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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期)最能说明鲁迅在革命文化界地位确立的,是创造社、太阳社突然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
创造社和太阳社怎样攻击鲁迅的,张梦阳编的《中国鲁迅学通史》第三编叫《索引卷》,看看一九二八年上海发表的攻击鲁迅的文章,就知道了。
这一年,全年发表的关于鲁迅的文章四十七篇,从篇名上能看出来是攻击、批判鲁迅的有二十四篇。这二十四篇中,发表在创造社、太阳社办的刊物上的,有十八篇。这两家办的刊物计有《文化批判》、《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我们月刊》等,这么多刊物发起攻击鲁迅,可见火力多么猛烈了。其中最厉害的是这样几篇文章。
《死去了的阿Q时代》……钱杏《死去了的鲁迅》……钱杏《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李初梨《除掉鲁迅的“除掉”》……彭 康《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石厚生(成仿吾)《又一个Don Quixote的乱舞》……韩侍桁《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杜 荃(郭沫若)应当特别说一下最后这篇文章。好长时间,人们不知道这篇文章是郭沫若写的,直到郭沫若去世后,几经考证、调查,才确定是他写的。当然,还是为他作了种种解释。我们来看看,当年郭沫若是怎样评价鲁迅的。他说鲁迅的那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可怜只像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的悲诉”。鲁迅和陈西滢、高长虹的论战,在郭沫若看来,不过是“猩猩和猩猩战,人可以从旁批判它们的曲直,谁个会去帮助一个猩猩”。这是一篇长文章,末尾一节,郭沫若说了他的全部的看法:鲁迅先生的时代性和阶级性,就此完全决定了。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人物。
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时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完全错了。
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接到党内的指令后,还是这些人,对鲁迅的攻击就完全停止了。很快就转为歌颂,很快就一起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一起对着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地战斗了。当然也不是一下子就停止了的,总得有个过程。不管怎么说,到后来,还是这个郭沫若,对鲁迅的看法就完全变了。且看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郭氏的一篇文章《不灭的光辉》中,对鲁迅是怎样评价的:这遗产的接受,同时怕也就是继续鲁迅精神的最好的法门。“鲁迅精神”是早在被人宣传着的,但这精神的真谛,不就是“不妥协”的三个字吗?对于一切的恶势力,鲁迅的笔似乎不曾妥协过一次……我们民族所应受的两重的敌人,内部的封建余孽,外部的帝国主义,这是鲁迅先生至死不倦地所攻打着的东西。鲁迅先生提着笔为我们全民族在前线战死了,我们应该加倍地鼓起我们的敌忾,前仆后起地,继续着奋战。这才是纪念鲁迅的最上的途径。而这样替我们民族“报仇”,也就完成了鲁迅替我们遗留下来的责任。
当时上海有个日本人,郭沫若说是“一位有名的集纳主义者”,不知是什么意思。这个人和鲁迅有交往,郭沫若的说法是,在上海和鲁迅喝过几次茶。这个日本人在纪念文章里,说鲁迅对他说过这样两句话,一句是“我对于马克思的著作不曾读过一页”,一句是“苏联几次请我去,我都没点头,我倒很想到日本去游历”。郭沫若跟鲁迅,连这样的交情也没有,只好说:“这话有点令人碍难相信,即使有,也怕是临场的一个烟幕。”
前后不同的两种评价(2)
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把郭沫若树为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之后,他对鲁迅的评价就更高了。从他写过的文章的名字上,不难看出这一点,比如《鲁迅并没有死》、《鲁迅和我们同在》、《鲁迅和王国维》等。不管是刚死了以后说继承鲁迅的精神,还是抗战中说“鲁迅和我们同在”,郭沫若的评价都是跟着毛泽东的评价来的。
对这种截然的转换,曾任过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之一的陈独秀,是不以为然的。他说过这样的话: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又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我对于鲁迅之认识》)这段话是一九三八年说的,当时陈独秀尚是自由之身,还没有被国民党政府羁押,他说的这些话应当说是可信的。
从郭沫若对鲁迅前后评价的不同,就可以证明陈独秀说鲁迅转变前后的话,没有说错。
鲁迅的思想资源(1)
鲁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这就不能不说到鲁迅的思想资源,或者说是思想根源了。
人都是社会的人,行为受思想的支配,思想则受身世、教育、社会环境的影响。鲁迅也不会是例外。鲁迅的思想资源约略说来有三,一是自幼受到的家庭变故的烙印,二是从少年时代起接受的中国传统经典的训练,三是在日本留学时受到的西方思潮的熏染。
自幼受到的家庭变故的伤害,用鲁迅的一句话说就是:“有谁从小康之家而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看清世人的真面目……”这句话反过来讲,就成了有谁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中,大概可以了解自己思想的变化。少年时从小康之家陷入困顿的遭际,如同一个难以驱散的魔魇,一直伴随着鲁迅的终生。只是不同时期,其内容有不同的变化。青年时期是婚姻的不幸,中年时期是与胡适、徐志摩等新派人物的格,晚年则是与周扬等左派人士的龃龉。仿照前面的句式,这些事情均可变为他心中的长叹:
有谁有这样不幸的婚姻么,正在青春年华,满腹学问,却只能摊上这样的妻子……
有谁有这样不幸的时运么,正当人到中年,事业有成,却遇上这么多留学英美归来的新派人物……
少年时所受的中国传统经典的训练,是任何一个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既蒙其泽惠又受其局限的,只不过在鲁迅身上表现的更其突出罢了。其泽惠一为中国旧文人的耿介,一为良好的文字功底。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在鲁迅身上更有其明显的发展脉络,成年后可以接续他的整理古籍,比如辑校《嵇康集》《会稽郡故事集》等。这一影响,成为他狷介的个性的主干,也成为他判断人事的基准。加上他的文字的功底,又铸成他文章的风骨,也就是他的一位朋友所说的“魏晋文章”。
以上两点,或深或浅,见智见仁,以往的研究者都有所阐述。现在我们要探究的是,作为一个清末的官派留学生,鲁迅在日本那些年,究竟获得哪些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对他回国后从事文化事业,有哪些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有过细致深入的研究。
一九○四年鲁迅赴日本留学时,正当日本明治三十五年,适值日本最初的“尼采热”处于巅峰之际。在他留学的年代里,日本文学中尼采热逐渐减退,不久即迎来自然主义的全盛期。但是,作为一个清国的留学生,深知国事多艰,急欲求得治救之道,最易接受的还是尼采的极端个人主义。从另一面说,也是强烈的民族主义。东京时期和鲁迅最为亲近的周作人就说过:“豫才在那时代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义包括之。”考虑到说这话,是在解放之后,周作人有不便明言的苦衷,不妨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放大了的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则是一种缩小了的民族主义。
伊藤虎丸在《鲁迅早期的尼采观与明治文学》一文中说:
鲁迅基于对“个人主义”这一西欧价值观念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优越性的深刻认识,当然对与之“如同水火”般相异的传统思想予以严厉的批判。彻底否定传统,激烈嫌恶庸众,对本国国民的民族陋习刻薄地讥讽,是鲁迅与尼采的共同点之一。(《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70—71页)
在鲁迅接受尼采思想这一基本事实上,日本学者竹内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且有自己独创的概念。同是接受尼采思想,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回心”,一是“转向”。回心,原是佛教语,意思是忏悔过去的罪恶,信奉佛教,从而达到悔改自新。转向则不同,是改变或转换自己原有的思想、立场或方向的意思。在日本,“转向”一语本来指上世纪三十年代中,由于政府、警察的压制和压迫,迫使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或者受其影响的青年文学者,抛弃或表示自己的思想的现象。回心和转变,都意味着“改变”,在这一点上没有差别。但是,回心是通过“抵抗”而后改变的,而转向是无媒介地(趋向有支配性、权威性的思想)改变的。在竹内好的论述中,“抵抗”也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就是“固执(坚持自己)”的意思。
明白了竹内好的这些独特的概念,下面伊藤虎丸这两段剖析就不难明白了:
他(指鲁迅)掌握最根本的欧洲精神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正是其自身通过内在的国粹精神的“抵抗”才开始成为可能的吗?前文所述他对欧洲近代精神的“异质性”的惊愕,不正是这“抵抗”的一种表现么?由此可见,鲁迅的尼采观与同时期日本文学的尼采观之间,似乎没有理由不承认在本质意义的深刻的程度上,有着明显的差别。而产生这种差别的根本的理由,我认为也在于前文引用的丸山真男所指出的日本人的“善于领会接受”和鲁迅的强韧的“内在国粹精神”之“抵抗”性两者间的差异吧。
“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而转向无须媒介”。鲁迅的尼采观或他对欧洲近代文明的倾倒,并不意味其民族精神文化的“转向”,而是民族精神的“回心”。这一点,从他对“轻易的融合”、折衷、无批判地输入新思想的抗拒,和强调了欧洲精神的异质性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而且,他的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也应当称之为“民族精神回心的文学”,关于这一点,已有很多的论述。(《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第71—72页)
鲁迅的思想资源(2)
总之,伊藤虎丸的结论是,必须指出,鲁迅的思想骨骼,即使在他的“前史时期”也已具雏型,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已成为贯穿他整个作家生涯的主导。这里说的“前史时期”,是指鲁迅的留日时期。也就是说,伊藤虎丸认为,鲁迅回国后从事的文化政治活动,都可在留日时期寻找到思想的脉络。
这样说,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觉得,日本的研究者,还是过分强调了日本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不管在日本期间,尼采的思想对鲁迅有多大的影响,要寻找鲁迅思想的脉络,都不能离了前面提到的那两个方面的影响。只有这三个方面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