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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支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好党作具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
由此观之，蒋介石邀毛泽东谈判，请马歇尔调处，停战令，整军方案，政协会议等等，都是为了争取时间，抢运军队，造成军事上的有利态势，准备发动内战，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禁止中国境内一切军队调动。但从1月13日至5月8日，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达35个军、99个师，兵力达100万人以上。按照蒋全面进攻解放区的部署，各部队都占领前进出发阵地，或已经发动了进攻。
6月23日，上海5万人示威游行，送马叙伦（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蒉廷芳（扬子江拖驳公司总经理，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蒋介石拜把兄弟）、盛丕华（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药厂董事长）、包达三（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义地产公司总经理）等10人代表团到南京向蒋介石呼吁和平。代表团抵达南京下关火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殴打，是谓闻名全国的下关惨案。
半年前蒋介石曾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讲话中许下的四项诺言，其中第一项就是保护人民之自由，对这样一个和平请愿代表团都不能容，使他在国民中进一步失去了信仰。当时刘晓领导的上海中共地下党能量实在大得惊人，在上层统一战线中能把蒉廷芳这样的资本家头面人物发动起来；几个秘密党员就能左右一所大学的政治倾向，学校中那些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特务学生毫无办法。
7月3日，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宣布：“194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7月5日，民主同盟秘书长梁漱溟、宣传部长罗隆基向国民党代表团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应该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或各党派协商决定，国民党一党政府宣布召开国大的日期是非法的，无效的。7日，周恩来致函政协代表及蒋介石，声明国民党片面决定11月12日召开国大，完全违反协商精神，中共坚决反对，不受任何片面决定之约束。从此，蒋介石对召开国民大会和改组政府就另有打算了，那就是召开没有共产党参加的国民大会，组织没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孤立共产党，拆散共产党与民主同盟的政治联盟。
民主同盟是1941年3月成立的，发起人中有：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第三党（后来的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职业教育派的黄炎培，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后来救国会的沈钧儒也参加进来，因为是由6个政治团体组成的，所以开始叫民主政团同盟。是年冬推举德高望重的张澜（字表方）为主席。1944年去掉“政团”二字，改称民主同盟。这支政治力量在各大城市，在知识界，有广泛的影响。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斗争中，以中间派自居，主张走所谓第三条路线。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以及周恩来的成功的统战工作，民盟逐渐左倾，同共产党站在一起为和平、民主、统一而斗争。
对民主同盟，蒋介石采取了拉与打两手。
马歇尔于3月11日回国述职，4月27日返华后，失掉了前期公正中立的立场，采取了支蒋压共的方针，在东北问题上，只要共产党让步，继续用美国军舰帮助蒋介石往东北运兵。7月9日，马歇尔受蒋介石委托，约罗隆基谈话，对罗说：“你们既是中间派，为什么又同共产党联盟呢？假使民盟以独立自主的行动参加政府，名额问题倒容易解决，我也容易帮你们说话些。”进行露骨的分化挑拨。
所谓“名额问题”指的是国民政府委员40个名额的分配问题。政协会议决定把国民政府委员会由一个俸养“党国元老”的闲散机关变成行使国家实际政权的“最高国务机关”。共产党作了重大让步，承认国民党的大党地位，同意国民党占40名委员的二分之一。其余20名由在野党派和社会贤达分配。为了限制国民党一党独裁，王若飞和罗隆基在表决法中争得了这样一条规定：“国民政府所讨论之议案，其性质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定某一议案”。为了有把握控制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蒋介石把青年党收买了。分配其余20名委员时，青年党领袖左舜生提出，青年党的名额要与民盟相等。然后邵力子出面提出“8、4、4、4”方案，即共产党8个委员，民盟4个委员，青年党4个委员，社会贤达4个委员。共产党提出要10个名额，民盟提出要6个名额，青年党也要6个名额3者加起来已超过了定额，还没有社会贤达的名额，几方争执不下，成为僵局。3月中旬的一天，周恩来来到民盟总部，对张澜等民盟领导人说：“在国府委员的20名席位中，共产党同民主同盟共同联合要求14名，即超过总额三分之一强。这样，第一，我们对于蒋介石任意修改施政纲领的行为，有了否决权的保证；第二，使青年党硬要同民盟席位相等的要求无所借口；14名之外，尚有6名足够青年党同社会贤达分配。至于这14名代表名额怎样分配，那是我们共产党同民盟双方自己内部的问题。民盟是个许多单位合组而成的集体政团，你们数目少了不好分配，将会影响团结，在目前政治斗争中，民盟团结要紧。在这14个席位中，民盟自己可以斟酌，你们要几个都可以商量。你们要6席，共产党就8席；你们要7席，我们双方就各半；你们要8席，我们就6席。你们大胆提出来，丝毫不要客气，我们共产党没有问题。总之，民盟团结要紧。”
这一席话，使在座的民盟领导深受感动。民盟两党三派加上无党派盟员这一单位，按国民党给的4个名额是很难分配而不影响团结的。张澜喜笑颜开，认为共产党真正帮助了民盟的团结。
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刚出狱的叶挺等乘飞机返延安，过山西黑茶山上空时失事，全部遇难。
马歇尔找罗隆基，鼓动民盟甩掉共产党单独参加政府，名额问题他帮助说话，就是要否定那个控制否决权的14名。罗隆基说：“没有这三分之一的保证，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政府的。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是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问题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民盟同共产党合作，正是民盟为争取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所作的贡献。”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4天，即7月11日夜，民盟中委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7月15日，民盟中委闻一多又在昆明被暗杀。这是对罗隆基和民盟其他领导人的警告：要么为蒋捧场进政府做官走飞黄腾达的道路，要么跟着共产党与政府作对，走李、闻的道路。
8月初，马歇尔在牯岭与蒋密谋后下山，又约见罗隆基，提出13席的方案，即：国府委员中共产党占8席，民盟占4席，允许共产党提名社会贤达一席。马说蒋已经让步了，希望民盟劝中共接受。
罗隆基说：“问题的症结不在国府委员13席或14席的问题，而是在蒋介石有没有改组政府的诚意。13席14席之争不过是蒋介石故意刁难，拿来做拒绝改组政府的借口的。倘若蒋介石真有诚意，假使我是蒋的顾问，那么，我就劝他给民盟同共产党15席或16席，即在民盟同共产党要求的数目上添上两三席。”
马歇尔诧异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共产党同民盟要委员三分之一强，要的是一种否决权，蒋不愿受这个束缚，所以不肯给你们14席。”
罗隆基说：“你看了政协决议关于这个问题的条文没有？假使蒋介石存心要修改施政纲领，这个14席，即三分之一强是束缚不了他的。国民党的宪法专家王世杰在政协协议的条文中早已打好了埋伏了。”
马歇尔不懂。
罗隆基让记录员找来一份政协协议英文稿，指着说：“在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如其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发生疑义时，由出席委员过半数解释之。’尊敬的特使先生，有了这样一个条文，蒋介石要想修改施政纲领，还怕不能为所欲为吗？国民党已有国府委员20席，加上青年党和听蒋指使的社会贤达，他任何时候都稳稳地掌握着多数。明明是修改施政纲领的议案，要三分之二多数方能通过，但国民党掌握的过半多数肯定这不是修改施政纲领的议案，我们同共产党的三分之一强的否决权就起不了作用了。”
马歇尔恍然大悟，随即又问：“那么共产党同民盟又为什么坚持要14席呢？”
罗隆基说：“这是对蒋是否有尊重施政纲领的诚意的一个考验，也就是是否尊重我们这些在野党派的一个考验。民盟同共产党合作，不单在这个三分之一强的问题上，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民盟将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以制止蒋介石的zhuanzhi独裁。”
马歇尔说：“我感谢罗先生的坦诚。可否民盟先参加政府，由新的政府设法停战，以后再请共产党来参加政府。假使民盟同意这样做，我可以向蒋建议增加民盟的委员名额。”
这次谈话的要害，罗隆基听懂了，依然是拆散民盟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阴谋。
罗隆基说：“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内战不停止，共产党是不会参加政府的，民盟也是不会参加政府的。这一点是半年多以来民盟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这不是我个人可以变动的，也不是任何民盟领导人可以变动的。”
说到此处，新上任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排闼而入。罗隆基把刚说的话又复述一遍。司徒雷登点头叹气，表示遗憾。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结束了在华使命回到美国。在一项对中国时局的声明中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一年前达成的协议是一部开明的向前看的宪章，当时曾为中国提供了和平与重建的基础。但是，国民党内的顽固集团只热衷于保持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显然并不真心想要把那些决议付诸实施。虽然我是作为一个军人在说话，我也必须在这里谴责压倒一切的军方势力。他们的统治作用加深了中国行政管理的软弱性。”
第二节孔祥熙长袖善舞大难将临先自飞人民解放战争的头一年，解放军歼灭了蒋军的大量有生力量，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这三个弱点充分暴露，蒋军的重点进攻已处于强弩之末。因此，中共中央及时决定，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从根本上扭转全国的战局。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乘蒋军在陕北、山东两翼拉长，腹心暴露之际，从鲁西南张秋镇到临濮集之间，一举突破黄河天险，趁势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56000余人，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迫使蒋介石从山东、陕北调兵回援，打乱了蒋的战略部署。接着，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8月底到达大别山地区，经略中原，从而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插进了一把利刃。美国驻华大使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美国总统急派魏德迈来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