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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钟情于各地风味的却并非只有家乡人。苟如此，则深圳人的活法，就不是多样，而是单一 事实上，深圳人是既听摇滚乐，又读菜根谭，既吃麦当劳，又去川菜馆的。因为敢闯深圳的人也都敢尝新，而这个城市的生活又如此地丰富多彩，那就应该尽情地享受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因此，深圳人一般都有较宽的“食谱”。他们可能会比较钟爱某种食物、服饰、玩法，但不会拘泥于其中的一种。只要有可能，他们多半愿意都体验尝试一下。穿皮鞋的人也许比较多，但也有人喜欢北京的平底布鞋；有人喜欢小立领衬衫，也有人喜欢无领T恤，道是“无领无袖”，有一种“民主精神”。难怪有人说，没有人能说清深圳最时髦的衣着是什么。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是最时髦的。深圳，只时髦多样。
深圳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是多层的。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深圳原本就是一个贵贱贫富悬殊很大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层次。尽管深圳的人均收入要远远高于内地，大多数人都比较有钱，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驾世界名车，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住总统套房。省吃俭用寄钱回家的打工妹和在夜总会或KTV包房里一掷千金的大老板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外省青年与在证券交易所里翻云覆雨的炒手也不会心态相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收入，也有不同的想法和活法。拥有上万美金一张金卡的阔佬和名流衣冠楚楚，潇洒而高傲地出入CLUB，享受着我们只能在好莱坞影片中观看的顶级生活；白领丽人仪态万方，在名店街和精品屋流连忘返，在咖啡馆和健身房里体验优雅或放松身心；年轻的工薪族下班以后去蹦迪、泡吧、看艳舞，与朋友在红茶坊聊天，或者到有数码音响设备的影院去看一场进口大片。双休日，大小公司的老总们会开著名车和老婆孩子一起去吃大排档。他们平时在酒楼里应酬累了，很需要和家人共享天伦，却又不忍心再偏劳太太。大排档的家常菜则最能满足这种需求。所以，每到这时，大酒楼的生意往往比较清淡，而大排档却相当火爆。深圳人生活的多样，由此又可见一斑。
不过这些大体上都与打工族无缘。身心疲惫又阮囊羞涩的他们，多半只能挤在狭小的房间里看录像，麻木地盯着荧屏，一任港台片的打打闹闹哭哭笑笑刺激神经。但是，深圳人并没有忘记他们。有良心的深圳人都明白，如果没有打工仔和打工妹们的血汗和辛劳，我们这个城市是不可能平地高楼日进外金的。于是，深圳人为打工族设计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大家乐”。我到过红荔路上荔枝公园附近的“大家乐”。那里舞台宽大而场地开阔，设备优良而票价低廉，任何人只要花两三块钱就能买张门票进去观看演出。如果有兴趣也有胆量，还可以登台献艺一展歌喉。不想花钱也不要紧，你可以站在外面看。大家乐舞台是开放的，也是兼容的。它没有高耸的围墙、森严的门卫，只有一道低矮空疏的栅栏，象征性地立在座位后面，却留下许多空间，一任围观，不折不扣地是“大家乐”。这样的“大家乐”据说几乎每个居民区和工业区都有。它们其实体现了一种“深圳精神”。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特区，而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应该“大家都乐”
深圳人多样多层的生活给许多企业提供了商机，也提出了挑战。因为消费者的需求是如此五花八门，那就谁也不可能独占市场。当然，也不能指望一个好点子就能吃一辈子。深圳人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曾经红火一时的卡拉OK歌厅和保龄球馆忽然门前冷落，茶餐厅、茶艺馆、网吧、布吧、陶吧之类则渐渐兴盛。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在哪儿吃、在哪儿喝、在哪儿玩却慢慢讲究起来。深圳人生活越来越好，花样也就越来越多。新潮一族迷上了锐舞派对（Rave Party），在DJ（专业唱片师）播放的强劲电子音乐声中跳舞狂欢直至通宵达旦；（图五十四）一些最早闯深圳的“资深改革者”们却会在黄昏或深夜打开尘
封的书箱，重温大学时的旧梦。没有什么共同的时髦，也不会有千篇一律。在这个无奇不有的城市里，人是形形色色的，人的活法也会是形形色色的。仍然会有人对黄色架步感兴趣，也会有人花20元小费在公园里找来历不明的女人“聊天”。
这就是深圳。的确，单纯是小城的特征，多元、多层、多样、多彩、多变才是特区。
四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多样的生活也必然是独立的。
的确，多样的生活只能由相对独立的人创造出来，而当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依附关系时，则多半只会有单一的生活。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人身依附关系必然造就“从上”和“从众”心理，结果不是“一窝蜂”，便是“一刀切”，怎么还会有多 多样的前提，是承认人与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认定的活法。我怎么活，不用你操心；你怎么活，我也管不着。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干预他人，也没有资格对别人的活法说三道四品头论足。一句话，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是一本小说的书名。这本“深圳人写，写深圳人一的小说，在深圳卖得十分火爆。1999年初，我在深圳走了好几家书店，才买到它。本书无意对它进行任何评价，也不会把它看作是解读深圳的依据。但我以为，该书既然在深圳如此畅销，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深圳人十分关心自己的活法；第二，这本书多少有些真实。
事实上，无论这本书的故事和细节是否真实，它的书名却真实地反映了深圳人的观念和心态。深圳人确实不太爱管别人的闲事。在深圳，可没有北京那样的“事儿妈”、“小脚侦缉队”，也没有上海那种喜欢窥人隐私、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的小市民，尽管上海人的口头禅是“关侬啥事体”。前面说过，“关侬啥事体”是上海人对付他人议论的武器。这个武器既然要时不时地拿出来用用，说明并不是所有人都当真认为别人的生活与自己无关。上海的小市民其实是生活在现代与传统之间的。上海的现代化进程教会了他们说“关侬啥事体”，传统的生活方式又使他们并不完全认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在他们看来，最好是自己的事独立自主，别人的事了如指掌，既有隐私权，又有知情权。因此他们一方面怕管闲事，另方面又爱说闲话。结果，上海人的名声弄得很不好：既自私，又窥私。
深圳人却现代得多。他们在宣布“我的生活与你无关”时，也同时承认“你的生活与我无关”。所以，在深圳，朋友同事之间，可能会有交往、有应酬、有聚会，但不会有干预，也不大会有窥私。在内地，一个人如果突然一下子有了一大笔钱，或者结了婚又离婚，多半是会引起大惊小怪或窃窃私语的，在深圳却不会有什么风波。这当然因为深圳来钱的路子太多。炒股炒的，搏采搏的，朋友借的，老板给的，都有可能，管得着 但更重要的是，在深圳人看来，收人和婚恋纯属个人隐私，不该过问也不能过问。某某人发了就发了，换了老婆或情人就换了呗！反正我的生活与你无关，你的生活也与我无关。毕竟，深圳人的生活是多样的，而所谓“多样”，也就是互不相干，或自行其是。
这也不奇怪。深圳这个城市，原本就是自行其是的。在建市之初，这个城市做的，都是别的城市不做，或不能做，或不敢做的事情。这时，确实要有一点“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意识，才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论。所谓“不争论”，不但有“干了再说”的意思，也多少有“各干各的”的意思。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深圳和内地也确实是“各干各的”。深圳尝试着市场经济，内地则还在搞计划经济，当然毫不相干。同样，闯进深圳的，差不多也都是些自行其是的人，否则就不会来 因此，他们大多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大容易为别人所左右。况且，他们不畏艰险地闯进深圳，是要寻求个人的发展，而不是来管别人的闲事。既不想管别人，同时别人也管不了，最后的结论，便是“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的确，这里有城市与人两方面的原因。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城市，而且是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特区。没有谁，是在这个城市土生土长的。大家都来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谁也不认识谁。没有恩怨，也没有瓜葛，只有陌生。这就造成了一种距离感，从而为保有自己的隐私创造了先决条件。这种条件却是其他城市没有的。前面说过，中国的城市大多是农业社会的产物，而且大多与农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街坊邻里之间，也像氏族聚落或乡里乡亲一样，保持着守护相望的传统，就连最具现代性的上海也不例外。事实上，许多人都认为，上海最有人情味的地方，恰恰是那邻里间相互嘘寒问暖、亲近得几无隐私可言的里弄。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城里人，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乡下人并没有什么两样：没有隐私，没有秘密，谁有多少斤两，大家心里都有数。因此，即便日后远走高飞各奔东西，重逢之日，对方如果要打听自己的情况，多半也不好意思拒绝。因为面对一个知根知底的人，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勇气说出“隐私”这两个字。何况对方的打听，本身就透着一份关切，而且是那种曾经休戚相关的人才有的关切。面对这份情谊，你岂止不忍拒绝，没准自己就有倾诉的欲望。结果你不但会和盘托出，而且还会以同样的关切去询问对方。
深圳人却不会这样。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城市是陌生的，这个城市里的人也是陌生的。公司里，单位上，同事之间，素不相识，非亲非故。谁也没有关心他人的义务，也没有过问他人的权力。相反，由于竞争是那样的激烈甚至残酷，没准反倒有些提防。在这种情况下，泄露自己的隐私无疑是不智之举，打听别人的生活则难免居心不良的嫌疑，还是互不干涉或心照不宣为好。至少是，差不多每个人在决心闯深圳时，也都决心向过去告别，把历史埋在心底。这种想法是“人同此心”的。你既然不希望别人了解你的过去，那就最好也不要向别人打听现在，而一个人一旦坚守着某种纯属个人的秘密，也就意味着他有了一个私人空间。这个空间是有可能逐渐扩大的，直至说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
当然，旧日同窗昔年老友相聚，也仍会有那份关心，尤其是过去共同的老师、同学、朋友从外地来深圳时，大家可能会讲起闯深圳的故事和现在的成就。但，老唱片放了又放，总有听腻了的时候，新生活又千差万别，没准贵贱贫富已很悬殊。老兄还在扑腾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