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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尔返法后，将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事宜交给法国政府外交部办理。经过双方协商，法国政府外交部指派官员和我国指定的驻瑞士大使李清泉继续进行接触。经过几番磋商后，中、法两国政府于1964年1月18日达成协议，决定于1月27日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并于3个月内交换大使。但在继续磋商的过程中，富尔却于1月11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在法国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重弹“两个中国”滥调的文章。文章说什么法国不承担澈消对蒋帮承认的义务，法国在台湾设立领事官已纯属法国之事，甚至还说台湾一旦独立，法国仍可对其承认等。针对这些谬论，我国政府决定于两国建交公报发表的次日，即1月28日以我外交部发言人声明的形式表明我严正立场。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法国政府谈判并且达成两国建交协议的。按照国际惯例，承认一个国家的新政府，不言而喻地意味着不再承认被这个国家的人民所推翻的旧的统治集团。因此这个国家的旧的统治集团的代表不能继续被看作是这个国家的代表，同这个国家的新政府的代表同时存在于同一个国家里或者同一个国际组织中。中国政府是根据这样的理解，同法国政府达成中、法建交和互换大使的协议的。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版图割裂出去或者其他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的声明义正辞严，实际是法国政府已经同意的双方达成的默契内容用另一种形式的再现。中、法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谈判就是经过这样几个回合的斗争之后，在迎接1964年新春之际，按照我国政府提出的直接建交方案胜利实现。它是在国际形势更加有利于我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打击了美国，加深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挫败了帝国主义和国际反华势力妄图孤立包围反对我国的阴谋，在我国对外关系史和当代国际关系史上写下了举世瞩目的一页。
美国的视线在移动中法正式建交，台湾曾向法国提出强烈抗议，声称反攻大陆，反对任何“两个中国”的概念，同年2月，台湾宣布与法国“断交”。5月12日，蒋介石对美国记者说：“法承认伪政权极不智，对中国前途无影响”。但这声音很微弱。
缺口既开，一发不可收拾了。随着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美国的望远镜也在悄悄地挪动了。国与国之间虽长期敌视，彼此都是害多利少。半年后，宋美龄告美国新闻界，主张借用美国力量“摧毁匪核子设备”。美国当权者怎敢引火烧身。
1965牢7月，约翰逊政府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台湾，当记者问道：“美国仍认为中国国民党政府是全国的唯一和合法政府吗？”
答：“我们承认中华民国作为中国政府”。“唯一”一词悄悄地消失了。对于这样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台湾当局立即给予抨击。陶希圣称腊斯克外交政策“是美国绥靖风潮给约翰逊政府巨大压力而产生的一个幻想”。尼克松的新理念1968年8月初，尼克松在竞选演说中谈到，不管谁是今后4年或8年的美国总统，都必须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到头来必须同下一个超级大国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谈判。8月9日，尼克松在与记者的谈话中表示，“将会访问中国，如果中国发给我签证的话。我认为我们今后8年内将看到和中国的对话。在今后8年内，中国问题一定得解决，不然它将成为悬在头上的剑。”尼克松在其政治生涯中，以反共而著称。1946年，33岁的尼克松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他支持杜鲁门一系列重大的反苏反共措施。他是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曾积极参加所谓“揭露共产党人渗透和颠覆阴谋”活动。他和其他人一道谴责杜鲁门政府1949年“丢掉了中国”。50年代他任参议员期间，曾积极支持麦卡锡，大力推行迫害运动。1953年到1961年，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积极推行者。对于中国表示很大敌视。他曾对《纽约每日新闻》发表谈话说：“我愿非常明确地表明，我反对给共产党中国以外交承认，我同样反对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
但是，从1967年起，尼克松对改善中美关系开始表现出浓厚兴趣。1967年，他作了一次环球旅行，他了解到许多外国领导的看法：他们都认为，中美两国之间建立某种新的、直接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10月23日，他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一文，说：“从长远来说，我们根本经不起把中国永远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美国对于亚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须紧紧地抓住中国这个现实，”在中国问题上尼克松表现出清醒的态度。
中美复交的秘密引线人这是在“文革”时的一桩很秘密的事情。邓山理那时还作为一个“五七战士”下放在四川农村放猪，忽然有一天，他被召问到北京，并且还没等回到那个离开了7个多月的家，就把他接上了一辆小汽车，送进了中南海。他非常吃惊地看见向他走来的周恩来总理。
总理笑眯眯地对他说，“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来吗？因为你是跟美国方面有着比较多的联系的。作为这方面的专家，对美国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所以想请你起草一份对美国的分析文章。不过这件事，你绝对不要跟任何人说。”
邓山理虽然心里还在嘀咕这个工作任务的突然性，但他对周总理分配的任务从来是不打一点折扣的。
他回家后，收拾自己离家后7个多月积下的那一大堆信。其中的一封是从加利福尼亚来的。汤姆森博士是邓山理年轻时候的天津读书时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他在给邓山理的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邓山理：我有一个儿子，名叫马修，最近刚刚从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他在纽约的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里找了个饭碗。这所的老板是我过去的一个学生，前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先生。
据说，尼克松先生有可能再次作为总统候选人竞选美国总统。他在早期的民意测验中占了约翰逊上风，我记得尼克松是个颇为内向、害羞的学生，但他好胜心很强，头脑也挺灵，很难想像这个孩子将会成为美国总统。
尼克松为马修找工作帮了很大的忙，我真希望尼克松别把他拉入政治。
我十分关心中国，有关中国的报刊文章我都要读。我希望你平安地度过这些动乱的岁月。愿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你。
你的忠实的埃兹拉1966年圣诞节邓山理这时才有些明白了周总理的意思。
过了些日子，他把周总理交办的事做好了。文章送上后不久，周总理又把他接去了。
这次他又见到了宋庆龄。她还记得他们很久以前在日本相处在一起的事，都很高兴地谈了起来。周恩来说：“今天请老邓来，主要是想让他谈谈对尼克松的看法的。他的对美国情况的文章写得很有趣，我都读过了，现在还想听他说说。”
邓山理就把自己对尼克松其人的情况说了一些，然后说：“我认为他很可能一心一意献身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活动家。”“假如尼克松赢了这次选举，我们必须影响他的思想，使他变得对我们有利。他真的会放弃他的老朋友，转而对我国友好吗？很难说吧？”
“是的，不过我有个在尼克松身边工作的年轻朋友。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他是谁？”
“他叫马修·汤姆森，在纽约的尼克松办公室工作。我和他父亲关系很密切，从小就是好朋友。我可以从他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不久，一个名叫洪伟良的先生约马修·汤姆森这个年轻有为的律师到香港去办一件事务，但是他很快就发觉，他真正的见面人却是他父亲的一个老朋友，从北京来的邓山理先生。
邓先生对他说：“你父亲在圣诞节前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我说，你在一家实力雄厚的律师事务所工作。”
“是的，我在处理国际问题的部门工作。这正是我的专业特长。”
邓山理说了一句有意味的话：“很好，也许有一天你会发现自己能帮助中国人民。你知道我们在美国没有大使馆和领事馆。中美两国之间如此疏远，实在是没有道理。”
马修点点头，“是的，这很不正常。”
邓山理接着说：“你们的杜勒斯在日内瓦拒绝了同周恩来总理握手，照常理说中国领导人是不会再向他们伸手了，除非看到美国领导人先伸出手来。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马修说明白，这是一种常理：“那么怎么才会有这个开端呢？”
“那就需要有一个有胆识有远见的美国政治领导人才行。”
马修看出父亲的这个老朋友跟他谈话的真正用意了，“那你认为尼克松先生是这样的领导人吗？可是说不定他赢不了明年11月的选举呢。”
邓山理笑着说：“在这些候选人中，你那位老板是最佳人选。”
“看来你是把赌注下在尼克松身上了？”
“你认为他对中国会感兴趣吗？”
“肯定感兴趣。”
“你估计他会听你谈谈中国问题吗？”
“他说要我回去汇报对香港的印象。我相信，对我回去要讲的话，他还是要听的。”
邓山理诚恳地对年轻的美国律师说：“我不能肯定我们会成功，但我觉得这是对中美两国都有好处的事，值得试一试。请你帮助我。”
马修说：“只要你不让我干谍报工作，我愿意尽力而为。”邓山理笑呵呵地点点头：“当然不会让你当间谍的。我们只是想找个能在尼克松身边传传话的人。”
几天后，回到美国纽约的马修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见尼克松。他先从香港的事慢慢地引到了他想要说的事上。
“我有幸遇上了家父昔日的好朋友。他们曾经在天津一起读书，是同窗好友。是个共产党人，是外交部的官员。他对我谈了中国对外界要建立联系的想法。”
“中国领导人会同意他的看法吗？”尼克松沉思着。
“是的，我特别问了有关台湾的问题，因为这是美中两国在和平解决问题上不可逾越的障碍。可邓先生说只要化时间谈判，双方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
尼克松两眼凝视着马修，“我真怀疑他的那些领导人会同意这种观点。
不过我们也确实应该调整策略，改善与大陆中国的关系了。”
马修点点头。他想这是个很重要的讯息，足以写信告诉邓山理了。尼克松是开明的政治家，比其他任何人都站得高，看得远。
“这是我们当前外交事务所面临的一大课题。中国是一只潜在的巨大奖杯，有远见卓识的美国人应该赢得它。”尼克松慢慢走到办公桌前，拿起一个文件夹。“这里有一篇有关亚洲的文章，你想读一读吗？”
“好的，先生。我一定好好拜读。”
马修接过文件，认真地对尼克松说，“你如果觉得我对你有用的话，我愿意在你的竞选活动中效劳。”
两天后，马修在写给邓山理的信中说：“我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