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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他宣布下台的当天下午，轮到我在黄埔路总统官邸，站下午到晚上的岗哨，上哨的时候，我就觉得那天官邸的气氛有些非比寻常，因为偌大的官邸，平日车马喧嚣，这天，居然连一个人影也没见到，确实让我十分纳闷。
蒋介石和一干党政要员，如今到底都跑到哪儿去了？我和同僚一边轻声嘀咕着，一边相约下哨后要悄悄去探个究竟。
我们下哨后，偷偷走近一看，这才发现，堂堂中华民国“行宪”的第一任总统，居然就这样悄无声息、无影无踪了，让我们颇为错愕与彷徨，心想，难道国是已经到了这样不可为的地步，只有如此一走了之的末路了吗？！
就在我们下哨之后不一会儿，在晚上八点多的光景，大队吹起了紧急集合号，上面的命令十分简短，就说要我们立刻把行李打包，全队要连夜赶搭火车，到某个重要地点，执行任务。至于到什么地方、执行什么样的任务，没有任何一个长官做明确的交代。
等到了火车站，我们才隐约知道，目的地似乎是去杭州或是老先生的故乡奉化溪口，任务并不单纯。我们第一队全体官兵，是在下关坐火车，先到杭州，而第三队则是从汤山，也就是中山陵外一处蒋介石的行馆，搭乘汽车，一路到溪口。
直到几天之后，我们才知道蒋先生已经宣布下野的消息，在最初的一两天，大队上下官兵，除了少数几位高级长官，差不多全部被蒙在鼓里，更不知道蒋先生到底是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因为长期以来的职业训练，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问什么消息，以免在兵荒马乱之中，被治以重典，只有任由大家私下胡乱猜测一通，任由部队笼罩在一种诡异、狐疑的气氛当中。
其实，事情十分简单，早在1月21日，蒋先生宣布下台前几天，我们队上高级长官就已经接到指令，要他们做好随时移动防地的准备，所以，那时已经有人接奉命令，悄悄把军火库里的枪支弹药装箱完毕，准备随时可以移防。
而行动当天晚上，大家死命把那几十箱“军火”扛上火车时，却有几个粗心的人，不小心弄翻了一箱“军火”，夜暗中，只听见一声“哗啦啦”，一整箱亮晃晃的袁大头银元，倾覆在火车站月台上。那一大箱、一大箱的银元，其实是总裁溪口办公室的办公经费。
这时，我们才觉察到原来蒋介石已经预见局势难撑，准备先躲到溪口避避风头，以便伺机而动。而我们，就是赶去溪口，帮蒋先生打前锋的。据说，就在我最后一次在南京总统官邸站岗那天中午，侍卫人员刚刚伺候蒋先生吃完中饭，他就紧急命令大家动身离开南京，开赴溪口。
那年，我不过是个19岁的大孩子，从入伍接受的就是国民党那一套军事政治教育，想到的只有“效忠党国”、为“领袖”卖命效死，总觉得只要蒋先生还在的一天，国家就会有希望，所以，到什么地方，当时都不会有任何怨怼。
大部队到达溪口之后，上级对部队的兵力部署，早已有所安排。
我们这个原本驻守黄埔路官邸的第一队，暂时驻守溪口的雪窦寺，第二队驻守白岩庙，第三队守在东澳，第四队守蒋家的坟庄，第五队的防地则是蒋家的核心，也就是丰镐房。
这里面，除了守丰镐房的第五队，原本就一直驻留在那里之外，其他的四个队，全部都是从南京赶去的，另外还有一个第六队，暂时留在南京，保护李宗仁等要员；所以，基本上，总统府警卫大队可说是精锐尽出。而且是跟着蒋先生这个已经下野的总统走，当时没有任何人敢于质疑，为什么一个已经卸下职务的前总统，还能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指挥调动六分之五的总统卫队兵力，跟随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还押运了大笔的黄金、银元，以及军火武器？
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又有谁敢问那样的问题？所以，大家只有以一贯的愚忠，继续跟着蒋先生走南跑北。
溪口伴“虎”
在溪口的日子，过得异常平静，但是，蒋先生自己很清楚，这次回乡，怕是他最后一次了，加上国事危难，他的情绪时起时伏、反复无常。这段时日的侍从人员，个个胆战心惊，深恐稍一不慎，就招惹一身祸事。但是，即使大家再怎么小心翼翼，还是不免在无意之间，惹蒋先生大发雷霆。我也是在溪口，头一回领教蒋先生的脾气。
记得有一天，蒋介石住在坟庄，侍卫官和警卫主管，睡在蒋先生房间外的一间小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副官晚上紧挨着门睡，以备蒋半夜临时呼唤时，能够很快应答。
那天半夜，蒋介石睡到一半，就被一种声音吵醒，辗转反侧、左翻右翻，怎么都睡不着。清醒之后，他才知道那不是什么怪声音，而是门口两个警卫在睡觉时，一个要磨牙，一个要打鼾，正是这种有规律的磨牙声和鼾声，让他没法继续入睡。这便激怒了蒋先生，一气之下，他冲出堂屋，不分青红皂白，就开口咆哮：“你们这些人全部给我滚蛋！吵死人了！”
第二天以后，只要是轮到这两位侍从人员值夜班，就寝时，一定记得在自己的嘴巴里塞条毛巾，不让自己的鼾声和磨牙声，把情绪不佳的老先生再从睡梦中吵醒。
那时，我才深刻体认到为什么人家会说“君王榻前不得有鼾声”的道理，所谓“伴君如伴虎”，真是丝毫不爽的名言。
蒋介石的一位侄子蒋孝镇，就经常和我们半开玩笑地说：“我的头已经不知道被先生砍了多少次了，可是，我的头每次被砍，最后都会自己长出来。”
蒋孝镇打从北伐时代就跟随蒋介石，南征北讨，走遍了大半个中国；西安事变的时候，兵变部队向蒋先生的宪兵卫队开枪射击，蒋先生慌乱中由蒋孝镇背着翻墙逃走，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蒋先生根本没来得及穿鞋，为了分散追兵的注意力，蒋孝镇把自己的鞋子脱下来，拿给主子穿，然后两人一前一后，各自向前跑，跑进一处树林子时，地上布满荆棘，扎得蒋孝镇两脚血肉模糊。事变结束后，蒋孝镇住在南京的军医院好几个月才痊愈出院。
对有救命之恩的自家人尚且如此，何况是一般的侍卫人员。只不过，蒋先生口头上虽然动不动就说要砍人家的头，可是，我从来没有见到有人因为惹恼了他，而果真被他砍头的。
所以，蒋孝镇始终把这件事当作笑话在讲，也从来没有人对此认真过。
倒是有因为老先生和侍卫之间方言差异，而引发的一则笑话，在我们侍卫圈子里广为流传。有一回，蒋先生走出官邸，不自觉地摸摸口袋，发现侍从人员没给他准备手帕，他就对着身边一位四川籍的侍卫人员说：“去给我拿块绢头来！”（按：宁波话绢头即是手帕的意思）那位四川老乡没听懂老先生的话，以为蒋介石要他搬一块砖块，就连忙跑到路边捡了块砖块拿去给蒋介石，老先生见到之后，不觉微微一笑，知道是侍卫没听懂他的话。一旁的浙江籍侍从人员才提醒他：“先生要你去拿条手帕，不是砖头，是绢头！”由此可见，只要蒋介石心情好，他还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时局让人有种窒息的感觉，然而，蒋先生的日常生活，还是和往常一样，维持他一贯的勤俭自持的风格。
我还记得，在溪口小住的时候，蒋先生要大厨为他做了一道梅干菜扣肉，光是这道菜，老先生就吃了一个星期。
那时，我们的月薪是一元银元（袁大头），经费来源全部是来自我们从南京扛来的那几口木箱子，当然，我们后来知道，这些钱都是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从国库里头，设法拨出来的一笔经费，这几箱子袁大头，提供了蒋先生在溪口指挥军政事务的所有办公费用。
总裁办公室特务大队
六分之五的总统府警卫大队兵力，调到小小的奉化溪口之后，俞济时他们还是对蒋介石的安危缺乏安全感。事实上，在1949年以前，溪口一带的山区，便经常有共产党游击队出没，这也是蒋先生要俞济时将警卫大队所属的第五队，派驻在蒋家祖坟坟庄的主要原因。
而自从蒋先生退隐到溪口，俞济时深恐游击队和解放军联合起来，直接插入溪口的心脏地带，这便会严重危及蒋先生的安危。所以，等五个队的兵力全部部署妥当，奇％^书*（网！&*收集整理俞济时立刻要国防部，把已经被调到部队当副军长的楼秉国，再调回溪口担任警卫主管；然后在五个队里每一队各挑选四位卫士，一共20人，组成一支便衣组，在第四队控管之下，驻守坟庄，加强内卫勤务之不足，成为侍卫部队的“中卫”。
在“中卫”的内部核心，有资深的侍从人员，随侍在蒋先生周围，成为蒋的“内卫”；而在最外圈，尚有驻守在四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队，分别戍守在溪口的雪窦寺、白岩庙、东澳、坟庄、武岭学校和丰镐房等据点，形成“外卫”，在这样的层层保护下，蒋介石就在溪口，默默扮演他地下三军统帅的角色。
由于蒋介石当时已经没有总统的名分，他在溪口成立的办公处所，名曰“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当然，我们保护的这位领袖既然已不再是总统，那么，他的侍卫组织自然也不能再称之为“总统府警卫大队”了，于是，俞济时把它改名为溪口总裁办公室的“特务大队”。
这个大队仍维持原先的六个队的编制，队长也和原来一样，第一队队长是黄埔军校十六期的冯孝本；第二队队长是吕其广；第三队队长是毛赵壁；第四队队长是唐茂昊，他们都是黄埔十六期的同学；惟独第六队队长王曜升，是黄埔十七期的。在溪口的五个队长之中，冯孝本、吕其广、唐茂昊三人是蒋介石的小老乡奉化人。因为队伍名称的改变，我们侍卫人员的职衔，也改称为“特务员”。
我是在溪口被分遣到便衣组，担任便衣任务，从这段时间起，我就开始和大队脱离，一直到台湾，我都是被分遣到个别的工作岗位上做事。便衣组自始就直属总裁办公室第八组配属下接受指挥，受到当局相当大的重视，因为我们慢慢接触到更核心的人、事、地、物，所以，保守机密便成为我们最起码的工作原则，我平时就不太爱乱说话，这大概是我能够被挑入便衣组的一个原因。
危急中蒋介石只信赖贴身侍从
国民党在大陆的败退速度，是相当叫人吃惊的，许多国民党要员纷纷找空隙，向台湾“转进”。这时，连蒋介石最亲密的“达令”——宋美龄，在蒋先生下野时，也跑到美国求援去了。不管宋美龄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出国的，也不论他们夫妻之间，到底有什么共同的默契，一向受众人包围的蒋介石，孤零零一个人在溪口沉思对策，满目凄然，不胜感伤。
在太平时期，蒋先生出门，一向是有好几队的卫士和他周围的核心侍从，随侍在侧。但是，自从引退到溪口以后，他每次到各地视察军务，都只带他的一组贴身侍从。有时候，即使我们便衣组这样的“中卫”，都被他摒除在外，可见他那时行踪的保密程度，我们多半是事后才晓得他的行踪。
蒋先生从溪口撤退以后，他的行动路径，大体上是先到上海，再依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