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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你是给马胡子看病的！带走！”
王风舞赶紧说：“太君，你可别把我当外人，我和佳木斯宪兵队有联系。前天有三个马胡子被抓住了，都是我送的信呢！”
徐光海一听，气得大喊：“死了死了的！”
他们第二次行动是在火龙沟，大地主姜海泉组织秧歌队，准备欢迎日本守备队到来。日本人还没到，姜海泉就落到了徐光海手里。徐光海见大街上等着看热闹的人来得不少，便还了真面目，给民众做了一通抗日宣传，押着姜海泉、带着秧歌队，又装成日本指导官，来到舒木河，顺顺当当缴了伪自卫团的枪。
此后没几天，除了“领衔主演”的两位，还有二十多名“警察”，出现在一个名叫何木林的大地主家里。
何木林急忙把“日本指导官”徐光海和“警察署长”戴鸿滨迎进上房。何家有钱有势，几个儿子各有两个老婆，枪就更多了。戴鸿滨估计他们的枪没领枪照，便到下屋找出一支枪，交给“日本指导官”，使着眼色说：“太君，他家窝藏枪支，求皇军治罪！”
徐光海会意，冲着“翻译官”喊了几句，裴敬天便对何木林说：“枪的，执照的有？”
“有哇，有哇！”
“统统的拿出来，验照！”
何木林吓得冒冷汗，赶紧交出家里的四十多支枪。戴鸿滨对“翻译官”说：“报告皇军，这些枪大都没有枪照。”
“翻译官”和“日本指导官”嘀咕一阵，对何木林说：“皇军念你忠心，不予治罪，把枪都拿到集贤镇重新起照，明天去取吧。”
何木林赶紧叫儿子备上三匹好马，驮上那些枪，把“皇军”送走。
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也是有声有色。1931年11月，童长荣奉命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很快就建立了几支抗日武装。朝鲜人金日成来到安图县明月沟，创建了安图游击队。游击队从日军手里夺取枪支弹药，自己也制造武器。
当时流行着一个词汇，叫做“牛皮步枪”。日军在深山密林里呆上几天，就会断口粮。他们把农民的牛抢来宰了吃，先把牛皮剥下扔掉，等到牛肉吃光了，又把牛皮捡来烤着吃。游击队埋伏在附近，等三三两两的日本兵来捡牛皮时，把他们干掉，夺取武器。用这种办法夺来的步枪，就叫做“牛皮步枪”，夺枪的游击队员，叫做“牛皮步枪同志”。
东满各地的游击队，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小型兵工厂，有的还生产出自己的拳头产品。延吉游击队有个小兵工厂，生产出了日军最害怕的“辣椒面炸弹”和威力更大的“延吉炸弹”。
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4）
正是在童长荣到达东满的时候，一支日军测绘队闯入延吉原吉林省防军第三营的驻地，旁若无人地走到炮位窥测。担任警卫的班长史忠恒命令战士鸣枪示警，日军根本不理。史忠恒火了，奇#書*網收集整理下令开枪射击，击毙两名日军，把其余的吓跑了。
第三营打死了日本兵，营长王德林把部队带到延吉小城子，宣布起义抗日，号称“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
中共绥宁中心县委闻讯，立即派出与王德林私交很深的李延禄去找他。李延禄匆匆赶到救国军驻地，但是，有三拨人比他来得更早，而且是带着礼物来的。
第一拨代表国民党吉林省党部，给王德林送来“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第二拨代表抗日将领李杜，他带来的礼物实惠多了，是一万现大洋的支票，外加一个团的番号。第三拨，便是吉东三县的绅商代表。
这些人喋喋不休地劝说王德林，而他就是不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李延禄年轻气盛，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厌恶，叫王德林把那些人打发走。
王德林说：“李杜的代表说要收编咱们，怎么办？”
李延禄想了想，对王德林说：“李杜要收编咱们，还带来一万元军饷，断然拒绝恐怕不好。但咱就这样变成他的一个团，也不合适。我倒觉得，不如收下一万元军饷，另外为他组建一个团。”
王德林喝着酒，听着李延禄的话，觉得在理。他请李延禄给他当参谋长，兼任李杜改编的补充团的团长。李延禄满口答应下来。
李延禄从各地来投军的青年中精选出了四百多名，组成了三个连，又从原来的部队里挑了有进步思想的史忠恒和李凤山，加上跟他一起来的共产党员左征和朴重根，到补充团当连长和副连长。
不久，补充团建立了秘密党支部。一支由共产党人掌握的队伍，在救国军中悄悄出现。
1932年春天，救国军收复宁安，共产党人田宝贵组织了一支二十多人的抗日队伍，很快发展到二三百人。他们找到李延禄，要求合编。李延禄经请示王德林，把他们收编为第二补充团，由李延禄兼任团长。这样，救国军内由共产党直接掌握的力量进一步发展。
日军为了加快从朝鲜向中国吉东和北满地区运送兵员和物资，在占领东满地区后，便着手修建敦化至图门的铁路。王德林多次派人破坏和威胁这条铁路的修筑，使日本人十分恼火。本庄繁一再下令，要关东军迅速恢复吉敦路的“治安”。为此，日军派出了号称有万人之众的天野第十五旅团和上田支队前来“进剿”。
王德林接到一封用火烧掉一角以示“火急”的信件，立即召集手下人商议怎样应敌。副总指挥孔宪荣主张躲，参谋长李延禄主张打，王德林则暂不表态。
救国军里的共产党员召开支部会议。书记孟泾清说：“就是只剩下补充团，我们也要抗日。”怎么打法？李延禄提出：把队伍拉到镜泊湖山区去。
王德林再次召集军事会议，李延禄力排众议，主张打。会议开到第三天，李延禄说：“就是只有补充团七百人，我们也要打。”
王德林最终下决心打了。他知道，补充团平均每人只有三十发子弹，便下令将库存的手榴弹全部运到补充团。
李延禄选好的阵地是镜泊湖南头的“墙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扼守着从敦化直通宁安的咽喉要道。路在巉岩底下，紧靠大江。补充团隐蔽在山崖边，七百名战士靠大块的岩石作掩护。山坡光秃秃的，只是山脚有些岩石，日军不会想到这里有埋伏。
一切布置停当，补充团开始了战前焦急的等待。他们最担心日军不走“墙缝”。不过，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有人“牵大驴”。
陈文起是南湖头一带有名的猎户，当他知道救国军要伏击日军，跑到队伍上来，想在战斗中露一手好枪法。可是，他呆了两天还不见动静，便在夜里回瓦房店去探听虚实，不想这一去竟被日本人抓住了。
“你的什么的干活？”
“打猎的。”
“枪呢？”
“没枪。都是借人家的围枪用。”
“前边马胡子的有？”
“没有。”
陈文起对答如流，身上又沾有野物的血迹，日本人不怀疑他是打猎的。他们非常得意，以为找到了一名合格的向导。
凌晨，陈文起领着天野旅团八千多名日军，仿佛牵着八千多头驴，直奔“墙缝”而来。
鸡叫头遍的时候，补充团阵地上的哨兵喝道：“什么人？”
“老百姓，给部队送信的！”一个女声回答。一个老头的声音接着说：“她是俺姑娘，咱们找补充团指挥部。”
老头名叫史振德，一见李延禄，便说：“陈文起已经牵大驴往这边来了，你们快准备打吧。”他还说，他带女儿来，是怕部队误会。
不久，望远镜里出现了日军的队伍：红肩章，长枪刺，扛枪的臂膀。李延禄一声令下，战士们一跃而起，手榴弹沿着五里长的狭路纷纷下落，爆炸声四起，临近死亡的惨叫声不绝于耳。日军指挥官下令的声音显得疯狂、惊慌而凄厉。凭依崖石猛攻猛打的七百战士，扔掉棉衣和帽子，身上只剩下短褂，猛力朝日军扔手榴弹。
补充团打得正来劲，负责堵口子的地主武装悄悄开溜了。李延禄接到报告：日军在狭路口外停止前进，动向不明。他念头一闪：日军随时可能从背后袭击，便果断下令：撤！
义勇军的凝聚力结成抗日武装（5）
几天后，李延禄派人回到“墙缝”察看，发现日军在那里留下了三个火葬点，把枪支随同日本兵的尸体烧毁。救国军得到一千五百多件被火烧毁的残枪筒，还搜出两千多支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可见日军伤亡将近四千人，最少也在三千六百人以上。
这一仗，补充团牺牲七个人。
“牵驴人”陈文起在枪响后飞奔到一块石崖后边。赶车的问他怎么不逃命，他说：“我还得弄杆好枪！”这位猎手还没把枪弄到手，就被日本人抓住了。日军把他吊在房梁上，挑开了他的胸膛。
人们把他葬在离“墙缝”不远的地方。
从“墙缝”逃走的日军，几天后又在松乙沟落入李延禄设下的火阵，被工人游击队消灭了约两百，天野少将也被击毙。
1933年元旦前那几天，李延禄带领部队坚守磨刀石车站附近两个小山坡。坏消息接踵传来：铁路工人报告说，日军乘铁甲列车抄了他们的后路；广播里说，自卫军第二十一旅旅长关庆禄已经在绥芬河投降，李杜和王德林先后撤到国外去了，丁超则乘专机到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的内务府大臣。
李延禄想，抗日救国的大旗，只有靠共产党人来扛，共产党必须打出自己的旗帜了。他马上召集骨干和士兵代表，宣布这支队伍从今以后正式归共产党领导，名称就叫“抗日游击总队”，不久扩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
日本人把游击军视为劲敌，调来鳌刚村的第一旅团进行“讨伐”。3月3日，日军飞机和大炮猛轰马家大屯，游击军顽强抗击。战斗结束后，李延禄带着部队清理战场，发现烈士遗体中混有一个日本兵的尸体。李延禄沉着脸，找到负责打扫战场的别动队队长李光。
“你是怎么搞的，啊？怎么把他也弄进来了？”
李光赶紧说：“这可是个好人。”他说，别动队打扫战场时，在大肚子川沟的松林里发现一辆满载子弹的汽车和一具日本兵尸体，还在附近找到一封信，请懂日语的人一看，才知道写信的人是日本关东军间岛辎重队里的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
我看到你们分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见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野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吉东地区有一支吉林自卫军，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把周保中派到宁安领导抗日斗争。周保中绞尽脑汁，思考怎样打进这支队伍。他琢磨出一个最简便的办法——让自卫军把自己抓去。
吉林自卫军的士兵在花脸沟抓住了周保中。他那口浓重的南方口音，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东北士兵听不懂他的话，怀疑他是日军探子，把他绑起来，要把他杀掉。周保中费尽口舌，才让他们明白：他要见头头。士兵放下已经举起的刀，把他的要求报告上去。
自卫军左路军的领导人正在开会，听说抓了一名日本特务，便中止会议，开始审问周保中。
周保中说：“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