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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的事。
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想像，一直在陈西滢身边，与徐志摩来往也很频繁的凌叔华，一定在关注着事件的发展。这些信息，随时可以知道。
她不会不知道周作人的这股子气，是冲着谁来的。
她未必不想插手，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一面是自己的业师，一面是自己的情人，这苦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一个年轻女子的幽怨，分外让人爱怜。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种传闻，是关于凌与陈的婚约问题的。有人在文章中约略提及。既然已牵涉到自己，凌叔华就可以说话了，便给周作人去信，请求不要把她拉在里面。说的是一件具体的事，也可以说是为的整个事件。根子在自己身上，只有自己出面认错，才能平息这位心胸狭窄的业师的怒火。
下午凌叔华的信到了。《周作人日记》载：“下午品青、小峰来，五时玄同来，十一时去。得凌女士函。”
事情马上就起了变化。周作人不反击了。当即给徐志摩去了本日的第三封信。想来这些信，都是派仆人送过去的。不然不会一日之间三发其信。徐志摩在回信中说：
对不起，今天忙了一整天，直到此刻接到你第三函才有功夫答复……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今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的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我已经十三分的懊怅。前晚不该付印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我非常的欣喜，因为老兄竟能持此温和的态度……你那个《订正》我以为也没必要了。现在就问你的意见，如其可以不发表，我就替你扯了如何？（虞坤林编《志摩的信》第243页）
徐志摩还是太不更世事，周作人的信岂是可以随便扯了的。明明一连去了两信，其中一信还是《订正》（此《订正》二月三日刊出），怎么突然又去信讲和呢。此中情由，徐志摩是绝不会清楚的，只有周作人和凌叔华两人知晓。
周作人回了凌叔华的信没有？
回了。《周作人日记》：“二月一日，上午寄凌女士函。”
信上怎样说的？
直到晚年（一九六三年），才在《几封信的回忆》一文中说了信的内容：
我只好复信说，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因为我不是全权的编辑，许多《语丝》同人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饭后随笔》下册第254—255页）
翻检周作人后来的文章，火气确实小了，也确实没有提及凌叔华。既然弟子向自己求情了，他还是很给面子的。周作人毕竟是个怜香惜玉的人。事实上，他也知道他发的是无名之火，火气一出，也就没事了。几乎可以说，凌叔华的信一到周作人的手里，这场由闲话引起的纠纷中，关于“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一部分，就消弭于无形，不再对陈西滢的人格造成什么伤害，反而变成了周作人是不是真的无耻的讨论了。这样周作人只有辩白之力，而无反驳之功了。
周作人可以没事，鲁迅是不会没事的。
这也是因为，陈西滢虽然与周作人起了这么大的争论，但他总觉得，周作人还是个可以相处的人，只是误信谗言才发了这么大的火。于是在《西滢致志摩》一信中，说了几句可以原谅之类的话，就轻轻地把周作人放过，而将批评的利刃向鲁迅甩了过去。开头的两段是这样的：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枉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说了这两句话，不能不拿些证据来。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只好随便举一两个例吧。好在他的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证据，要是你要看的话。
陈西滢竟敢说这样的话，怎能叫鲁迅袖手不语？
闲话事件后来的发展，几乎是鲁迅独自一人在不依不饶地抗争，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关于“剽窃”的辩驳（1）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的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本是自古已有的道理。
这是陈西滢所举的众多例子中的一个。
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剽窃”的辩驳，成为闲话事件中继“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之后的一场格局不大的论战。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这句话是另有所指的，并非是对紧接在后面的例子的概括。既然是“常常”，那就不止一次了。
这话说来就长了。
前一年九月下旬，徐志摩接手《晨报副刊》，要在十月一日正式出版。时间太紧迫了，他想换个新刊头，找了几个人都不太理想，便去找擅长绘事的凌叔华想办法。在凌家，凌让他看了琵亚词侣的画册，共同选定了一幅扬手女郎图。徐要撕下这页拿去，凌不肯，当下描了一幅让徐带走。十月一日新版出来，上面有凌叔华的小说《中秋晚》，后面有徐志摩写的一个小跋，就两句话：“为应节起见，我央着凌女士在半天内写成这篇小说，我得要特别谢谢他的。还有副刊篇首的广告图案，也都是凌女士的，一并致谢。”想来徐志摩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说这个图案是凌叔华提供的，但这样说确实容易让人理解为这是凌叔华画的。
果然就有人叫板了。十月八日《京报副刊》上登出重余（陈学昭）的文章《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明确指出这是英国画家琵亚词侣的作品，凌叔华难脱“剽窃”的嫌疑。徐志摩一看出了事，当天便写信给《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声明全是自己一时疏忽，连累了凌叔华。用了几期，就把这个图案撤了，换上闻一多画的一幅图案。
过了一个月，又出事了。十一月七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八期上，发表了凌叔华一个短篇小说《花之寺》。同月十四日《京报副刊》上有发表署名晨牧的《零零碎碎》一则，指责这篇小说是“抄窜”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在消夏别墅》，并反问道：“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小说，瞒得过世人吗？”这类指责，在陈西滢看来都是鲁迅授意的，或许就是鲁迅化名写作的。
这回陈西滢不能不说话了，小说是在他办的刊物上登的，凌叔华是他热恋中的情人，这两种身份，都让他不能不有所表示。但也不能说得太明确了，毕竟是在为情人辩白嘛。此前已有过表示。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五十期上，写了篇《闲话》，后来成书时定名为《剽窃与抄袭》。其中说：“剽窃”、“抄袭”这样的罪名，在文学里，只可以压倒一般的蠢才，却不能损伤任何天才作家。为什么蠢才一压便倒呢，因为他剽窃来的东西，在他的作品里，就好像马口铁上镶的金刚钻，牛粪里插的鲜花，本来就不太相称，你把金刚钻和鲜花拿走，只剩了马口铁和牛粪。至于伟大的天才，有几个不偶然的剽窃？说到这里，还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里关于战争的描写，就有整篇的抄袭，比如莎士比亚戏剧里的事件布局，几乎没有一种不是借自别人的。最带情绪的是这样一段话：
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体，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再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总之这些批评家不见大处，只见小处；不见小处，只见他们自己的宏博处。
“思想界的权威”，显然是指鲁迅。
加上本节前面引用的《西滢致志摩》中那段话，陈西滢就是两次指责鲁迅“剽窃”了。第一次是暗指，第二次就是明指了。
暗指的那次，鲁迅没有还击，既然明指了，就不能不说话了。
《西滢致志摩》是一月三十日在《晨报副刊》上登出来的，二月一日鲁迅便写出了他在这次论战中最长的，也是最厉害的一篇文章；你的不是信吗，我的就叫《不是信》。载二月八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六十五期。从行文的流畅，用语的峭拔，感情的激愤，可以想见鲁迅眉头紧皱、握管疾书时的样子。全文近六千字，在鲁迅平生所写的杂文里，也要算长的。
文中论列命题甚多，关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盐谷温的《支那小说概论讲话》的异同，鲁迅是这样说的：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他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也是根据他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用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9—230页）
关于“剽窃”的辩驳（2）
后世的学者，在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总是说陈西滢多么的无理，多么的可耻，很少有人从陈西滢这边考虑。不必看盐谷温的著作，仅从鲁迅在这里的供认，再参阅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也不能说陈西滢的话全是错的。
其一，鲁迅承认盐谷温的书，确实是他的参考书之一，而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初版本上，没有任何文字的说明。至少这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
其二，鲁迅对盐谷温的书的使用，已超过了通常的参考，他说：“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他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也是根据他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第二篇是根据盐谷氏的，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