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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替老先生修剪手指甲，是在老先生身体状况稍差之后的事情。记得有一回，他正在剪手指甲，他剪指甲一向习惯用剪刀，不喜欢用西洋指甲剪；可是，那天我发现他双手抖个不停，如果真的让他自己来，可能会剪到指甲肉，我看了实在于心不忍，就走过去揖身轻声地说：“先生，我来帮你剪吧！”他点点头，于是我就接过了剪刀，为他剪指甲。他喜欢把指甲剪得干干净净，我也顺从他的意思，很轻松地为他修剪一番。剪完，他对我的“技艺”赞不绝口，从此，我就多了这项“副业”。
说实话，这项“副业”肯定没有什么好处，有一次我休假在家，电话来了，我一听是官邸打来的，心知又有事情找上我了，果然，就是他老先生的指甲又长了，他指定要我下午回去帮他剪指甲，于是，我便匆匆吃了中饭，连忙赶赴官邸应召，一个假日就这样牺牲了。
官邸内“夫人派”惹不得
经过文山招待所钱副官请假由我代班的经验，和我连续一段时日对老先生作息的观察，慢慢对他的日常作息了若指掌，一直到1975年他过世为止，我始终克恭克谨，没有一天敢于懈怠疏忽。因而，在所有的侍卫人员当中，我也是对蒋老先生和其子经国先生这两位“总统”日常生活小节，研究得最有心得的人之一。所以，蒋经国生前的吴侍卫长便笑称我是“中正大学超博士”。
所谓“中正大学超博士”的典故是有来由的，美国总统里根当选总统之后，把他在加州州长时任职的保镖带到华盛顿，有人问起他的学历，他毫不思索地回答：“我是里根大学毕业的。”所以他引用这个典故戏称我是“中正大学的超博士”。
然而，我这个“中正大学超博士”，也不是一帆风顺过来的。非但如此，我最初时期，还因为官邸人事倾轧的恶化，而被迫二出二进，最后还是蒋介石又因另一位副官生病需长期休养，他又亲自交代要我回官邸，我才得以继续修完我的“中正大学博士学位”。
中国官场上讲究人际关系的传承，所谓“朝中无人莫做官”，就是在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上层社会是这样，下层社会其实亦复如是。
正如我在前面已经强调的，基本上，我会进入官邸，可以说完全是因为蒋介石和我之间的机缘巧合，要不是他对我印象深刻，直接把我从侍卫系统调派到属于官邸的内务系统，以“搭直升机”的方式进入官邸，恐怕这一辈子也休想进得了官邸。基本上，士林官邸内务系统的主要人马，当时绝大多数是老先生夫妇早在大陆时期就跟在身边的老人，不管是厨务或是一般庶务人员，都早已自成一个体系。但是，老先生夫妇毕竟是比较旧式的人物，尤其是老先生，他固然称为“一国领袖”，也是士林官邸的一家之主，可是，他却相当尊重老夫人在官邸家务上的裁夺权，所以，多年以来，官邸上下特别是厨务和庶务方面的人员，都是听从夫人的指挥调度，这些人员的奖惩和褒贬，老先生是从不过问的。
因为官邸内务人员可说完全是归夫人指挥的态势，所以，很多人就抱持着只要伺候好夫人一个人，就可以瞒上欺下、为所欲为。
早在我进入官邸不久，我就知道有少数内务科人员，扛着官邸夫人的招牌，在各个机关团体招摇撞骗。但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是在法律边缘地带，搞他们的私利。例如，强行要求相关的机关团体，如台北市中山堂等福利社或是福利餐厅，徇私承包给这些官邸工作人员背后撑腰的小圈圈，让他们年复一年地经营这些包赚不赔的营利事业。
我相信，以宋美龄的聪明睿智，她不可能不知道下面有哪些人在搞投机倒把的事情，只是，她大概不把这样的事情看做是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何况，这些在外头搞副业的手下，又是跟随自己多年的佣仆，纵使靠本事赚点外快，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进入士林官邸之后，从来也不去过问任何人的私人事务，只专心做自己本分的工作。可是，谁晓得就因为我是“搭直升机”来官邸的，和“夫人派”的那些老人马截然不同，而且我也不屑于去打入那个圈子，所以，久而久之便成为他们那个小圈圈欲去之而后快的对象。
内务科主管陈杏奎，本来想找我工作上的麻烦，尽管我在工作上根本没有任何大的瑕疵，他还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在我的工作上挑毛病。如果我的工作上挑不出什么毛病的话，他就在他主管的奖金上动手脚，克扣我的奖金，或故意压低我的奖金数额，或者在别人调整奖金时，却还是给我那么一点钱，总之，想尽各种办法要来压抑我、排挤我。
1968年中，我实在对陈杏奎种种作为已经忍无可忍，私底下开始透过各种管道，希望在类似国民党中央党部这样的单位，找份差事做做就满足了，不想再在官邸受气惹嫌，刚好在我找新工作快要有眉目的时候，我突然患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成天坐立难安、痛苦不堪。
于是，我上了一份报告，这份写给陈杏奎的报告，大意是说因为我身体不适，所以，希望能够调回“总统府”管理科的内勤工作。
没想到陈杏奎看了我的报告之后，立刻用一种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你要是不干的话，恐怕连总统府的职缺名额都会取消掉！”我实在气不过，可是我还是按捺住我的脾气，很直率地说：“我在总统府的工作职务被取消并不重要，我只要求有一个公务单位能够收容我就行了！”事实上他是不敢将报告呈给夫人，因为我工作上并没什么大错。
在我的坚持之下，我离开了士林官邸，可是老先生并没有忘怀我，我在表面上的离职原因，是因为坐骨神经出了问题，印象中，他不只一次，向医官询问我的病情，而医官在向他报告之后，他也没有再多问什么，只是把我找到面前，要我好好休养，等将来病好了再说。
1970年夏天，钱副官生病请假，老先生身边只剩下李大伟和王文皓两个副官伺候他，排班根本忙不过来，只好又打电话把我从中央党部调上阳明山的中兴宾馆，照料身体正在日渐衰弱的“总统”。
因为，那次钱副官是请的两个星期的病假，所以，两个星期之后，我便又下山回到中央党部工作。
当年的八九月间，老先生从梨山到日月潭，一路上不知怎的，李大伟的腰扭伤了，副官排班又少了个人，老先生还是想到我，他直接告诉蒋经国，并让其转告秦孝仪副秘书长：“去把翁元给我找回来。”
如此，又是一通电话，我被召到涵碧楼行馆，从此，一直待到老先生过世为止。
陪蒋介石微服私访
蒋家父子都有微服出巡的习惯，而他们也都有出巡的小插曲，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
1966～1967年间的一天，我随侍老先生吃完中午饭，他交代要到北海岸淡水公路兜风，于是护卫车队就遵照他的指示，往淡水方向出发。当车队到达淡水基督书院附近，也就是卫戍师某部队的驻扎地点时，他要座车靠边停下来，侍卫人员都不知道他有何意图，只大概了解他可能要上那个部队的营区看看，我们便陪着他拾阶而上。到了那个营区，老先生还是自顾自地往前走。
这时，门口的卫兵也不清楚他是何许人也，见他一个劲地往营区闯，连忙举起枪来，高声喝斥：“你是谁？！”并且作势瞄准。我们立刻蜂拥而上，侍卫长这时亮出身分，大声骂道：“见到总统还不敬礼，这样成何体统？”“总统”这时不但不生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告诉侍卫长：“卫兵同志做得很好，不要责备他。”
“总统”视察部队通常都是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直接到部队的营房、厨房、厕所去看卫生工作做得怎么样，他觉得如果一个部队连这些最起码的卫生工作都做不好的话，部队的军纪、素质根本不用谈了。
记得有一次，也是在随侍他到外面兜风途中，在经过一处铁路平交道的时候，他忽然看到车窗外有一个服装不整的士兵，一路走了过来，他脸上略有怒容地说：“这个士兵究竟是哪个单位的？怎么连衣服都穿得歪七扭八的，查一查是哪个部队的，要好好处分他。”
侍卫长立刻吩咐座车停下来，他要侍卫去叫住那个士兵，抄下他的兵籍番号，到下一个歇脚地点，侍卫长就去联络所属部队的部队长，要部队长深刻检讨，好好管束自己的手下。
还有一回，也是60年代的事情，“总统”到部队视察，竟然看见部队还是在睡稻草铺的床铺，营房也是茅草屋，心里非常不高兴。第二天找来军团司令郑为元将军问他，怎么现在有的部队还在睡茅草房？郑将军回答：“因为经费不够，所以还没来得及改建！”后来，老先生亲自下令，要“国防部”编列预算，把现有的台军营房全部改建为钢筋水泥建筑。
疑心病与老迷信
陪蒋介石出门的次数渐多，我也愈来愈熟悉他的心理与习性。
坦白地说，老先生是一个疑心病相当重的人，连我们陪他外出，外卫、中卫、内卫那么多人保护他一个人，他还是从某些小地方显现出了他的小心谨慎。
比如说，他在外地要睡觉之前，一定会检查里里外外所有的门窗，直到每一扇窗户都确信关好了，他才敢放心地入睡。通常，他也会问我们，到底门窗有没有锁好啊？我们便从命在他的房间四处探视一遍，看看门窗的确锁好以后，才敢回到各自的安全岗位上。
蒋介石虽是军人出身，可是，他在某些方面却显得十分胆怯而重迷信。例如他每次以“总统”或是国民党总裁身分，去丧家或是殡仪馆悼丧回来以后，一定要在洗手间里把双手洗上老半天，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为什么洗手要洗那么久。当然，这种事不必问也知道，他是一个十分讲迷信的老式人物，他相信如果去悼丧回来之后不好好洗手的话，就会把丧家的秽气也带进自己家门。
所以，原则上，他是不轻易出席丧葬场合的，除非万不得已才去丧家或是殡仪馆露个脸，回到家必定先去洗手间把手彻彻底底地洗一遍，他才安心去做别的事情。
中国历代的帝王年纪愈大，愈有忌讳，老先生似乎也有一些这样的倾向。
官邸大大小小的人员，大家都清楚，蒋介石非常讨厌黑色的东西，他认为黑色是最不吉利的一种颜色，所以官邸内外，几乎看不到有任何的装饰是黑色的。
可是有一次，官邸的裁缝师傅却犯了他的大忌讳，让蒋介石大发雷霆。记得官邸曾在他的书房装了一台电视，事实上他偶尔看看新闻，平时很少使用，但他办公、卧榻时，荧光屏的反光影响他的视线，就交代我们想办法做一个套子或用一块布来覆盖电视荧屏，于是就叫官邸的专职裁缝师傅去准备，不多时裁缝师傅拿来一块黑色的布幔，铺在电视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