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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闯进来，慌里慌张地就把事情解决了。事后回忆，觉得自己太胆小了，还没看清那个女人的身子自己就不行了，真窝囊呀！
第一次听小五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这些“浪漫的事”时，我坐在一边脸红心跳，紧张得把手心都攥出汗来了。讲完自己的事，小五就逼着我，让我把我的艳遇也给他讲一讲。在他的“审问”下，我只得老实交代，我哪里有什么艳遇，至今我连女孩的手都没碰过呢。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5）
“这怎么能行，这怎么能行，”小五替我着起急来，“像我们这些搞艺术的人，如果不搞上几个女人，那哪来的创作激情，没有激情，还怎么去搞创作！老弟，听哥一句劝吧，要想成就一番大事，首先得解放自己的思想。记住了，以后逮着机会就不要放过。实在没有机会，什么时候我带你去找只“鸡”也行呀！”
听他这样说，我吓得连连摆手。见我被他吓成了这样，他开心地笑了。
小五常到八里庄我的住地找我喝啤酒、吃羊肉串，我也常去小五住的树村玩。后来，我对树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搬到了那儿与小五做起了邻居，并在他的鼓动下，加入了他们的乐队。
树村坐落在北京北郊一个叫做“上地”的地方，这儿聚集了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摇滚乐手，树村的东北方向是著名的迷笛音乐学校，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将它视为在北京发展的第一站，于是便自发地在这儿聚集了起来。
树村的西北方向是东北旺，那里也是一个已经成型的音乐村；再加上西三旗、黄土甸，便形成了一个以树村为中心的特殊的地下音乐群落。树村就像圆明园的画家村、亮马河的东村一样，由于诸如房价便宜、特定人群集中一类的原因，形成了非常奇特的文化现象。
树村的“北漂”艺人生活极度贫困，但多数乐队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在他们看来，让他们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所以他们宁愿受穷，也不愿去干别的事情，他们只希望能靠音乐养活自己，于是他们便去酒吧演出，演出挣的钱刚刚够他们打车回村，外加喝一顿酒。
搞摇滚势必会发出噪音，容易招来附近居民的责骂。为了避免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在乐手们租来的小屋里，练琴时要在窗口、门口捂上被子，以降低音量避免扰民。这个样子，像是地下工作者，也使他们显得愈加神秘。
真正令树村在摇滚圈声名大噪的，是树村西北方的后营。后营是树村的边缘部分，以其相对空旷和偏僻的地理位置，迅速地吸引了来此落脚的摇滚乐手，百分之九十的乐手和乐队都汇集于此。
在树村，摇滚乐手的日常生活除了吃饭、睡觉外，就是练琴。偶尔的狂欢聚会是在一处被他们称为“摇滚大食堂”的简陋饭馆里进行的。
在后营中部有一个小商店，商店前面有一块空地，空地旁扔着几张破烂不堪的沙发，每天，总有几个，或十几个人在这里懒洋洋地坐着吹牛。在树村，乐手们租得起的房子永远是低矮的棚屋和厢房，五六平米的房子租金在１００块钱左右。
即使这么便宜的房租，也有人交不起，于是交不起房租的乐手们就被房东毫不留情地轰了出去，为了不致让自己沦为乞丐，他们只得厚着脸皮在村中“蹭”朋友的饭吃，吃饱了就赖在这儿不走，晚上就住到了朋友这儿，然后逢人就说留他吃饭住宿的这位朋友够哥们儿，让人家不好意思再赶他走。
我觉得树村这儿挺有意思的，起码比我孤零零一人住在八里庄热闹多了。
房子是小五帮我租的，很小，刚够我摆张床，墙上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美女，小五告诉我，原先住这儿的，是个光头乐手，前一段时间他们的乐队出了专辑，有了点名气，他就随乐队搬到市区住去了。
把简单的行李放下后，我与小五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就到吃午饭的时间了。小五领我去吃午饭，我跟着他来到路边的小酒馆，我们要了一盘花生米、一盘青椒肉片，两瓶燕京啤酒，就坐在脏乎乎的小酒馆里直接拿着酒瓶喝了起来。
小酒馆的录像里正放着港台片，乒乒乓乓的打斗声平息后，会来上一场露三点的床上戏，看得周围吃饭的民工瞪着眼忘记了往嘴里送饭。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小五与我喝光了两瓶啤酒，吃光了花生米和青椒肉片，算是完成了为我接风的仪式。
离开小酒馆，我们在路上慢悠悠地走着，小五对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女人，不管她长得美丑，只要年龄不是特别老，都会来上一段精彩点评，诸如“屁股太小了”、“没腰”、“眼太大，占了半张脸”、“这个有味，乳房大”、“这女孩好看是好看，美中不足的是两腿叉得太开，不是处女”之类的话，像炒豆似的不断从他的嘴里蹦出来。
小五把我带到附近一个哥们儿那儿坐了会儿，介绍我们认识后，就坐在他那儿聊了起来。这哥们儿是乐队的鼓手，年纪比我们都小，模样儿长得挺清秀，最讨人喜欢的是那张嘴，甜得像抹了蜜，只要年龄比他大，他都管人叫哥，对小五更是五哥长五哥短地叫个不停。
聊了十几分钟，我与小五回到了各自的出租屋，简单打扮了一下，小五就领着我和其他几个人，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位讨人喜欢的鼓手，去路边等公共汽车。他说今天乐队要去录音棚为他们的专辑做缩混，他要带我去熟悉一下情况，好为以后我的加盟打下基础。
录音棚在人大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设备很简陋。我们刚到不久，录音师就开始工作了。这是他们乐队第一次录制专辑，作为主唱，小五很认真，他与乐手们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调制着同一首歌，直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已经会唱这首歌了，他们的录制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晚上，我们回到树村，这时已经有一个音乐杂志的女记者等在那儿准备采访小五他们这支乐队了。这位女记者３０来岁的样子，长得不算漂亮，但很有女人味，小五把她领到自己屋里，把她让到屋里仅有的那只凳子上坐下，我们则坐在他的床上，采访就算正式开始了。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6）
采访结束后，女记者请我们去村子里最好的一家饭店吃了一顿饭，然后就打了辆车回去了。她的出租车刚一离开，大家就开起了这个女记者的玩笑，对她裸露在外及被紧紧包裹着的部位逐一作了大点评。
点评了一番后，大家得出了一个“这妞有点意思”的结论。于是就有人提出，如果谁能把她泡到手，大家就集体出资请他到王府井烤鸭店吃一顿烤鸭。在烤鸭的诱惑下，小五摩拳
擦掌，做出一副跃跃欲试、志在必得的样子。仿佛只要他一出手，就可以马上泡到“这妞”，就可以马上吃到王府井的烤鸭。
几天后，专辑的缩混工作完成了，我又参加了乐队的几次讨论会。这时，我和大家都已经混得很熟了，互相都习惯了拍着肩膀称兄道弟。在这儿就是这样，只要你是搞音乐的，相处起来就特别容易，五湖四海皆兄弟，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才走到一起来的嘛。
在讨论会上，他们甚至也请我发了言，毕竟对摇滚还不太熟悉，我的发言就显得有点门外汉的味道，但没有人嘲笑我，相反在我发言的时候，大家都听得很仔细，尤其是那位鼓手兄弟，一边点着头听我说话，还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仿佛对我的发言挺感兴趣似的。
我们在一起讨论着专辑的封套设计、照片、歌曲的排列顺序，憧憬着这张专辑发行后一炮走红的美好前景。
这张名为《零点，向太阳出发》的专辑，一共花了３万多元才制作完成，这３万多元是小五他们乐队几个人东挪西凑用了半年的时间才筹措到的。专辑制作完成后，乐队开始到北京各个唱片公司推销他们的产品，不久就有一家唱片公司愿以５万元的价格一次性购买这张专辑的版权。
乐队中有人动了心，觉得５万元也不错了，起码收回了成本还能小赚一笔，毕竟是第一张专辑，以后有的是机会，但小五觉得５万元的价格太低，如果这张唱片发火了，乐队岂不是太吃亏了？于是，小五力排众议，鼓动大家不要为这点蝇头小利而贱卖了自己，最后大家就听了小五的，拒绝了这家唱片公司。
拒绝了后，大家又开始为唱片的事分头去跑，结果跑了一个多月，也没人再愿意买这张唱片，他们大多听了一首歌就给唱片判了死刑，说这样的摇滚基调太灰暗，听起来太忧伤，听这样的摇滚简直就是和自己过不去，根本就没有市场。最后大家不得不回过头来，再去找原先那家愿出５万元买他们唱片的公司，没想到那家公司却死活都不愿意再与他们谈了，别说５万元，就是１万元他们也不要了。
一赌气，大家都不愿意再去碰钉子了，这张唱片就成了一文不值的玩意儿，扔在那儿都懒得再看一眼。这件事，给小五带来的打击最大，若不是他劝大家不能５万元就贱卖了自己，会给乐队带来这么大的损失吗？
当初策划这张专辑的创意就是小五提出来的，为了能把专辑制作出来，所有的人都尽了全力，不惜动用所能动用的关系，求爷爷告奶奶的，厚着脸皮向亲戚朋友借钱，并答应赚了钱一定尽快把钱还给人家。现在可好，全赔进去了，这让大家怎么向那些债主们交代？
小五很内疚，觉得是自己害了大家。见小五背上了思想包袱，乐队里的兄弟就劝他别这样，这件事其实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大可不必为此事而感到欠大家什么。可无论怎么劝，都无法让小五从失败的情绪中解脱出来，相反兄弟们越是对他好，他就越是觉得对不起兄弟们。
就这样，小五的思想包袱越背越重，情绪显得非常低落，整天垂头丧气地一个人坐在小酒馆里喝闷酒，醉了就一个人跑到村外的树林里大吼大叫，然后就在那儿痛哭一场。严重的是，他的这种情绪还影响到了工作，影响了整个乐队的形象，在酒吧里演出时，他显得没精打采的，常常唱错词，有几次差点被台下的客人轰了下去。
大家都觉得不能让小五再唱下去了，否则乐队就无法在酒吧里生存，唱片的事已经弄得大家一贫如洗，如果不能在酒吧里生存下去，不久所有人就都要面临挨饿的境地了。为了乐队的生存，所有人都明白，乐队必须把小五这个主唱换下来，但谁又好意思开这个口呀，那不更伤他的自尊吗？
幸好小五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主动向大家提出自己退出乐队，大家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请求。小五退出乐队后，经提议，由我来接替他的工作。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刚到这儿几个月，他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这个“外人”来担此重任呢？我竭力推辞，但大家都认定我很有实力，是主唱的最佳人选。
众命难违，我只得答应下来，做了乐队的“主唱”。
其实大家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抛弃小五的念头，我们更不想让小五产生这种被抛弃的想法。虽然让我做了主唱，但乐队还是让小五随队去酒吧演出，只是把他的任务由过去的主唱改成了贝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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