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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冠-怒为红颜:吴三桂-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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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祯的脑子才渐渐转过弯来,暗想:怎么回事?刚才奏报什么?他皱了皱眉,蓦地明白了一个事实:洪承畴,他极为信赖的大臣,竟已投降了清朝! 
  是谁跟他开了玩笑?还是有人谎报了消息? 
  在洪承畴被俘后,他曾一心希望,也十分相信洪承畴会为国尽节。他希望如此,是想让洪为满朝大臣作一个表率,鼓励大家忠于国事,激励士气;他相信定然如此,是因为洪承畴从镇压农民起义,已屡屡表现出对他的忠心,对朝廷的效力,他也是极为信任他的,倘若洪承畴不被俘尽节,还会有谁? 
  然而,他竟然错了!事实不但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并且向他哈哈大笑了起来!正当洪承畴在清太宗那里加官进爵,受赐封洁时,他大明皇帝——崇祯,竟在北京为他辍朝三日,设坛祭祀!并放声痛哭! 
  历史给了崇祯皇帝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当时洪承畴家眷全在北京,有朝臣谏曰,将其家眷逮捕问罪。崇祯却摇了摇头,洪承畴既然投降清朝,缉拿他的家属,又有何用?难道他洪承畴会怜惜妻小而回到崇祯身边吗?倘若洪承畴爱妻怜子,他也不会投入清太宗麾下!自己若将他满门抄斩,既不能泄恨,也于事无补,倒只会显得自己不能容人。 
  于是,崇祯摇摇头,叹了口气说:“任他们去吧!”闭上眼睛,苍白着脸不再说话了。 
  然而与关外兵败同时发生的,还有中原对农民起义军作战的失利。 
  洪承畴被抽调去接锦后,在中原,率兵与李自成作战的主要将领是左良玉、傅宗龙、丁启睿、杨文岳等。他原指望左良玉能与李自成在开封城下决战,使李自成腹背受敌,没想到李自成竟然从开封全师撤离,左良玉也跟着离开杞县,与李自成几乎同时到了郾城,隔河相持。 
  之后,他又催促汪乔年赶快从洛阳赶到郾城附近,与左良玉一同夹击李自成。这个汪乔年曾在陕西掘了李自成家的祖坟,这使崇祯对他报有很大希望。然而事出意外,李自成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将汪乔年在襄城杀死了。 
  松山失守,正是与此同时。 
  就在各种不幸军情败报接连传到乾清宫时,宫女却又不断报告:田妃得了重病。 
  田妃,田弘遇之女。她从十几岁便被选入宫,深得崇祯喜爱。这不仅仅是因为她有一个苗条婀娜的好身材和一张粉白娇嫩的鹅蛋脸,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有一双顾盼多情的凤眼和一张能莺声燕语的樱桃小口,崇祯对她宠爱,是因为这田妃不仅相貌惹人怜爱,更多的是因为在崇祯万分苦恼的时候,只有田妃可以使他减轻一些忧愁。他的心情也只有田妃最能体贴入微。虽然他从不许后妃过问国事,但是在他为国事愁苦万分时,田妃会用各种办法为他解闷,逗引他一展愁眉。所以尽管深宫粉黛众多,却只有田妃这样一个深具慧心的美人儿被他称为解语花。如今这一朵国色天香、秀外慧中的解语花眼看就要枯萎了,让他怎能不心焦? 
  国事、家事,使他忧愁,使他害怕。他,大明的皇帝,就在这无边的痛苦中挣扎着,苦熬着,在这无尽苦海中沉沉浮浮。 
  然而,使崇祯可以聊以自慰的是,面对虎视耽耽的满清大军,那孤悬于关外的宁远毕竟还在苦撑着这摇摇欲坠的边镇防线,宁远至山海关一线似乎还固若金汤似的,可以使他对来自北方的凶险高枕无忧,那勇敢骠悍的吴三桂可以成为他信赖的依靠。 
  吴三桂自退守宁远后,立即整饬军纪,巩固城池,团练兵马,使这宁远孤城大有坚不可摧之势。 
  宁远四野的清兵对这座孤城无计可施,只气得清太宗皇太极七窍生烟。他屡次派人以高官厚禄劝降,吴三桂根本不为所动,于是,宁远这座孤城就如铜墙铁壁般横在了山海关与满洲大军之间,虽然清太宗清醒地意识到“欲得中原,必先得山海关;欲夺山海关,必先取锦州”之理;然而,锦州虽破,可哪想到,挡住他夺取山海关进而直取中原之路的更有一个我自巍然屹立的吴三桂和他那坚不可摧的关宁铁骑。 
  皇太极大军无法向山海关逼近,他只能绕道蒙古进击京畿。 
  明清松锦大战的第二年,也即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太极又一次率大军绕道蒙古进击北京,京师危急。崇祯急召吴三桂进京,谋取抗清方略。 
  吴三桂虽然受到过崇祯多次嘉奖,但单独召见他,这还是第一次。他随太监进宫,从皇极殿西边走过去,穿过右顺门,走到平台前边时,皇帝已经坐在盘龙宝座上等候。御座背后有太监执着伞、扇,御座两旁也站立着许多太监。两尊一人高的古铜仙鹤香炉袅袅地冒着细烟,满殿里飘着异香。殿外肃立着两行锦衣卫,手里的仪仗在阳光下闪着金光。 
  吴三桂在丹墀上行了常朝礼,手里捧着像牙朝笏,低着头跪在用汉白玉铺的地上,等候问话。太监传旨教他进殿,他赶快起来,走到殿里,重新行礼。 
  有片刻工夫,崇祯没有说话,把吴三桂通身上下打量一遍。吴三桂那威武的相貌,魁悟的身材,炯炯有神的双目,给了他很好的印像。 
  打量完了,崇祯开口说: 
  “虏骑入犯,京师戒严。卿不辞劳苦,为朕督守要地,朕心甚为喜慰。” 
  吴三桂道:“目今国危主忧,微臣敢不肝脑涂地,以报陛下?” 
  崇祯说:“卿往年抗击清兵,屡奏奇功。此次满贼又犯我大明,以卿之见,该当若何?” 
  吴三桂道:“陛下命臣督战,臣意主战!” 
  崇祯脸色稍变。原来,近日有大臣提议用招抚之策与满清修好,以免兵戈,崇祯的心也已活动了,今日吴三桂主战,他不由又矛盾起来,过了很久,才说: 
  “此事关系重大。有大臣说要招抚,并非朕的主张。卿出去后,可以同高起潜他们商量。倘不用抚,那么或战或守,何者为上?” 
  “臣以为自古对敌,有战法,无守法。能战方能言守,如不能战,处处言守,则愈守愈受制于敌。” 
  “战与守,须要兼顾。” 
  “战即是守。今日必须以战为主,守为辅,方能制敌而不受制于敌。” 
  “卿言战为上策,但我兵力单薄,如何战法?” 
  吴三桂慷慨回答:“关宁、宣以及山西援军不下五万,三大营兵除守城外也有数万列阵城郊。只要朝廷决心言战,鼓励将士,即不用三大营兵,其他五万援兵也堪一战。况敌轻骑来犯,深入畿辅,必须就地取粮。恳陛下明降谕旨:严令畿辅州县,坚壁清野,使敌无处得食;守土之官,与城共存亡,弃城而逃者杀无赦。畿辅士民,屡糟虏骑蹂躏,莫不义愤填膺,恨之切骨,只要朝廷稍加激励,定然同仇敌忾,一致对外!” 
  …… 
  最后,崇祯赐以吴三桂莽玉珠宝,再赐尚方宝剑,倚为皇室干将。自此,吴三桂成为大明朝最后一支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的铁骑。 
                  
弃地守京
  公元1643年,崇祯十六年李自成由西安出兵,攻占三边(今日陕北一线的定边、靖边、安边地区)地带后,山西无可守之兵;京师形势日趋危急紧张。这时,大明举国上下,只有两支劲旅了,一是左良玉,一是吴三桂。 
  左良玉此刻兵在武昌一带,防止张献忠东出;又兼左良玉匪气严重,难以驾驭,朝中大臣不想让他入守京师。吴三桂的铁骑兵训练有素,部伍整肃,现在是扼守关宁一线的钢铁长城。这支军队如能与李自成作战,京师可保! 
  但是,吴三桂的军队又是目前能与满清抗衡的惟一一支劲旅,倘若吴三桂回守京师,那么,关宁一带,落入满清手中,又将如何是好? 
  正在崇祯举步维艰,愁眉不展的时候,给事中吴麟征上了一道奏折: 
  “请弃关外地,速召吴三桂入京勤王!” 
  陕西总督余应柱亦同时上书:“闯贼势大,非全力诛之不可。请调兵关东吴三桂及天下雄镇,会师真保之间,并力协剿,庶贼可灭。” 
  一石激起千层浪! 
  吴麟征与余应柱的奏折向一片惶惶的大明君臣打开了一条新思路:弃地回守! 
  然而这就意味着必然丢弃国土。这桩罪名毕竟是一桩铁铸的罪恶,主动弃地又是旷古未闻之事。这个奏折给了崇祯以希望,也给了他一个巨大的风险。他既觉刺激,又觉激动。 
  在崇祯看来,关宁铁骑战胜李自成,那是板上钉钉,不言而喻的事。而问题的关键是,他崇祯敢不敢把祖宗留下的基业丢一部分喂给满清这个无底洞!大明上下,对满人和李自成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全是敌人,全是必要剿除的。满洲人是夷,李自成是寇!当崇祯只有一个王牌师时,他是先防夷,还是先剿寇?防寇则失地于夷,千古大罪也!防夷则失政于寇,千古耻辱也! 
  罪恶与耻辱, 
  内患与外患, 
  崇祯几天苦苦地煎熬着,思索着,…… 
  崇祯所过的岁月好像是在泥泞的道路上,一年一年,艰难地向前走着,两只脚愈走愈困难,愈陷愈深。不断有新的苦恼,新的不幸,新的震惊在等待着他,因此他在每日的提心吊胆中惶惶不安,度日如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有时似乎明白,有时又不明白。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断绝要当大明“中兴之主”的愿望,只不过不再公然对臣下说出而已,他只是默默地努力着,希望着。 
  崇祯内心反复较量着,搏斗着,最终,要做“中兴之主”的念头占了上风!他要做“中兴之主”,就得先解燃眉之急,而现在火烧眉毛的事就是李自成这个流贼呀!于是,崇祯最后选择了“弃地卫京师的”策略。 
  但是,这话他不能说。因为他是皇上,作为皇上,怎能承担放弃土地这一难堪罪名,让史家、让后人骂个狗血喷头,体无完肤呢?必须有人动议,让某大臣承担这一罪名,而他崇祯则必须扮演一个群臣公议,皇上无奈的角色,这方可对历史有一个圆满的交待。 
  恰在此时,蓟辽总督王永吉再次上表,请求放弃关封孤悬的宁远一带,召吴三桂入京!这给了崇祯一个台阶。他慌忙细细总览奏折,其疏曰: 
  宁远城孤悬二百里外,四面阻敌,防御极难。且寇氛日迫,三辅震惊,宜撤宁远,令吴三桂统边兵守山海关,若余师有警,关门之援,可旦夕而至。若此,则不独宁远军民欲入关以图存;即山海平民,也欲借宁远兵力以自助,请教镇臣吴三桂以料理。 
  这道紧急奏折,给了崇祯皇帝一个重新发动讨论“弃地守京”的机会! 
  崇祯立即召大学士、首辅大臣陈演与魏藻德,兵部尚书张缙彦前来计议。 
  三人立刻列齐。崇祯把王永吉的奏折给他们看了,问道: 
  “王永吉所言,与吴麟征、余应柱不谋而合。目今京师危急,众爱卿以为此法可行否?” 
  “这……”三人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竟一时无人表态。 
  原来,明末大臣多是油滑虚荣之辈。他们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事情本身应如何处理,而是首先想到自身的平安和乌纱帽的安全。那种有可能带来某种责任与舆论谴责的举动,他们断不肯为。 
  再者,崇祯又是一个刚愎自用,力图显示圣明的勤政之君;他事必躬亲,而又不承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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