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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以及其他十几位与我在军队中同时成长起来的将领。我们将就陆军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进行自由讨论。这是我特别喜爱研究的课题。
那天早上登机后，我看到《纽约时报》一则题为《争夺继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位》的消息。记者搜肠刮肚地胡诌说，我通过“频繁的书信”一直与切尼部长保持联系。完全错了。我是按照对所有司令官的规定要求，向切尼每个季度作一次报告。
我们进入会议的最后一天，大约下午2点钟，我接到了一个通知。切尼部长要我打电话给他。我试图避开众人的眼光悄悄地溜出房间，打电话给切尼，可他已经离开办公室了。15分钟后会议结束时，我又接到通知：要我马上去五角大楼。沃诺向我会意地眨了眨眼说：“我给您安排一架直升机。”
我带着阿尔玛乘直升机而去。在五角大楼停机坪上，一位司机开车来接我们。当我们到达五角大楼的滨河大门口处时，我要阿尔玛等着，我身着夹克上装和丝光黄斜纹裤、内穿马球衬衫，进去见切尼部长。切尼面带微笑欢迎我。不论对我穿便服还是穿吉尔伯特和沙利文轻歌剧人物服都毫不介意。他就是那样一种人。他开门见山说，“你知道，我们正在物色一个主席。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继任人选。”他随后凭他的判断力快速报出了我的合格条件。我在五角大楼和白宫里是轻车熟路。我具有所需的军事指挥信誉。我懂军备控制问题，那是在布什的议事日程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项目。而且他认为他和我能够和睦共事。他问我对这个职务有何看法。
我说：“当然，我深感荣幸，如果您和总统都要我干，我从命，并尽力干好。但是，您知道我在亚特兰大是愉快的，目前并不想挪动。”我没有明说我真正的担心所在。这是一项严峻的重任。在15个按法律够条件当主席的四星上将中，我是资历最浅的一个。我肩上戴的第四颗星刚满4个月，而几个资历较深的候选人则早已是四星上将了。
布什总统显然也持有同样的保留态度，因为切尼接下来说，“总统想知道，你的任命会不会使你同其他资格更老的三军将领的关系难处。”
我知道我可以指望沃诺的支持，而且我同其他军种的主官有着良好的关系。我说：“我对此并不担心。”决不能让他们看出你提心吊胆。
“好极了，”切尼回答说，“我要推荐你。但是，你知道，这事是由总统作决定的。”
直到我们坐上回亚特兰大的利尔喷气机后我才告诉阿尔玛。“我们又要搬家了。”她说。
第二天，8月9日，星期三，切尼打来电话说，总统已批准了他的推荐。我将接替比尔？克劳。总统要我次日返回，参加玫瑰园的任职宣布会。当晚我飞往华盛顿，阿尔玛决定留在亚特兰大，因为她事先有安排。我的女儿琳达和安妮玛丽也留下了。所以，8月10日在玫瑰园只有迈克和我站在一起。那天，布什总统首先表彰了比尔？克劳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所做出的杰出功绩，然后宣布他要提名我为第12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由于有待参议院确认，我有6周的时间在陆军部队司令部交接工作和准备上任。在以后的几天里，各军种主官和每个主要的四星将领都前来表示祝贺与支持，这种支持正是我所需要的。显然，总统的担心也消除了。
我还碰上一个难关。在任命我当主席的那天，我在我的办公室接待前来祝贺的朋友时，一名手戴橡胶手套的年轻少尉出现在门口。原来陆军对滥用麻醉品问题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并通过随机的尿样测试来找出麻醉品使用者。在随机决定检验人员时我的军号被选上了。我向朋友们表示歉意后去参加测试。我顺利通过了尿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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