是孤立的，整个事件的“渊源应追溯到被告们自童年时期就开始遭受到的骚扰和虐待”。
帕梅·伯詹尼契则反驳道：“在这个国家里，有那么多曾经遭受过虐待的孩子们后来都成为了社会的有用之材。相比之下，生长于富贵温柔乡的蒙纳戴兹兄弟不能不说是一对魔鬼。”“这两个被宠坏了的、堕落的、骄奢淫逸的公子哥儿杀害了他们的父母，再用父母的金钱为自己买来了最好的辩护。”
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的总结性发言持续了三天，她在逐一驳斥了公诉方证人们的证词之后说：“没有证据证明艾瑞克在本案中曾置人于死地。”“他不应该为莱尔陪缚杀场。”
24名陪审员离庭审议之前，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向他们解释道，关于本案的裁决可以是以下三种选择之一：一级或预谋杀人罪、二级或故意杀人罪，以及过失杀人罪。鉴于被告人业已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本案中不存在“无罪”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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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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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1月13日，经过了16天的审议，艾瑞克·蒙纳戴兹的陪审团向法庭送回了“无法裁决”的结论。因为法庭辩论的结果使陪审员中产生了意见分歧，而难以断定被告席上的年轻人究竟是谋财害命的凶手，还是暴戾父母的受害者。这即是所谓的“悬置陪审团（HungJury）”或“悬置裁决”——审判因陪审团不能作出一致的决定而悬而不决。
又过了12天，约瑟夫·莱尔·蒙纳戴兹的陪审团也作出了同样的结论。
至此，历时8个多月的审判宣告结束。
又过了一年多，1995年8月，霍塞…凯蒂·蒙纳戴兹双命谋杀案的第二次审判开庭。法官斯坦利·维思伯格裁定，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将作为联合被告同庭受审，这就意味着，只有一个12人的陪审团。
挑选陪审团那天是8月21日，刚过了霍塞和凯蒂的六周年忌日。
此时的蒙纳戴兹家已是千金散尽、名存实亡。开庭之前，洛杉矶地区高级法院宣布，莱尔和艾瑞克·蒙纳戴兹目前的经济状况已使他们可以享受政府为贫穷者提供的公设辩护人。法院指派给莱尔的两名律师是查尔斯·盖施勒和泰利·陶尔瑞。艾瑞克的原律师蕾丝丽·阿然逊仍愿意继续为她的委托人辩护，但这次她和其他公设辩护人一样，只领取政府发给的“微薄俸禄”，与第一次庭审时收取的75万美元律师费相比，其差别之悬殊自不待言。蕾丝丽的新助理叫巴瑞·莱文。
自第一次庭审以来，案情又有了一些新的进展。确切地说，又出现了一些于公诉方有利的证据。一是在谋杀案的第二天，莱尔和艾瑞克曾将已故父母的保险柜搬到一位律师家里，试图从中寻找蒙纳戴兹夫妇的遗嘱。其次是1991年7月，莱尔写信给艾瑞克的一位同学阿米尔·埃蓝密尼，要求他出庭为兄弟俩作伪证。此外，莱尔还曾指使他的女朋友婕米·彼莎西去图书馆查阅有关被虐子女犯罪、特别是杀害父母后被法庭无罪开释的案例。
基于上述情况，公诉方重新提出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终于使整个案子的重点转出了第一次庭审的基调——“来自父母的长期虐待和骚扰导致了家庭悲剧”。
实际上，在上一次审理结束之后，不少司法界及新闻界人士就公诉方的失利展开了种种的分析和探讨，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被告方抓住“虐待和骚扰”的题目大做文章，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连续传唤若干证人，对这个话题反复渲染一再强调。而公诉方只有招架的份儿，结果被被告方牵着鼻子走，以至于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在法庭上受到审判的不是两名案犯，而是他们的父母——两位被害者。
由于这个原因，第一次庭审结束后，洛杉矶地区检察长办公室立即撤换了两名公诉人，代之以戴伟·康恩，助理检察长兼大案组组长和卡茹·那叶拉。
第二次庭审的开场发言始于1995年10月11日，首席公诉人戴伟·康恩首先在法庭上展示了谋杀现场和尸检的照片，然后向陪审团陈述了蒙纳戴兹兄弟在杀害父母之后，马上从现场搬走保险柜的事实，指出蒙纳戴兹夫妇尚尸骨未寒，莱尔和艾瑞克便迫不及待地企图染指父母的财产，从而奠定了“谋财害命”的基调和主题。
艾瑞克的辩护律师蕾丝丽·阿然逊仍坚持她两年前的观点，认为兄弟俩“出于本能”地向父母开枪，是因为他们深信，为阻止“家丑外扬”，霍塞和凯蒂迟早会对他们下手。蕾丝丽告诉陪审团：“我们将向你们证明，由于多年来所受到的虐待、骚扰、折磨、摧残和恫吓，艾瑞克已变得如同一只惊弓之鸟，无时无刻不处于惊慌与恐惧之中。”
代表莱尔的查尔斯·盖施勒说，霍塞和凯蒂对两个儿子控制之严，已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他们似乎具有某种超自然的功能或力量，能监视兄弟俩的一举一动。查尔斯指出，“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作案动机根本就不能成立，因为莱尔和艾瑞克以为，“霍塞已经在新的遗嘱中和他们脱离了父子关系”。
公诉方以三盘录音盒带开始了他们的听证。
第一盘，谋杀案发生后一个月，巴维列山庄警署办案人员与莱尔和艾瑞克的谈话。陪审员们不仅听到了两名被告对警方撒谎，还听到兄弟俩反复向警方保证，他们和父母一直相处得很好，从来就没有什么纠葛和冲突。
第二盘，莱尔和艾瑞克对季罗米·奥泽尔医生承认他们杀害了父母。
第三盘，莱尔在1989年8月20日半夜拨打的911电话。
公诉方的证人中有一位名叫克拉拉·崴特的女士，她的丈夫曾是当年霍塞聘请的遗嘱律师。克拉拉告诉法庭，1989年8月21日，蒙纳戴兹兄弟把家里的保险柜搬到崴特家。8月22日，崴特先生当着兄弟俩和他们的姑父卡罗斯·巴拉特、舅父布莱恩·安德逊打开了保险柜，里面空无一物。
第一次庭审时，凯蒂娘家安德逊家族的代表为公诉方出庭作证。这一次，连蒙纳戴兹家族也站到了莱尔和艾瑞克的对立面。霍塞的姐夫，也是霍塞的生死至交卡罗斯·巴拉特在证人席上说，他和其他蒙纳戴兹家族成员在谋杀案发生之前从未听说过霍塞和凯蒂对他们的两个儿子有过性虐待行为。卡罗斯还说，在案发前两个月，霍塞告诉他准备把莱尔和艾瑞克从他的遗嘱中去掉，因为他对莱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表现非常失望。而艾瑞克，霍塞认为他过于懦弱，缺乏天分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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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父其子（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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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方还向陪审团出示了莱尔于1991年7月写给阿米尔·埃蓝密尼的信。莱尔在信中要求阿米尔出庭作伪证，说蒙纳戴兹兄弟曾试图借用他的手枪。阿米尔·埃蓝密尼是艾瑞克在巴维列山庄中学的同班同学，他的哥哥瑞沙·埃蓝密尼曾是臭名昭著的BBC——亿万富翁公子俱乐部的成员，因谋杀自己的父亲而被判终身监禁。
由于本案的验尸法医鄂文·戈登博士在第一次庭审时不能确定两名被害者的具体枪伤数目，以及被枪击的次序，更由于1995年戈登博士因在O·J·辛普森一案中的验尸失误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公诉方特地聘请了两位私人专家——犯罪现场分析家卢杰·麦卡瑟博士和病理生理学家罗伯特·洛伦兹博士——帮助重构作案过程。
两位专家在法庭上展示了他们所使用的人体模具和电脑模拟结果，说明谋杀开始时，霍塞正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而凯蒂受到的大多数枪伤是当她趴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凯蒂的四肢多处受伤，从子弹射入的角度判断，这是因为在凯蒂试图爬离以躲避凶手的子弹时，案犯朝她的手臂和腿部连续射击所致。根据他们的分析，霍塞和凯蒂中弹的数目分别为四弹和九弹。
两位专家也注意到了本案现场“过分屠杀”的特征，但他们的解释是，这是兄弟俩模仿黑社会的作案手法，故意使谋杀看上去更像黑帮所为。这也与他们后来反复向警方强调的“黑帮作案”之说吻合。
麦卡瑟和洛伦兹博士的证词证明，本案确确实实是一起经过精心策划的冷血谋杀案，特别是莱尔以行刑枪决的方式对准他父亲头部所开的那一枪，完全不能用蒙纳戴兹兄弟所自称的“出于本能和恐惧”的“盲目射击”来解释。
两位专家在被告方的交叉取证时承认，他们不曾、也没有可能亲身勘查犯罪现场，或亲自检验被害者尸体。他们所有这些分析和判断仅来自照片、物证和报告等“第二手”资料。
公诉方于11月20日结束了他们的听证。
被告方的听证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他们在前半段集中火力攻击公诉方重构的作案经过。至少有五位专家就此论题出庭作证。与公诉方的结论相反，被告方的专家们认为，在蒙纳戴兹兄弟进入起居室时，霍塞和凯蒂正站在沙发前，与他们的两个儿子面对着面。惊恐之中，艾瑞克开始朝他的父母“盲目射击”，莱尔则是一边在房间里走动一边“胡乱开枪”。只有当莱尔射击他父亲的头部时，霍塞是坐在沙发上的。凯蒂至少在凶杀过程中的某个时刻是站着的，否则无法解释她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