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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记者评论这一段时指出：“且不讲黛安娜自欺欺人，她明知道戴文已经违背了他们作为未婚夫妻的诺言。更令人费解的是，黛安娜似乎从没考虑过向戴文复仇，只一味地要求惩罚亚蒂安。”
几天后，亚蒂安·嘉西卡·琼斯的遗体告别仪式。
戴文·格兰蒙本来是极不情愿去的，但是他躲不掉，琼斯夫人琳达专程到曼斯菲尔德中学邀请了全体教职员工，以及女子足球队和越野长跑队的队员们。
现在，戴文身穿黑色西服，和他的队友们一起站在第一联合卫理公会教堂中靠后的地方。讲台上，死者的父亲比尔·琼斯先生正在发言：“你将永远不可能再设计、塑造、创造或重造出比她更纯洁、更善良、更聪明、更具有献身精神和独立意志、也更美丽的孩子。”琼斯先生背后的墙上，挂着亚蒂安几个星期前刚刚拍摄的那张艺术照。柔和的灯光映照着她柔美的头发，熠熠生辉。亚蒂安面带微笑，显得既俏皮可爱，又楚楚动人。琳达·琼斯悄悄地放大了这张相片，原本是想作为圣诞节礼物给女儿一个惊喜的。没想到，却用在了她的追悼会上。
戴文流泪了。他突然很希望亚蒂安还活着，很希望时光能倒流。“但愿我能够开车送亚蒂安回家，”他在心里默默地说，“自己也回家好好睡一觉。然后在12月3日早晨醒来，让一切重新开始。”
然而，一切都不可能重新开始，因为一切都已经改变了。
在曼斯菲尔德中学，有许多孩子是平生第一次经受同龄人的死亡，他们无论走到哪儿，都能看见亚蒂安的影子。“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谈论着这件事。”一位11年级的女生说。
每一个人，只除了戴文·格兰蒙。当亚蒂安的不少朋友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二知己，相互倾诉和倾听时，戴文保持着沉默。“他只是坐在那儿，”一位同学后来回忆说，“听着别人的议论，自己却很少插言。”孩子们想，戴文一定和他们大家一样悲伤，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不同而已。
一些和亚蒂安比较接近的女孩子则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有人猜测，她也许是因为知道了什么事情才被人杀了的。”爱波儿·格罗曼说，“所以我们想：‘凶手会不会认为她也将秘密告诉了我们，然后再把我们杀掉。’”
“而且好多人都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觉得凶手就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在校园里漫步，在楼道里行走，甚至在同一间教室里上课。”爱波儿补充道。
感觉恐惧的不光是孩子们。自从在自家的牧场上发现了那具尸体，加利·福斯特夜不能寐。福斯特家的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原野草场之间，周围有密林环抱。来过他们家的客人都夸这儿景致好，又幽静，又闲逸。但是现在，这种静谧却令人窒息，仿佛隐伏着杀机。
“我最担心的就是，”加利告诉记者，“万一案犯以为我们看见了什么。这一带方圆几百码只有我们一家，谁要是想对我们下手，简直易如反掌。”
当谈及对本案的看法时，加利说：“这很可能和毒品有关。”得克萨斯州南面与墨西哥接壤的地带，国际贩毒活动十分猖獗，“若果真如此，那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并且，凶手只要杀了一个人，再杀十个八个对他来讲就算不得一回事了。”
其实都用不着有什么风吹草动，单是想一想这些，便会令不少人毛骨悚然。从此不管白天黑夜，福斯特家皆门窗紧闭。福斯特夫妇本来是有枪的，但是加利说：“一旦有情况发生，我恐怕会吓得连那些枪放在哪儿都想不起来了。”
福斯特夫人薇蒂下班较晚，又正值冬季日头短，回到家天已经黑了。就是从下车到家门口的那段不足10英尺的距离，她也不敢一个人走。“总感觉有人在林子里的某个地方盯着我们。”所以薇蒂每次都要等到加利出来接她。
加利自己更是杯弓蛇影。据薇蒂·福斯特说，整整两个星期，每当色登路上传来汽车的声音，她的丈夫无论正在做着什么，都会惊恐万状地一跃而起。而且那段时间，色登路上的车又特别多。人们都想到亚蒂安·琼斯最后倒下的地方亲自凭吊一番。
悼念这位16岁少女的另一个去处是在她的家门口。亚蒂安的房间临街，琳达·琼斯每天照例要到那里打扫收拾，但房间的窗帘却是再也没有放下来过，而且通宵达旦地亮着灯，故而人们可以从外面看见亚蒂安的梳妆台、书架，还有墙上的照片，以及那些极富少女特征的装饰。
在亚蒂安曾经工作过的“金牌炸鸡”餐馆，经理婷娜·多伦说，“亚蒂安是我们的明星店员，她非常风趣，她有本事给她身边每一个人的脸上放上微笑，深得顾客和员工们的喜爱。自从她出事以来，我们的业务也受到了影响，因为店里没有一个人不伤心的，所以顾客进来后看不到一张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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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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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曼斯菲尔德，提心吊胆的还大有人在。美国人喜欢户外锻炼，琼斯家的邻居中原有不少人每天下班回家或晚饭后都要出门跑一跑，跳一跳。然而现在，天一擦黑大街上就几乎看不见人影，因为一名大草原警署的办案人员对记者说，亚蒂安·琼斯可能是在跑步时被歹徒劫持，而后惨遭杀害的。严格地讲，警察的这一席话没有什么根据。但在当时，市民们并不知道亚蒂安的跑鞋其实还留在家里。
一位司法界的专家曾经说过：“市民们感到了不安全，便意味着警方工作的失误。”
曼斯菲尔德和大草原的警察们也知道，能够安抚人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快缉拿凶犯归案。当不少家长公开表示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时，警署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他的孩子会受到伤害。”
记者们就像一群接嘴很快的孩子，随即在报道中指出：“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警方会在近时期内破案。”
案发的第二天，大草原和曼斯菲尔德两地警署即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由来自大草原的两位名叫丹尼斯的警探，丹尼斯·克莱和丹尼斯·梅耶，以及曼斯菲尔德方面的茱丽·贝恩共同负责。专案组设在曼斯菲尔德警署，却是受大草原警署凶杀处的指挥，因为案子发生在大草原市的地面儿，而受害者的家庭、学校、社会关系等等又是在曼斯菲尔德。通常，这种跨辖区的合作都不会是十分圆满的，但因为亚蒂安·琼斯谋杀案已经成为当地各报的头版新闻，这在客观上给警方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媒体盯着呢，”所以双方倒都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以高姿态携手办案。况且，一方出男的，一方出女的，这本身就奠定了愉快的合作基础。
大草原更靠近大都市，犯罪率相对高，那里的警方不单在人员上多出曼斯菲尔德五倍以上，而且经验丰富。但曼斯菲尔德亦非世外桃源，特别近十几年来随着达拉斯…沃斯堡的急剧膨胀，这里的人口翻了一番，犯罪率也以差不多相同的速率上升。如若把亚蒂安·琼斯命案算给曼斯菲尔德，便是该市历史上的第50桩凶杀案，或1995年的第三（或第四）桩凶杀案。是年年初，一个已经与老婆分居的男人先开枪打死了老婆的男朋友，而后绑架了老婆。
几个月后，20岁的詹妮佛·叶科尼谋杀了她的父亲和继母，以攫取其人寿保险。
另一起案子实际上发生在1993年。38岁的离婚男人司笛文·罗巴孜当时被认为是自然死亡，直到几个月前，他十几岁的女儿，也是曼斯菲尔德中学学生的玛莉·罗巴孜偶尔跟朋友说起，其实是她杀死了老爸，因为她想和母亲住在一起。玛莉从学校的化学课上偷来乙酸钡，在司笛文的饭里下了毒。
联合专案组很快便着手查访亚蒂安·琼斯的同学朋友。
“一般来讲，一个成年人的朋友圈子大约是20人左右，”大草原警署凶杀处处长恰克·沙契对记者说，“但是高中学生就不得了了，可以从100人到150人不等。因为他们每天都会在不同的课堂上遇到不同的同学。”美国的高中和大学一样，实行选课制。“像亚蒂安这样的女孩儿朋友就更多了。她本身是一个活跃分子，参加了学校的各种运动队和俱乐部，还在‘金牌炸鸡’餐馆里打工，那里也是一个年轻人经常聚集的地方。”
曼斯菲尔德中学的孩子们非常踊跃地接受警方的询问，也主动提供情报。当时，奥维顿信用银行已公开悬赏一万美元，征集与案情有关的线索。但在警方看来，学生们的热情其实和赏金没有太大的关系。警察们面临的问题是，“大多数孩子远不如大人成熟，也不懂得负责任。”恰克·沙契说，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因此，他们把不管从什么地方听来的所有流言蜚语、小道消息全都报告给我们。事实上，有的只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因为对孩子们而言，任何出现在他们脑海里的想法，哪怕只是一闪之念，都可能会被当作是事实。”
所以，有的孩子认为亚蒂安之死与毒品有关，尽管谁也没有看见或听说过亚蒂安吸毒，但是某某电影上曾经描写过如此这般的情节，对不对？
有的孩子猜测亚蒂安是在丹顿的“通宵夜宴”上被杀的。丹顿在沃斯堡北面，离曼斯菲尔德开车一个钟头。但像亚蒂安这样喜欢热闹的“派对动物（PartyAnimal）”，无论多远都会去的，是吧？
还有的孩子怀疑上了亚蒂安的一位朋友，因为亚蒂安曾向那女生的母亲打小报告，说她女儿在一个派对上喝得酩酊大醉，丑态百出，从此两个人就有些不对付。
专案组也找了越野长跑队的每一个队员谈话，包括戴文·格兰蒙。当时警方已经从琳达·琼斯那里听说在亚蒂安被害前的晚上，有一个“越野队的戴文”曾打过电话。但是在访谈了那么多“颠三倒四”的孩子们之后，戴文的说辞显得特别令人信服。何况他又是那么优秀的一个孩子，说话就要上军校了。
根据警方当时的记录，戴文告诉办案人员，那天晚上，在凶杀案发生的时间段里，他一直和他的未婚妻在一起。
此话不假。只是没有说，他们在一起干了什么。
戴文幸运的是，黛安娜·扎摩拉和杰·戈林都既不在曼斯菲尔德，也不在大草原，否则警方真的有可能会问出点什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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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障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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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规程序，警方先要从亚蒂安·琼斯的父母家人查起。
办案人员找到比尔·琼斯：“你知道，所有有作案机会的人，我们都得一个一个地查，其中也包括你。我们不是来这儿给你添堵，只是希望能得到你的合作——如果你愿意的话。”
比尔·琼斯通力合作，他当即就答应了专案组的要求，同意到警署做测谎试验。恰克·沙契处长特别迷信测谎试验，倒不是说这试验有多精确，但它至少可以衡量一个人与警方合作的诚意。“当有人想要隐瞒什么时，你通常就会遇到麻烦。”沙契处长说，“是的，按照宪法，每个人都有权拒绝做测谎试验。但一般来讲，一个人若是清清白白，他便不太可能对警察说：‘不，我不做。宪法并没有规定我一定得做，对不对？’他会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