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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出镜，否则风险抵押金全部扣除，并被公司除名。我当时不知这是陷阱，于是就糊里糊涂地跟对方签了约。
签约之后我问负责人，什么时候有角色，对方打量了我一眼说：“你把个人资料留下，回头我们再联系。”我连忙留下招待所的电话。回去的路上美滋滋地想：从今以后，我就成了影视演员了，说不准哪一天也能做个大明星呢！回到招待所，我整天守在电话机前等消息，甚至连上厕所都要小跑，怕万一公司打电话找不到我。一晃１０天过去了仍没动静，我再也等不下去了，赶忙去找那家影视公司培训部的老板。看到我，他起初一愣，随即笑了：“不急，暂时还没角色，你慢慢等吧！”
我再也等不下去了，就去各个影视公司找戏，因为我身上只剩下５０元钱了，那天晚上我向房东求情，我说家里的汇款未到，先欠两天的房费，两天后的晚上当我拖着一身疲惫回到住处时我的背包已被服务员包好，房东老板过来问：“你现在有没有钱？”我摇了摇头，房东老板说你现在就走吧，两天的房费我也不要了。那时已是晚上１０点钟了，我一个人扛着我的背包，因为脚疼，我不得不一只脚穿皮鞋，一只脚穿着拖鞋，这样一拐一拐地离开了那家地下招待所。
斗转星移，前方的路依然凄迷（2）
正当我凄凉地走在北京街头时，后面有人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边跑边说：“快一点，差一会儿地铁就没了。”我也加快脚步挤上地铁，在火车站下车后我找到了一处人比较多的地方坐了下来，９月的夜晚已经凉透，我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花３元钱进了一个夜市录像厅，趴在座位上就睡着了。凌晨４∶００录像厅就散场了，我被从录像厅里轰了出来，这时正是一天中最冷最黑暗的时候，我背着背包走啊走啊，我终于明白了流浪的人在外想念家那句歌词的含义。但我是坚强的，既然到了北京就一定要闯出一条路来，我的勇气忽然又来了，黎明
前的那勇气让我感觉到我确实已经长大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这完全是一场骗局。原来这老板是利用朋友关系，每年交几万元钱挂靠到一家影视公司旗下，成立了这个所谓的公司“培训部”。每年都有五六百名不明真相的年轻人，成为他榨取财富的“猎物”。每次召集到一批“签约演员”后，老板只是象征性地花几个小钱，请几名老掉牙的演员给“签约演员”上几节课，就算培训了；然后再找个摄影师，让这些年轻人自己掏钱，给他们拍几卷艺术照，就声称这是公司的“包装”。至于“角色”，老板虽信誓旦旦地承诺“绝对会有”，但具体何时兑现，鬼才知道。
我实在走投无路了，于是就给去南方拍戏的谢云打电话，希望他帮我一把。谢云果然很讲义气，第二天就让北京的一位朋友给我送来５００块钱，当时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最终在离北影厂很远的一个小巷里租到了一间不足６平方米的平房，每月３００元房租。说是平房，其实是一个用石棉板把四周挡起来的小棚子，没有暖气，没有桌椅板凳，仅有一张窄窄的小床，并且屋角还有一个水池子，里面的潮湿便可想而知了。一到冬天，小屋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晚上睡觉时，像躺在冰窖里。我冷得实在受不了，便爬起来跳跃，直跳得身上冒汗，再爬上床去睡，就这样，一夜要反复折腾好几次。
光花不挣的日子让人恐怖，为了减少消耗，我尽量多在床上躺着，这样可以少吃些，北京的东西太贵，动辄１００元就花没了。穷困潦倒的现状，没有希望的生活，使我对前途产生怀疑甚至绝望。但我又无法这样撤回老家，就如同留学生不肯轻易回国那样。在星、腕儿云集的京城，与年轻貌美的女演员相比，男演员出人头地的机会更难。在男导演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影视界，我无法依靠“特殊关系”走捷径。有一位知根知底的交心朋友劝我利用另一个天然资源，找个女大款。坦率地说，不用别人提醒我就动过心，有了钱，就可以自己主演，就可以在媒体上自吹自擂，就可能一举成名。
但是，成名之后呢？我清楚演艺圈哪个男演员是靠吃软饭脱颖而出的，也知道哪个女演员是通过与导演上床而一夜成名的。我害怕有朝一日自己真的变成影帝时，嫉妒我的人指指点点，媒体越来越放肆，保不准哪一天就上了娱乐报的头版头条。为了日后堂堂正正地生活，我还是咬牙放弃了非分的想法。
后来，在谢云的帮助下，我当上了群众演员。
说是当群众演员，也并不是你在那边站站、走走、吆喝吆喝就行的，也需要有“演技”。导演们对群众演员的要求其实是非常苛刻的，比对明星们要苛刻多了。因为导演不敢得罪明星，只好对无足轻重的群众摆架子发威了。弄得不好，很多人会被导演或者执行导演、场务什么的骂得狗血喷头！
一个好的群众演员，必须脑子转得快，要在短时间内能够马上领会导演的意图。可是像这样的群众演员并不多，有的人不知道是紧张还是天生就较笨，有时一个表情、一句台词，弄得半天都做不好、说不好。这样一来导演就不耐烦了：“你这猪！”“你爸妈怎么生你的！”然后那些人就很紧张，越是紧张，动作表情就越是僵硬，就越是难以达到导演的要求，就要一遍遍重拍。
在导演看来，每个镜头都要尽善尽美，所以只要有一个群众演员做错了动作，说错了台词，跑快了或是跑慢了，都要重新来。重新来，假如你演的这个角色只是街边的行人也就罢了，最多你再从这里到那里重新走一遍就成，但如果是一些奔跑的、上楼的、追赶的戏，或者是冬天下河，夏天穿袄那就比较惨了。
还有一些香港导演，在处理某些镜头的时候，特别喜欢用烟雾。也许烟雾能够制造比较朦胧的气氛，但就是苦了做演员的。摄像机中拍出来的都是很朦胧、很凄美的镜头，但我们在里面就没那么浪漫了，往往要忍受着烟雾的刺鼻气味，还要根据导演的意图做出各样的表情，如果是明星的戏，导演是不会用这样的烟雾的，如果非用不可的话，导演只能帮明星找替身。否则明星就会中途罢演。然而作为群众演员基本上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所以说明星与群众演员之间有着天壤之别。
明星们的片酬是我们的不知多少倍，可在演技上，他们也未必比我们这些有经验的群众演员高明多少。他们屡屡背错台词，有时不用导演说ＣＵＴ，他们自己会停下来，说，对不起了导演，这个镜头重来吧。
可是我们群众演员就容不得半分差错，一有纰漏，就会被骂得狗血喷头，有些话很伤人的。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中介公司在帮剧组物色推荐群众演员的时候，都号称送来的这些群众演员已经受过他们中介公司的培训了。那剧组里面的人对我们这些群众演员要求也会不一样，稍有差错，他们就要骂人了。
斗转星移，前方的路依然凄迷（3）
做群众演员就是这么辛苦，接到活后，往往要待上一整天，随时待命，有时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而最后拍戏的时间却不过短短的十多分钟甚至几分钟。虽然辛苦，但我仍然喜欢这个工作，它让我体验到了当演员的真实感觉，这个感觉我觉得还不错。
我认为，现在无论受多大的苦，都算不了什么，甚至可以说，现在受苦越多，将来尝到的“甜”就越多。谢云也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没有苦，怎么
会知道什么叫“甜”？
记得第一次拍戏时，当晚我兴奋得根本无法入睡，满脑子都是明天面对镜头时我将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把自己认为最得体的服装找了出来，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一大早就来到电影制片厂门口。
没想到这么早竟来了这么多的人，放眼望去，黑压压一片，唧唧喳喳一片，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白有黑，有丑有俊。有的神情亢奋，有的则满脸漠然，还有的闭着眼睛站在那儿打瞌睡，虽看不出表情，却可以看出他睡眠不足。
我还看见几个光着膀子、身上纹着狮子、老虎、眼镜蛇的男青年围着两个漂亮女孩动手动脚，其中一个唐山口音、面貌凶恶的大胖子还动不动就喊打喊杀。刚开始我以为他们也是群众演员，如果我是导演，我会让他们去扮演黑社会打手或是流氓地痞。就像现在这个场景一样，正围着一个姑娘动手动脚时被一个救美英雄打得屁滚尿流。
见我盯着这几个“群众演员”浮想联翩，谢云拉了拉我的衣角，悄声告诉我，这些人可不好惹，他们是靠盘剥群众演员生活的混混，他们会强迫只身到北京的群众演员去住和他们有联系的黑店，还会组织走投无路的群众演员去血站卖血、甚至当小姐……
谢云提醒我别盯着他们看，更别去多管闲事，充当什么英雄好汉，要权当没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否则会引火烧身，被他们打一顿那可划不来。看着被调戏的两个女孩吓得要死的样子，我真想走过去管一回闲事，可经谢云这么一吓唬，又有些胆怯了。
还好，这帮混混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好太过放肆，闹了一阵，他们就放开了那两个女孩。这时我才敢去仔细打量这两个女孩——刚才被混混围着，我也看不清——她们虽然都很漂亮，但仔细看，个子高一点的那个显得更漂亮一些。
见我“色眯眯”地盯着她不放，谢云一脸坏笑，问我要不要把她介绍给我认识一下？我用胳膊捣了捣谢云的胸，让他闭上那张乌鸦嘴，他不但没把嘴闭上，反而还更坏地向我“介绍”个不停。
从他的“介绍”中，我知道了这个女孩名叫赵雅芝，与一位港台女明星同名，她是去年才从横店那边“漂”过来的，刚在北京做群众演员没几天，暂时还没找到“保护神”，所以才会受那几个流氓欺负。
“这可是个大好时机呀，该出手时就出手吧哥们儿，晚了恐怕就被别人抢去了。花堪折时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呀！”最后，谢云像个过来人似的，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要觉得她好，那你去折好了，干吗让我去？”我不领情地说。
正说着，“穴头”开着大奔来了。在“穴头”的指挥下，我们坐上大巴，向拍摄地点出发。８点不到，我们抵达拍摄地。一下车，我就看到临时搭建的擂台、摄像机、帐篷等很多的拍摄场景和器材，一些人在忙忙碌碌着，一问才知道，他们已经拍了一个通宵了。
很快，我和谢云都分到了角色。这部电视剧里需要几个群众演员演流氓地痞，我由于个子高，被选中了。但是，进了场我才知道，剧组并没有为这样的临时角色准备服装，而我把自己打扮得太儒雅得体了，加上皮肤不够黑，导演临时把我撤下了。
看着谢云和另外几个群众演员满脸得意地入场排戏，我非常羡慕，同时心中也暗暗埋怨谢云，觉得他看着我穿得这么好却不提醒我，是不是有些不地道？后来想想，觉得也不能怪谢云，他怎么会知道这次会让我们扮演什么角色呢？如果是让扮演一位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