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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肖像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甚至在那儿待一整天也不见一个主顾。
我开始入不敷出，交不起管大爷的房租，吃不饱肚子。面对管大爷越拉越长的冷脸，听着肚子里因没有及时进食而发出的咕咕声，我不知道下面该怎么办。
每当这时，我不免要想，要是当初不来北京呢？甚至还想到，要是当初我不选择这个倒霉的绘画专业呢？在家乡那个单调的所谓省会城市，我会怎么样？在那里没有艺术的氛围，甚至没有文化的气息，人们只有一个心愿，并从小到大，从年轻到年老，从生到死地力求实现它，那就是：物质生活要比别人稍微丰富一些，至少不能比别人差。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这么过下去，至少一切都是平静的，在没有波澜的物质追求中，度过一生。虽然单调，虽然会感觉到空虚和无聊，但却不至让人时不时地惊心动魄，并随时想到生和死这些人生重大命题。
我开始恨绘画这个职业，如果没有这门不知哪个吃饱饭撑得没事干的人琢磨出来的破玩意儿，那么也就不会产生倒霉的凡·高。虽然我很崇拜凡·高，但我开始觉得凡·高的一生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了——不错，在他死后不久，他的艺术成就得到了世人认可，但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能补偿他生前为此付出的那些沉重的代价吗？
就像我，不是为了绘画，为了所谓的狗屁艺术，作为父母的独生子、掌上明珠，我会在北京遭这份罪吗？
我开始恨自己，恨所有的所有，更恨自己的所谓追求、所谓理想。
其实，像我们这种所谓的艺术家，根本就没人瞧得起。我曾听说过这样一个关于画家的故事——
有一个落魄潦倒的穷画家，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除了画画之外，不愿从事其他的工作。而他所画出来的作品，又一张也卖不出去，搞得三餐老是没有着落，幸好街角餐厅的老板心地很好，总是让他赊欠每天吃饭的餐费，穷画家也就天天到这家餐厅来用餐。
一天，穷画家在餐厅中吃饭，突然间灵感泉涌，拿起桌上洁白的餐巾，用随身携带的画笔，蘸着餐桌上的酱油、番茄酱等等各式调味料，当场作起画来。餐厅的老板也不制止他，反倒趁着店内客人不多的时候，站在画家身后，专心地看着他画画。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7）
过了好一会儿，画家终于完成他的作品，他拿着餐巾左顾右盼，摇头晃脑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深觉这是有生以来画得最好的一幅作品。餐厅老板这时开口道：“嗨！你可不可以把这幅作品给我？我打算把你所积欠的饭钱一笔勾销，就当做是买你这幅画的费用，你看这样好不好啊？”
穷画家感动莫名，惊异道：“什么？连你也看得出来我这幅画的价值？啊！看来，我真
的是离成功不远了。”餐厅老板连忙道：“不！请你不要误会，事情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儿子，他也像你一样，成天只想要当一个画家。我之所以要买这幅画，是想把它挂起来，好时时刻刻警惕我的孩子，千万不要落到像你这样的下场。”
无疑，在这个故事中，画家是个倒霉蛋，是故事杜撰者、讲述者的嘲笑对象。记得刚听到这个故事时，我只是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这笑分明是嘲笑那个讲述者的。而现在再一次重温这个故事，我突然明白这个故事中的倒霉画家其实就是我自己。
要不是偶然认识吴琼，我想我的人生就这样暗淡无光。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说，吴琼改写了我的人生。无论怎么说，吴琼都该算是我人生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吴琼是一个大眼睛女孩，长得不是特别漂亮，但仔细品味却很有味道。和她相处一段时间后，我明白这所谓的味道，大概来自于她那独特的艺术气质吧。
吴琼是一家大众文化刊物的记者，我在北海公园与她相识的那一天，她穿着一件咖啡色呢绒上装，系一条白色丝质围巾，下面是灯芯绒休闲裤和波特休闲鞋，她的这身打扮，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既朴素又大方。
那天，我的心情很灰暗。我已经欠管大爷３个月的房租了，管大爷每隔三两天就要向我发出一次“最后通牒”：如果３天之内再不把房租付清，就要将我赶出门。若不是我厚着脸皮请求他再容我几天，很快我就可以把房租付清，恐怕我现在早已睡在村口的桥底下了。
我曾想过向刘斌借钱，这是我在北京惟一可以求助的朋友了，谁知刘斌的现状也不妙。他所在的那家文化公司正濒临破产，刘斌正想着要不要离开那儿另谋高就。每当看见刘斌那愁眉苦脸的样子，我就知道他的日子也不好过，说不定他也正像我一样为房租的事发愁呢，我怎么好向他开口借钱呀。
这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已经熬不下去了，我决定再到北海公园碰碰运气，争取把欠管大爷的房租给挣出来——我不想欠管大爷的，一个没有任何收入的孤老爷子，全指望着这点房租过活，我怎么忍心拖欠着他的房租不辞而别呢！
就在我混不下去准备离开北京的时候，吴琼闯入了我的生活。
那天我正蹲在大树下像个乞丐似的等待有人来施舍，可直到下午都没有一个人来找我画肖像，我心情颓丧地收拾起画夹准备回画家村时，一个女孩却坐在了我对面的小凳上让我给她画像。
这是我几天来的第一笔生意，我画得很认真，用了足足半个小时才把像画好，交给这个女孩后她看了半天，对我的绘画技艺不禁啧啧称赞，然后才问我多少钱。我告诉她５元钱，她却给了我１０元钱，我正要找钱给她，她笑着说不用找了。我把钱硬塞给她后，她却不走，坐在凳子上和我聊天。
“你是美院毕业的吧？看得出来，你的绘画是经过专业训练的，哪个学校的，中央美院？”她问我。
“不是。”我冷冷地回答。
“酱紫的啊！”她似乎对我的冷淡不以为然，歪着头说。“酱紫”就是“这样子”的意思，现在一些新潮女孩都喜欢“酱紫的啊酱紫的啊”说话，似乎不会一两句酱紫的啊就不能被称为新新人类。
然后她又问我住在哪儿，我告诉她我住在圆明园附近，她便惊喜地问我是不是画家村的。我点了点头，她便告诉我，她叫吴琼，是一家报社的记者，正想采访一下画家村。接着，她便拉开采访的架势，向我提出了一二三四五等等问题。
我说圆明园没什么好写的，因为搞艺术的人就是这么生活的，像美国的格林威治村、东村等等画家村，没有人会觉得他们的存在也是一种新闻，我认为圆明园画家村与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我建议她最好别在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
“酱紫的啊！”她显得有些失望地说，然后便站起身来和我道别。望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慢慢消失在公园门口，不知怎么，我突然产生很失落的感觉。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她了，没想到第二天她又出现在了北海公园。这次来，她仍让我给她画像，给她画完后，她再没提出要采访我的要求，拿起画就走了。第三天，她竟然又来了，和第二天一样，她让我给她画了肖像后又走了。
到第五天，当她准时来到公园再次提出给她画像时，我拒绝了。我觉得这样画来画去的没有意义。她在施舍我？还是吃饱饭没事干拿我找乐子？我懒得想。虽然有钱挣，但我不愿意再给她画像了。
见我拒绝再为她画像，她像抓住了我的把柄似的耍赖皮说：“艺术家，我早就盯上你了，你跑不出本小姐的掌心了。现在你只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给我画像，二是接受我的采访。”我赌气地说，我两样都不接受，然后以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眼神望着她。
春暖花开，前行的路上有爱相随（8）
她被我盯得不好意思，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我觉得挺好玩，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是可以互相感染的，像比赛似的，我们两人不顾游人的奇怪目光，在公园里哈哈大笑了足有３分钟。停住笑后，我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告饶说：“防火防盗防记者，好好好，我接受你的采访。”
“采访”没有在公园里进行，因为我刚答应接受采访，吴琼就得寸进尺地提出，她要到画家村看看。见躲不过去，我只得答应。吴琼背起我的画夹，出了公园拦了辆出租车，我们便直奔画家村而去。
一路上吴琼问东问西，对我们这些“艺术家”的所有一切都感兴趣，我也应付差事似的一一作答。快到画家村时，我回答完了她提出的所有问题，于是两人便沉默下来。
画家村到了。出租车开到小巷口进不去，我们只好停下车步行来到小院。进了屋，吴琼四处打量我的小屋，见屋里只有一张床、几只破碗，墙角堆满了我的画，旁边是简陋的绘画工具，便说，“真没想到，原来你们画家这么穷！”
我苦笑着说，“你想像中的画家是什么样的，开着奔驰、宝马，住着别墅？我又不傻，有钱还会去公园给人画肖像？不瞒你说，我都三个月没钱付房租了，要不是遇到你这样的观音菩萨，说不定我现在已经饿得没力气说话了呢！”
“酱紫的啊！你要不说，我还以为你去公园画肖像是为了体验生活呢！”她略显惊讶地看着我，似乎我的回答出乎她的意料。看上去她还是个小毛丫头，大概大学刚刚毕业，就分配到她那个刊物做了记者，没受过人世间的凄风苦雨。
我不想再跟她谈这个话题，她似乎也看出了我的心思，于是便堆起笑容对我说，“跟我谈谈你的画吧。”我走到墙角，拿出几张画给她看。
“画得不错，挺有才华的。”她一边看一边说。见我在一边只是笑并不接她的话，她继续给我鼓劲，“哎，你以为我在骗你？我说的可都是真话啊！你别以为我不懂行，我一眼就能看出你的绘画功底，你是很有前途的一个画家哟。”
见她很真诚的样子，我开始相信她说的是真话。于是我便找到知音似的，跟她大谈我的那些绘画，仿佛自己已是个成功的画家，已得到了人民大众的认可，并将跻身伟大画家之列，供后人瞻仰。而吴琼听得非常认真，还时不时地在采访本上记下我的话，有时还会为我那些刻意的幽默而展颜一笑。
这次“采访”很愉快，也进行得很顺利。离开画家村后，过了几天，吴琼给我打电话，说她的文章已经写好了，想先给我看看，让我再提些意见。我让她来画家村，她说好吧，我们在北大附近的红房子咖啡屋见面。
我收拾打扮了一番，步行着去红房子咖啡屋与吴琼见面。“哎，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曾经的梦想也是画家。”坐下后，吴琼把玩着手里装橙汁的玻璃杯，望着我说，“那时候，我常穿着一件宽大的麻布Ｔ恤，上面涂满油彩，四处招摇。”
“后来发现做画家很难，所以放弃了？”我猜测着说。
“哪是酱紫的啊，和你一样，是家里死活不让我考美院。但我可没你那么勇敢，和父母斗争到底。我呢，见父母那么伤心，就放弃了这个梦想，后来想想做记者可能也不错，就读了新闻。现在，我写关于画家和画的文章，岂不是一举两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