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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就可以想见她受重视的程度。
因而，从这段时间开始，陈杏奎的影响力受到了相当的限制，而且因为告状的人愈来愈多，在孔二小姐的转告下，宋美龄对陈杏奎的信任，也因而大打折扣，这是陈杏奎逐渐失势的原因。
陈杏奎失宠之后，孔二小姐便有取而代之的架势，然而，孔二小姐有一个脾气，她对官邸内务的各种事情都很有兴趣。60年代经常可以见到孔二小姐在官邸的厨房穿进穿出。当时，她给我们的印象是什么都管，但也什么都不管，有时有人问到一些事情，她就十分轻松地说：“我怎么知道你说的那件事情，那与我何干？！”可是，士林官邸上下又不能不尊重她，因为大家知道她的背后就是宋美龄，是得罪不起的人。
孔二小姐非但连官邸的大小事情都有插手的情况，连宋美龄挂名的几个机关团体，像妇联会、振兴复健医院、华兴育幼院等等，孔二小姐都要插手管一下。
由于孔二小姐不断向宋美龄反映一般下人对陈杏奎的反感，加上陈杏奎以家里有人生病为借口，他的内务科长也就这样拱手让人，由李大伟接任。
李科长接任之后，内务科渐渐平静，从那时起，士林官邸开始进入多事之秋，上面已经没有心情去注意底下的一些风风雨雨了。
现代“大内”探秘
士林官邸的内务科，恐怕是20世纪的中国，最后的一个“宫廷大内”机构。
内务科一共配属了二十几个人。这二十几个男女，包括洗衣工人、做衣服的裁缝、烫衣服工人、杂务工人、仓库管理工人、花园园丁、厨房工作人员等，大多数是蒋介石从大陆带来的一些人，少数是从台湾就地招募的。
这些工作人员的人力编配，大致上是这样的：专门照顾蒋介石的副官有三人；照顾宋美龄的
佣人有男女各一人，男人负责杂务，女佣负责照顾她的起居生活；厨房里面有大师傅三人，助手二人，下手若干人，裁缝二人，洗衣工人一人，烫衣工人一人，另外还有清洗客厅、插花、园丁、工人等各若干人。
这些人全部是专职人员，平日各有职司，完全以老先生夫妇和蒋家的近亲为服务对象。
这些官邸内务科的工作人员，大多数是住在官邸附近的眷村里面，这样可以随传随到，不会耽误公事。因此，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行动上是受到本身工作很大的牵制的。特别是老先生要出巡的时候，不管那时是逢年还是过节，我们副官和内务科的所有人员，便得一律停止休假，全员到齐和老先生一起出巡。
许多年老的同事，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很低，因为，蒋家的人有把我们当作他们家族的奴隶的心态。老一辈的同仁，有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一种反应，毕竟，特别是大陆时期，老先生在年富力强的年龄，潜意识里面有天下是我打下来的心态作祟，他在不知不觉间会自认为是这个国家的王者。可是，败退到台湾，蒋家受到很大的冲击，他已经没有过去那种“君临天下”的锐气。然而，尽管退居海岛，老先生仍旧把自己视为统治区域内独一无二的领导者，或者是接近皇帝那样的无上地位。经国先生在有意无意间，把老先生从繁杂的政务当中“孤立”起来，他应该是出自“善意”——很容易被为人子女的人体会出来的一种“善意”。但是，一般人无法理解的是，他为什么想尽了一切办法，希望把老先生神化，并且，把他抬到这个海岛上最崇高的地位上？
在这样的客观背景下，蒋介石不自觉地就把自己想作是不会犯错的圣贤，如果他有任何错误的话，也是周围的人给他捅的娄子，此一来，我们内务科的人员不免就要在一些时候，做他的出气筒。
记得有一回，老先生把他自己桌上的东西放到另一个地方，临时要找却找不到，情急之下，就把我们副官人员骂得狗血淋头。可是，几分钟后，副官为他在旁边找着了，他心里恍然大悟，原来是自己刚刚拿了，年纪大了一时健忘，搞错了东西放置的位置，让我们这些个无辜的副官白白挨了一顿好骂。
蒋介石明明知道是自己放忘了地方，是自己的错，和我们副官无关，但是，他也不愿向我们说一声抱歉。他除了没有向任何人说抱歉的习惯之外，也绝对不会向他心中视为奴才的内务科人员讲一声抱歉。
老先生毕竟是年纪大了，他喜欢听一些好听的话，所以，经国先生非常清楚他的心理，便很善于为他营造这样的气氛。
譬如说，自60年代起，蒋介石到任何场合，都会有一些人在他离去之前，高喊：“蒋总统万岁！万万岁！万万岁”之类的拥护口号，蒋介石就高兴得合不拢嘴。我们站在一旁看他高兴的表情，知道他虽然不是自己要把自己塑造成皇帝的样子，但是，他并不拒绝那样的情境和场面，而且还有些沉醉其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1967年或是1968年的10月31日，那天，在大溪慈湖宾馆，老先生的一些至亲好友，为他唱戏祝寿，有关方面还特别请来了大鹏剧团的学生来支援唱戏。大鹏的名角廖苑芬饰演铁镜公主，杜月笙的夫人姚玉兰也粉墨登场。那场在大客厅演唱的评剧结束以后，老先生高兴得不得了，连忙交代我们去拿中央银行特别铸造的祝寿金币来，给大鹏学生每个人发一枚金币，以资犒赏。平日自奉节俭，而当自己高兴的时候，就拿金币来分送给众人，这就是他的个性。
我从一开始，就把老先生视为自己祖父辈的老人家来伺候，诚然，他的年龄也确实可以做我们的祖父。何况，他有他的人性善良的一面，他对下人的那种权威意识，我们是可以体谅的，因为他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权威意识最高涨的时代，在他的言行举止之间，还不自觉地流露着对晚辈的关怀，所以，为他服务，至少在情绪上是很平衡的。
然而，他的儿子经国先生就不是这样的个性，他对外面的人们是一个嘴脸，对我们又是另一副容貌。
蒋介石有个轿夫班
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期，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加上政府因为抗日战争，曾经退居西南后方，在西南那种多山多水地形复杂的地区，自然要有特殊的交通工具，来适应环境的需要，这便是重庆时期，官邸轿夫班成立的客观背景。
这些轿夫的挑选和训练过程，十分严格。轿夫主要的挑选原则，是个子要平均、身材要适中，而且，只要抬起轿子以后，彼此之间的步履更要相互配合，否则，不但坐在轿子上的人会感觉不舒适，更让人没有安全感。通常，蒋宋夫妇坐的轿子，是由两个人前后抬着，基于安全上的考虑，左右两边还各有一位轿夫，在一旁跟着。只要发生有轿子抬得不是很安稳的情况，两边的轿夫就立刻上前扶持，以防倾倒或是意外情况发生，等前后的轿夫体力耗得差不多了，再由这两位副手上前接替，而原来的抬轿人，就变为副手，一旁跟着护驾。
一直到台湾，官邸都有从大陆带来的两顶轿子，供蒋宋夫妇出游时使用。
基本上，官邸轿子比中国西南地区使用的“滑竿”，在大小结构上和材质上，都舒适许多。外观上，它的椅子是藤制的，轿椅的上方还有像后来的三轮车一样的折叠式遮篷，可以无畏日晒雨淋。
在人员编制上，到了台湾以后，基于“总统府”人员缩编的考虑，轿夫班已经合并到内务科的编制下面。在平时用不上轿夫的时候，这些为数约有十余人的轿夫，被编制到“总统府”清洁班，从事清洁杂役的工作，到了老先生要出巡，而且需要乘轿子的时候，再从内务科里，把这些轿夫们重新加以编组，执行任务。
从50年代到70年代，蒋宋夫妇在全台湾各个偏远山区游历，如果当地没有行车用的公路，或是在风景清幽的羊肠小径，他俩经常乘着轿子，徜徉于山水之间，像桃园复兴乡的角板山、日月潭等地，两夫妇都有过乘坐轿子的经历。
坐轿子舒服，抬轿子则是一件累人的差事，而且，蒋宋夫妇出巡，带的东西不但数目多，种类更是繁杂，他们俩坐轿子，我们非但要走路，还要用推车运载两个老人的行李和日常用品。所以，每次出巡，不但内务科上上下下累翻了天，连轿夫也是个个腰酸背痛、暗自叫苦。
从这里也可以想见，蒋宋夫妇当年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实际上是内务科的轿夫们，凭借着原始的人力，把两个老人抬到山水之滨的。
诚然，老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封建帝王，但是，各种的享受却明白地显示，他过着一种20世纪绝无仅有的奇特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形态，只有在清代的紫禁城里才看得到那样的场面。
蒋介石生病以后，他们夫妇再也没有联袂出游的机会，轿夫班的编制虽然也是名存实亡。但是，轿夫班的轿夫和轿夫班的建制还是存在的，后来，老先生过世，老夫人身体因脚伤痼疾复发，在士林官邸上下楼也是由轿夫班的人负责抬上抬下。
轿夫班的轿夫固然平日是在内务科的清洁班工作，但是也有因为个人际遇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待遇。
最典型的例子，大概就是孔令伟的副官刘副官。在大陆时代，他是老先生的轿夫，到了台湾，还当过一阵子的轿夫。后来，孔令伟和她的父母来到台湾，孔令伟对这位魁梧有力的轿夫印象不错，就向宋美龄要人，宋美龄是对孔令伟言听计从的，就答应了她的请求，把这位刘姓轿夫调到孔令伟的身边，做她的专任贴身副官，这是在蒋氏家族之外，少数几个有贴身副官的人，可见宋美龄对她的重视和宠爱。
孔令伟对刘副官的信赖，可以从一件事情看出来。孔令伟和宋美龄一样，喜欢在早上起床后，请人为她做全身按摩，宋美龄是请一位女副官为她做按摩，而孔令伟则是叫这位魁梧有力的刘副官，为她做全身按摩，从这里也可以想见孔令伟对他的信任。在她身边服务多年，刘副官也从她那儿得到一些好处，这是孔二小姐宽厚的一面。
蒋介石出巡
士林官邸的侍卫系统，沿袭了自大陆南京和重庆时期的侍卫系统，但是，为了配合台湾的特殊情况，也做了一些改变。
在编制上，士林官邸侍卫系统的体系是这样的：士林官邸的安全最高指挥官，是侍卫长，他的职衔是中将衔。其下有两位副侍卫长，中将或少将军衔。在侍卫长的统领下，官邸侍卫系统又分为两组，其一是最核心的内卫组，设主任一名，下辖内卫组和侍从组；其二是外卫组，设主任一名，下辖有警务组、警官队、警安组，并且可以指挥外卫宪警人员，执行保卫蒋宋夫妇安全的任务。
从蒋宋夫妇出巡时，侍卫人员和官邸内务科工作人员，忙得人仰马翻的情况，可以想见蒋“总统”出游，其实和清朝乾隆爷下江南的盛况相去不远，而安全保障和各种生活起居杂务更是繁复。
蒋宋夫妇若同时出巡的话，他们的车队规模称得上是十分浩大的。在60年代，老先生夫妇的座车，已经换成各种型号的美国豪华凯迪拉克大型座车，从安全保障的角度，老先生的车队，可说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