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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为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哗——”掌声、热泪……重庆人这一天有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许多人彻夜未眠，沉浸在总书记为他们描绘的未来之中……
于是，此时此刻，有人突然惊喜地发现一个历史的巧合：90年前的1917年，一位伟人也曾把锐利的目光停留在中国第一黄金水道上游的一座山城，并且正是因为他的关注，从此改变了这个城市的命运，甚至从此改变了中国以后的行政区划蓝图。
这个人就是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上海。莫利爱路29号（今香山路7号）。
1917年夏。在这莫利爱路29号的一座花园洋房内，一位矮小而灵活的中年人，手持放大镜，双膝跪在宽阔的地毯上，身子近乎伏在地面……他在干什么？噢，原来他在看地图。
那地图好大，大大小小有14张。细细看去，哦，原来是可以拼成一体的《中国全图》！
放大镜下，看着看着，他眼睛里射出异样的光芒。
在那地图上，他看到了横的是一座座桥梁，纵的是一条条铁路，圆圈的是一个个大港……然后再把这纵的与横的和圆圈连结成网，这网覆盖整个地图，网中的纽结，便是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交通工业、印刷工业和铁矿、煤矿、油矿和机械制造、港口码头……
他的目光顺着那条横穿东西的大江，从地图右方一直向左移动……突然，他的目光在大江的宜昌至重庆段停下了，并且久久不曾移开。
“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此处两岸岩石束江，狭窄且深，平均深有六寻（三十六英尺），最深有至三十寻者。急流与滩石，沿流皆是。”中年人独自口中念念有词许久，突然间，只见他直起身子，一步走到桌前，即挥笔写下这样一段话：“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其滩石应行爆开除去。于是水深十尺之航路，下起汉口，上达重庆，可得而致。而内地直通水路运输，可自重庆北走直达北京，南走直至广东，乃至全国通航之港无不可达。由此之道，则在中华西部商业中心，运输之费当可减至百分之十也。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妙啊！当我们的巨轮顺着长江的黄金水道，有一天能“下起汉口，上达重庆”之时，中国的中部和西部经济，怎会永远地贫乏与苦难呢？到那时候，“益人民者何等巨大”！“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中年人情不自禁地张开双臂，一遍又一遍地高喊着！一次又一次地欢呼着！
振臂高呼者正是我们的孙中山先生。这一年，他把上面的话写进了他那著名的《建国方略》之中。孙中山因此成为第一个提出要在三峡处修大坝的中国人，并在五年之后的广州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时明确说道：“像扬子江上游的水力，更是很大。”“拿这样的电力来替我们做工，那便有很大的生产，中国一定可以变贫为富的！”
都说重庆直辖市因三峡工程的建设而诞生。而现在我们可以知道更深远的另一层意思：因为在伟人的眼里，三峡工程建设之后的重庆，还将成为中国的西部经济的中心。
90年前的孙中山，将三峡大坝修建的重庆地段，视为“中华西部商业中心”。90年后的今天，胡锦涛要求把重庆直辖市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
伟人的目光，总是同样的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重庆，你是幸运者！百年来，总有伟人在为你的命运导航定向。
2。“8”是毛泽东恩赐给重庆的吉祥数
在追溯重庆的历史时我发现，一个吉利的“8”字似乎与这个城市的命运总是相连在一起，比如重庆直辖市的挂牌时间是1997年6月18日。其实，最早把“8”这个数字与重庆的命运连在一起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第一次到重庆是1945年8月。这个“8”字是毛泽东第一次与重庆有缘的开始。
“重庆谈判”在中国现当代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当然在这历史性的一笔上毛泽东最出彩。
在毛泽东与重庆第一次“亲密接触”中，除了他以非凡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气魄迫使蒋介石在和谈协议上签字外，诗人毛泽东还给重庆和中国历史留下一首著名的诗篇，这首名曰《沁园春·雪》的词作当时传遍了山城，并成为一时的佳话。
事实上，六十多年前毛泽东挥写的“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无与伦比的美誉之词，配予谁最合适呢？想想，当下的也只有重庆人了！
新中国建立之后的毛泽东，其实时时挂念着重庆，印象中最深刻的当算1954年了。那一年毛泽东流泪了：长江中下游因特大洪灾，受灾人数达1888万人，光淹死的就有33000多人。中南重镇武汉因长江“荆江”段决堤，被数米高的洪水淹没数十天，尸体遍地，惨不忍睹……
那场洪水之后的毛泽东，经常在中南海彻夜盯着横穿中国地图东西的那条大江以及大江沿途的一个个城市与乡村，其中目光停在宜昌与重庆江段之间的时间最长、最多。
1956年，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年份。这年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搞的秘密报告，让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预见到一场非同小可的政治风暴，在与秀才们一起处理完对付苏共二十大的“笔墨官司”后，毛泽东抽身再次亲临那条让他心惊的长江江畔，驻足于武汉重镇——他要完成另一件时刻挂在心头的大事。
或许是1954年大洪水的那一幕惨景依然留在这位国家领袖的心头令他隐隐作痛，也可能是以为高吟“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还不到时候，毛泽东这回没有来到重庆，而一直停留在武昌的东湖宾馆内。
然而毛泽东的心却在不停地奔跑着，直至跑到宜昌，跑到重庆。那双深情的目光不时地抚摸着三峡江段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并常常思绪万千。
这一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毛泽东像小孩过节似的异常高兴地一口气游了124分钟，游程达13公里。爽！毛泽东一生爱好游泳，尤其爱与大风大浪搏斗。
时隔一天，毛泽东再次向王任重提出要游长江，而且这回是换了一个方向。当时的武汉正在长江上建大桥。毛泽东很想看一看建设中的壮丽场景，却又怕影响工人施工，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奇妙的行动——在长江里游泳穿过大桥观赏施工美景。夏日的汉水，桀骜不驯，入江口的水情很复杂，然而毛泽东根本没有将湍急的江水放在眼里，一游就是14公里。
毛泽东太喜爱长江了！几天的搏浪畅游，使其神驰意荡，心潮澎湃，思绪涌动。这一天夜里，毛泽东的房间内灯光彻夜长明。一双伟人的目光紧盯着地图上的扬子江，由东而去地缓缓移动着、移动着，从荆江逆向宜昌、万州，直至重庆。然后，只见毛泽东挥动大笔……
这首《水调歌头》，气势恢弘，堪称词坛极品，记载着一位卓越诗人神思飞越的超凡才华，更闪耀着一位杰出领袖的经济建设战略的精美折光。许多年过去了，当今天我们这些有幸看到三峡大坝真的成为“当惊世界殊”的奇迹而挺立在天险长江之上的现实人，再读一读伟人毛泽东的这首佳作时，那“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壮丽图画已不再是诗人的畅想了。
毛泽东是诗人，但更是为人民造福的圣神。他的这首《水调歌头》，其实是用超凡的智慧和远大的胸怀所描绘出的宏伟蓝图，特别地赐给了重庆。因为高峡与平湖、神女与巫山，都在重庆。
重庆人难道不感觉毛泽东是那么的格外厚爱你们吗？
如果说，1917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第一次提出在长江三峡处“筑坝”是伟人对重庆的第一次关顾的话，那么毛泽东的《水调歌头》中所言的“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则是使重庆日后成为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的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决策和实施开端。
为了让这个造福重庆、恩惠中华的伟大战略决策得以有进一步的实质性进展，毛泽东又一次选择了一个吉利的“8”数日子，再次光临重庆。这回来到的日子里有两个“8”数——1958年3月28日。
这次重庆之行，可以说是毛泽东关于决定上马三峡工程的一次落笔之行。我们可以从日后的史料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在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武昌东湖宾馆里，一次次地把王任重和“长江王”林一山叫到他身边，并且吩咐林一山专门写一份他所担心的在三峡上建坝后可能出现的库区泥沙淤积问题的报告。林一山在后来很快写完了《关于水库长期使用的初步探索》报告，经周恩来之手送达毛泽东手中。
可惜这份报告送到毛泽东手中时，他已经无暇研究三峡问题了，因为南边的越南正在和美国大兵苦战，而北边的“苏修”也不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上屯兵。
1966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并且作出了一个对重庆具有特别意义的决定：三线建设。
毛泽东的这次“三线建设”指示，让重庆得益匪浅。可惜因为下达“最高指示”时，没有与“8”这个吉祥的数字连在一起，因而“三线建设”并没有给重庆带来命运的改变，而只是输了些血而已……
但，重庆应当始终不能忘却毛泽东的恩情，因为这个伟人对重庆从来就怀有诗一般的激情。他的诗，就是重庆建设的宏伟蓝图。
3。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谋划建重庆直辖市……
重庆原本的光芒曾被淹没了许多岁月。
重庆人的压抑感源于重庆本有的历史重镇地位。从19世纪80年代英国商人立德乐驾驶的“固陵”号轮船从长江口驶入嘉陵江的那一天起，重庆的开埠便意味着它作为中国西南门户的桥头堡，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然而，重庆的开埠是带着列强侵略者的浓浓血腥味，它基本上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耻辱的标志。
辛亥革命后的新一轮中国地区势力范围的调整，再一次催生了重庆的脱胎换骨。1929年之后的重庆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概念。之后，蒋介石给了重庆一次扬眉吐气的国家级的“战时首都”机会，重庆人因此表现出巨大的爱国热情，让全世界为之震动。然而，重庆所付出的代价也十分惨烈，它承受了日本侵略者长达五年半的狂轰滥炸……
1949年11月30日，在蒋介石从白市驿机场仓皇逃离，不到8个小时重庆便在邓小平、刘伯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的炮火下获得了解放。但随着全国的解放和建设的需要，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中央从适应国家计划经济建设、加强中央集中领导及解决中央机构这一级干部不足的困难等考虑，决定撤销各大区机构，重庆直辖市的地位一下被降为四川省辖市。
从“陪都”，到中央直辖市，到省辖市，仅十几年间，重庆市的地位发生了连续三次的“降格”，这对重庆人的心理上是一次次的冲击。重庆人梦想再度崛起，再度成为称雄一方的直辖市的话题在之后的若干年里，私下有议论，但却始终没有改变现实。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共产党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布了“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