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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不堪言的许聪要求朝廷给他“便宜行事”的权力，效法一下汉朝的酷吏，整治民风。可这位许知府没“酷”多久，就让越级上访、告到京城的当地乡绅给告倒了，下狱论罪。
可惜当年没有城管，不然许聪也不用那么费劲八百了，只需上书江西布政使，写上“与我三千城管，必能治理吉安”就行了。
明朝一哥王阳明 以心写史最牛新锐 叫板当年明月 电子书制作：李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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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民于庐陵，传道于京师
吉安府是一块烫手的山芋，阳明赴任的庐陵县更是山芋中的山芋。
于是，他决定先礼后兵。
可恨之县必有可怜之处，庐陵县天天上演山寨版《一号法庭》，终于激起了江西政坛的“官愤”：告状对我省而言实属正常，但不事生产，全民告状，这也欺官太甚了吧！
于是，大家团结一心，贯彻实施给庐陵县穿小鞋的方针政策：朝廷每年对吉安府的摊派，庐陵都得出大头，经年累计，已成为一笔沉重的负担。
王阳明清楚以暴制暴、以黑吃黑只会激化官民矛盾，不利于树立政府正面形象，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整个一“三个不利于”，便向吉安知府和江西布政使提交了一封《庐陵县为乞蠲免以苏民困事》，摆事实讲道理，并承诺自己可以解决好庐陵县民乱告状的问题。
两个长官本来就没指望对庐陵县的巨额摊派能收上来，主要目的还是想通过威慑迫使县民本分务农，别没事告来告去。再加上他们明白阳明也是一号人物，何不卖个面子给他？倘若真能治理得当，倒也不失为两全之策，便减免了庐陵县多余的摊派。
县民开始觉得这个新县官还是挺够意思的，但且慢，够意思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剥夺我们最大的人生乐趣——告状。俗话说得好，犯贱是普遍真理，你我只是其中之一。县民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告声依旧。
这日，阳明劳累了一天，下班回家，没走两步，就望见一大群县民哭爹喊娘，如丧考妣地簇拥着向县衙走来。
阳明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车辚辚马萧萧，整个一明朝版《兵车行》！
阳明不敢怠慢，赶紧将县民请进了县衙。
众人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呈递各自的状子。
定睛一看，都是诸如张三偷了李四家两个鸡蛋，某甲在网上注册了一堆马甲攻击某乙这类屁事。
阳明还没表态，冀元亨已然怒了：靠，XP不发威，你当我是DOS啊！
阳明之所以如此淡定，是因为一切皆在其掌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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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县志，庐陵人拿告状当饭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在朱元璋时期，应对这一顽症就曾出台过措施：地方官挑选民间德高望重的老人，方圆一里设一人，呼为“里老”，由他们来仲裁纠纷，并有权鞭挞顽劣之徒。不服管教，擅自越级告状者，将受严惩。
看来，大家早已淡忘了这条祖训。
但阳明认为，事情应该回到它本来的状态。
于是，这天傍晚，收了摊的小商贩，下了学的小朋友，打完太极的老大爷，都在县城各处看到了由王阳明亲笔撰写的公告：
庐陵县自古就是出文人的礼仪之县，现在却变成了讼棍的乐园，我真为你们感到羞耻。本县身体不好，反应也没你们快，所以跟你们约定好，今后除了人命关天，非讼不可的大事，不要动不动就跑来告状，一般纠纷去找“里老”解决。讼书也要有个规范，字数不能超过六十，讲清事实即可，不要扯东扯西，表达欲望确实强烈的，可以考虑去当网络写手。从今往后，再有瞎告一气的，本县从重处罚决不姑息。话说回来，我这也是为你们谋划，到底是因为一时之怒与人争讼，破败其家，遗祸子孙好呢，还是大家伙踏实务农，安居乐业，其乐融融好？你们好好考虑考虑吧。
由于举措得当，阳明软硬兼施的策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几个月后，庐陵的讼风果然平息了不少。
就在阳明任庐陵知县期间，朝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杨一清借刀杀人，利用安化王之乱，借张永之手除掉了刘瑾。
阳明的仕途，也随之出现了转机。
根据明朝的制度，地方官每三年要进京一次，朝见皇帝，同时接受吏部和都察院的考察。
由于朝觐是统一行动，所以只当了六个月知县的阳明还是参加了正德六年的朝觐。
有人的地方就有变数，有变数就有机会，从而可以推导出：人越多的地方机会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哪行哪业，哪朝哪代，大家都爱往京城扎堆的原因。
阳明不是扎堆，只是要回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四年前的上疏使他在仕途上转了一个圈。没有这个圈子，《明史》上无非多了一个成熟的政客；有了这个圈子，才有了一个足以彪炳史册的伟人。
在湛若水等人的安排下，吏部的委任书下达了：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
这不是养老吗？还没有刚考上进士时的职务大。不要着急，中国人的智慧是事缓则圆，一切都得慢慢来。
果然，尚未赴任，新的任命就下达了，吏部验封司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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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为六部之首，下设四个司：文选，验封，稽勋和考功（排名要分先后）。
验封司就是管封爵和褒赏的，有实权，大肥差，所以排名第二，不过别急，还没到头。
当年十月，阳明又升任吏部文选司员外郎，这就相当于中组部负责官员升迁和调动的副司长了。
人生的际遇就像张爱玲《金锁记》里的最后一句话：还没完，完不了。
没过几个月，又升吏部考功司郎中，成了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正厅级官员了。
步步高升，故友重逢，阳明心情舒畅，却总感觉还缺点什么。
讲学传道。
还是湛若水了解阳明，安排了大兴隆寺作场馆。阳明开始了他在京师的布道生涯。
于是，另一个重量级王门弟子出现了。
黄绾，阳明的“子路”。（子路，孔子大弟子，正直勇敢。）绾字音同“晚”。
现在去大街上随机采访，十个里九个不认识此人，剩下的一个可能认识，对不起，第二字不会念。
但在正德嘉靖年间，这绝对是个惹不起的狠角色。
此君精力旺盛，上蹿下跳，且天赋极高，一贯认为自己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很有主见。
很有主见的表现是，绝对不服权威。
但他却服了王阳明。
不过，黄绾同学履历表上最抢眼的事件恐怕不是作为王门弟子到处与人辩论，而是在嘉靖初年“大议礼”中的精彩表现。
由于好与人争论，黄绾后来在南京礼部侍郎任上被人参劾。小黄极力辩白，说自己从小就景仰岳飞，办事一心为公，背上还刺着“精忠报国”四个字。嘉靖一听乐了，让司法部门进行验证，结果什么字都没有，从此传为天下笑谈。
黄绾有自己的一套思想体系，让他服膺谁比杀了他还难。但就在大兴隆寺听阳明讲学的日子里，他成为坚定的“明矾”。
“明矾”黄绾以结识王阳明为荣，经常写一些《阳明先生与我的二三事》、《初识阳明》、《在大兴隆寺的岁月里》之类的回忆录，在《阳明先生行状》里，更是洋洋自夸，把湛若水也扯了进来，说与他二人“饮食起居，日必共之，各相砥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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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 中原“王旋风”
引爆重磅炸弹
这期间，之前找过杨一清搭救王阳明的户部侍郎乔宇迁往南京任礼部尚书。临行前，乔宇向阳明请教，进行了一段有趣的对话。
王阳明：学贵专。
乔宇：Yes，我小的时候学下棋，废寝忘食，目不窥园。于是三年之内无敌手，嗯，学贵专。
王阳明：学贵精。
乔宇：Yes，我长大以后学文辞，字雕句琢，博采众长，现在不喜欢韩柳的文章了，改攻汉魏的大赋，嗯，学贵精。
王阳明：学贵正。
乔宇：Yeah，我中年以后想学学人生哲学，为圣之道，开始后悔以前学的那些雕虫小技占满了心灵，没有多余的空间了，你说该怎么办吧？
王阳明：学下棋，学写文章，学修道，都被称作学问。然而，由这三件事所导向的终点，差异却很大。“道”就是指大路。离开大路，就充满着荆棘，很难到达目的地。因此专精于道，才能被称作真正的“专精”。如果只是专精于下棋，却没有同时专精于道，那这个专精就是沉溺。如果只是专精于写文章，却没有同时专精于道，那这个专精就会流于怪癖。道宽广博大，能由里面发展出文辞与技能。不去求道，而以文辞技能为主，那就离道很远，背道而驰了。
你我都被限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大脑因为工作的需要不断地重复着相应的区域，直至僵化。你可知学问除了专业的知识，更有为人处世之道，涵养心性之道，知进知退之道？工作不能与“道”结合起来，终究只能流于平庸，人生也将毫无意义。
乔宇走了，更多的人来了，因为京城兴起了一股“阳明热”，这要得益于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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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湛若水。湛同学和他的名字一样，高风亮节，人缘很好，再加上是陈白沙的高徒，名气很大。
第二：黄绾。黄同学不去搞媒体可惜了，尤其适合去凤凰卫视当时事评论员，由于他太能折腾，太会宣扬，几下就把阳明的学说给炒成热点事件了。
公众人物王阳明吸引了大量的官员、学子，大兴隆寺俨然成了山寨版国子监，门庭若市。各行各业的“明矾”凑到一块，济济一堂。
“明矾”郑一初，职业：御史；身体状况：卧病在床。小郑估计平时骂人太勤，操劳过度，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家人请了几个名医都束手无策，李时珍要等十年后才出生。正准备放弃时，小郑接触到了阳明之学。
据仆人反映，郑老爷当时的行为可以用元稹的一句诗来形容：垂死病中惊坐起。
他大为振奋，药也不吃了，掀开被子就往大兴隆寺赶，在人头攒动的寺门外找黄牛党买高价票进去听讲，如痴如醉。
小学究方献夫。此人遍读儒家经典，二十出头就中了进士，进了翰林院。方献夫虽然年纪比阳明小，却是阳明在吏部的领导。方领导不耻下问，阳明对他而言亦师亦友，两人打得火热。
可惜，世上的逻辑分两种，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
中国逻辑告诉我们，明朝政府不可能容忍王阳明在天子脚下开坛布道，不要问我为什么，除非你不是中国人。
还没等“思想警察”来掀摊子，王阳明的两个弟子就跳了出来。
王舆庵和徐成之。
这两个人是谁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在本剧中的任务就是跳出来吵一架，然后推动剧情往下发展，然后消失掉。
为什么吵？很简单。
王舆庵认为陆九渊是对的，徐成之认为朱熹是对的，二人相持不下，谁也搞不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