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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这包公头又到了行长家“请示工作”。喝过茶后，夫人表现得很亲近地拉着包工头参观她家每一个房间，这包工头当时的灵感上跟《水浒传》上的王婆分析西门庆与潘金莲的好事时的“十可十不可”的描写有同一个感觉，觉得事情已经成了一半。于是，立即起身，十分认真地看了她家所有的摆设。第五天，又用手扶拖拉机送来了一张木床、一个木柜。夫人觉得这人真会办事，没有说什么就收下了。
一个月后，这包工头领衔的建筑施工队就在银行宿舍工地上忙碌起来了。
别看这包工头拉了十几个项目赚了个上百万元，就可以把他管叫能人。其实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小学还没有毕业呢。也不是说他小时候不聪明，而是因为早年家里穷得叮当响而无钱读书。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给一位姓凌的小包工头打短工。也是天性使然，他就这样，东混一天木匠，西买一点材料，居然学会了做包工头的全套本领。不到五年，比这姓凌的包工头发迹多了。家里建起了一栋五层近600平方米的小洋楼，让乡里乡亲都傻了眼。
当时，县城岗子上有一个靠卜卦看相混饭吃的“姚半仙”，私下跟人说，这工头吃的是他自己脑袋上挂着的一对耳朵。
人们都好奇地问：“为什么呢？”
他说：“相书上说，‘耳大无陀，累死老婆。’‘耳长珠大，吃香喝辣。’你看他耳朵上长的那两个珠子多顺眼，走起路来那肉珠子就一颠一颠的，虽然比猪八戒的小，比刘玄德的短，但也算得上是耳中上品。我告诉你，有的人一生的吃喝靠嘴，有的人靠眼睛。而人的五官中只要有一项可人，就能管上这人半生的吃喝。”
我是读了几年书的人，如果自吹自擂地说：“我可以算半个知识分子了！”也有人相信，当然不能听“姚半仙”说什么就是什么。相反，这包工头或者就是因为耳朵长得差强人意，而让他倒了霉也未可知。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国家经济改革（尤其是物价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物价放开后全国一度相当紧张，中央随即开展整治经济领域的专项斗争，对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实施重拳打击。
也是因为钱作怪，这包工头腰包鼓了起来后，自信心大增，说话做事就牛了起来。人们都说，言多必失。他有时跟新交的朋友吹起牛皮，也有意无意讲了他拉关系争项目的内幕。
如：“在梅县我不敢说，但在本县，只要我想做的工程项目，县建委还没有人敢不给我。”又如：“设计室主任跟我每晚联系。”再如：“张三是瞎眼狗，吃了我不少，就是不为我办事。”云云，让旁人听了吃惊不已。
有时，一些话传到当事人耳中，却让他们暗暗叫苦，提心吊胆地过着日子。
几年下来，县政法部门就盯上了这个工程队及其项目单位。先由税务局对工程队进行查帐，发现蛛丝马迹后又明查暗访了半年，最后，以偷税漏税案件的名义把包工头收进了县看守所。
有人说，不管你再牛，只要失去自由，那性情就会变，人也会古怪起来。这话应在这包工头身上一点不假。他进去以后，有半个月都没有人找他审讯什么的，更加没有人来看他。他越是闷得慌，那心情就越古怪。不到一个月，终于要求见公安局长。为什么呢？他想来个轰动效应：“要说，就干脆竹筒倒豆般的从上到下的倒个痛快。”
公安局长在请示了县委和县政法委后，列好了问话提纲，就提审了包工头。这包工头一见到局长，呼爹叫娘地要局长为他“做主”，一会儿说张三向他索要两千元现金，李四叫他送10吨水泥；一会儿又说王大麻子拿走了他五吨钢材。
这可苦了公安局长，搞得大家连饭都不敢吃。为什么呢？因为局长怕万一停顿下来，断了包工头竹筒倒豆的念头而影响办案。
经过两天两夜的审问，这包工头的“竹筒倒豆”也倒得差不多了。这豆一倒出，他自己倒是轻松了不少，但却害苦了40多个家庭。其中有县处级、有科（局、部）级、有股级干部，一般都是单位的一把手。任你说行贿也好、受贿也罢，甚至说索贿也行，对当事人而言，那结果是一样的难堪。小县城啊，一有风吹草动，全县哗然。当事人就跟患了麻风病一样，近不得人前。
县政法部门也算有点人情味，放出风来，说包工头事件导致不少干部犯了错误，自首者可从轻处理。
可怜这些领导干部，一世威风，有的出生入死、走南闯北成就了今日地位，有的寒窗苦读，刚刚在重视知识分子的气候下爬了起来，有的已经考察为接班梯队，准备进一步重用。就因为这包工头鼓捣一下而栽了跟斗——心有不甘哪！但是，不自首怎么办？等着抓去坐牢吗？这些牵涉其中的干部，在自首期限内，利用月黑风高的夜晚，通常是在老婆的陪同下，到了检察院投案自首去了。而这行长夫妇就是其中一对。
当时，检察院门口建了几栋政府机关宿舍，干部们在吃完晚饭后喜欢散步，这段时间就徘徊在检察院的门对面不肯离去，想看看又有谁进去了。
你别说山区因为地方小，就会消息闭塞。其实，晚上发生的事，到了第二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已经传遍了半个县城。真是好事不出门，歪事传千里，不多久，这些事就上了省报。
话说政法部门突破了案情，自然对包工头抚慰一番。叫看守所长通知他的老婆到看守所探望他。看守所长告诉他说：“这是十分破例的了，说明政府对你的关怀。”
这包工头十分激动地点了点头。
话说包工头娶的老婆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农家妇女。一看她的长相就知道是个老实人，一米五的个头，十分朴素的穿着打扮，人们不敢把她与有钱人的太太联系在一起。脸上五官还算端庄，就是上嘴唇往上收缩得太多了一点，以至包不住她那本来长得不坏的上排牙齿，于是，就造成了一个假象：当人们远远看到她时，总觉得她在笑。
这天，她买了一些食品，带了几件老公的衣服，便牵着六岁儿子的小手前往县看守所探望老公去了。
县看守所由县中队的武警战士守着。
这天，站岗的是三个月前从北方入伍来到南方，刚完成新兵训练编入执勤的十八岁的小战士。这北方青年来到南方，在部队里祖国情、战友情、家乡情、兄弟情交织在一起，一切都是新鲜的，心情好、吃得也好，那脸上长得跟红富士苹果般白里透红，煞是好看，让南方少女们看了甚是心仪。
小战士远远看见对面来了一个女的，看着他笑，他想：“女人再大方也不能大方到这个程度啊，这样大老远就笑不觉得累吗？”
转而又在心里说：“我还年轻，不能对女的过分热情，会犯错误的。”他右手持着半自动步枪，全身直立着，把头埋了下来。
这时，包工头的老婆已经来到跟前，跟战士问安说：“小同志，你好啊！”
她仰头一看这战士的脸，吃惊地脱口而说：“哟，你多漂亮啊！简直是潘安再世！”继而又说道：“又害羞，这样更讨人喜欢！”
小战士不敢看她，呐呐地说：“我知道！但我还年轻。”
这女的笑了笑，说：“我是来找老公的。”
小战士又说：“我知道……”
她估计他误会了，便不好意思地小声说了一句：“我老公在里面。”
刚说完，小战士已经回过神来，问道：“哪号房？”
女的从裤袋里拿出一张纸条给小战士，小战士看了手续完备，便如释重负地放这母子俩进去了。
话分两头，各叙一方。
话说行长夫妇自进了检察院出来后性情就变了，单位的同事与他们打交道也越来越找不到北。人们如果仍然笑容满面地与他们打招呼，他们认为是冷笑，不怀好意；人们如果见到他们不说点什么就走过去，夫妇俩就会私下议论一番：“这人忘恩负义，是小人！”
久而久之，大家一见到他们夫妇两个就远见远走。而县里因为这案件牵涉的人太多，也不得不放慢节奏处理——人们管这叫冷处理。这样，办案的时间就拖长了，这可更加害苦了行长夫妇。他们有时想：“这样被人冷眼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啊！”
他们有时也作自我批评。老公说：“要是我当时就打开信封看他的‘申请书’多好！我肯定不会收下他的钱！”
而老婆则说：“如果我不再贪心，不带他看我们的房间，就不会收下他的木床和木柜，这样，金额就少了，大家理解起来也就顺溜多了。”
有的时候，他们夫妇俩也难免相互埋怨起来。老公说：“都怪你，常常把一分钱看得比铜锣还大，弄到现在不可收拾。”
这时，老婆就会很快流出眼泪，边哭边说：“你在部队一身轻，丢下一个家叫我一人担着。你子女的吃、喝、拉、撒、睡，家里的油、盐、酱、醋、茶，你管了吗？去年家里死了两头猪，我都哭了三天，你以为我对猪有感情吗？我哭的是钱！是哭穷！呜呜……”
听到老婆说到这里，老公自然是无话可说，坐在竹椅上，用葵扇一边招着风，一边拍打着蚊子，长叹一番。
时间久了，夫妻双方都认为不能这样等着，要主动出击。于是，就采取了下面的几招。
一是主动邀请银行里处于骨干岗位的年轻干部作为培养对象到家里来聊天，言谈中不断暗示要提他当股长什么的，着实让这些年轻人兴奋不已。
但是，一年半载下来，只听雷声响，不见雨水落。俗话说，肚子饥饿的时辰易熬，盼望升官的日子难受。久而久之，他们就心生怨言，说这行长只有嘴上功夫。
二是以挽回老公的政治生命为目标，联络起战友、老乡和关系客户中的政法纪检人力资源，解释求情。每天下午下得班来，两人草草吃了晚饭，各人骑一辆自行车，拎上一袋水果，夫妻双双一起消失在夜幕中——找人去了。
人们不知道，银行作为中央企业，员工的大多数以国家干部的规定管理，其职务任免由垂直管理，但党管体系既设有受命于垂直领导的党组，又设有地方领导的党委、支部，党员的奖惩则由地方党委负责。这样的情况，协调起来是十分困难的。
半年以后，省里明确下来，说撤不撤销行长职务，看地方党委对其党内处分的情况。
夫妇俩觉得，这球就在地方的球场上，而关键是认定受贿金额是2000元以上还是以下的问题（2000元以上就要开除出党）。这样，就涉及到那木床、木柜的金额折算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行长和纪检部门双方都不肯让步，一个说只有300元，一个说超过500元。到了后来，也不知是谁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外交技巧，在错误事实认定一栏中写道：“……收受现金1500元，和实物：木床一张、木柜一个。”
三是在行内党员中，寻找同情、宽恕、支持票。
事情过去了一年多，夫妇俩已经从当时的不好意思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反正就是那么一回事！最多的不是我，有4000多元的呢！最少、最倒霉的也不是我们，有300元就丢了面子的呢。”这样想着、想着，心里就坦然多了。
接下来就是银行支部研究处分建议，逐级呈报的问题。他们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