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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尽管有多种多样的成分，但它们一般总是围绕着“好坏”这个轴心组合在一起，而站在这一轴心背后的则是善恶道德抉择。个人的道德自我调节系统即个人的道德“自我”
，是怎样形成、怎样发挥功能的呢？
这个问题对心理学家和伦理学家同等重要，它可以分为三个问题：道德“自我”的形成和发展有哪些主要阶段？知识、感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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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在道德“自我”中的相互关系如何？道德意识的实体是统一的还是局部的、取决于行动环境的特点和主体对环境的解释的？
在哲学和心理学著作中早已习惯于把个体的道德意识发展水平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前道德水平，亦即按照利己动机行事的儿童；习惯道德水平，其典型特点是取向于外部规定的规范和要求；最后是自律道德水平，其典型特点是取向于稳定的内心原则系统①。
总的来说，道德意识的这三个阶段同恐惧、羞耻和良心的文化学分类相适应。在“前道德”阶段，“正确”行为的保证是可能受到惩罚或期待获得奖励，在“习惯道德”阶段＇奇＋书＋网＇，“正确”行为的保证是需要得到关系人的赞同和羞于受到关系人的指责，而“自律道德”则靠良心和过失感来保证。人们掌握道德规范、把它们变为“自己的”规范的总轮廓，在苏联心理学（博若维奇、库利奇茨卡娅、穆希娜、苏博茨基和雅各布松等人的著作）中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关于这一过程的各个行为、情感和认识侧面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道德发展阶段与一定年龄阶段的关系，至今仍无定论。
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提出的个人道德发展理论囊括个人的生命全程，最为全面，在许多国家受到广泛的实验检
①参见尼古拉切夫，Ｂ。
Ｏ。
：《个人道德行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莫斯科，１９７６，第９０—９１页。
②关于这一理论及其经验事实的详细分析，参见拙著：《个人道德意识与文化调节机制》，载《个人社会心理学》一书，莫斯科，１９７９。
第８５—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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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②。科尔伯格发展了皮亚杰提出并受到维戈茨基支持的思想：儿童道德意识的进化与他的智力发展相平行。科尔伯格把这一过程分为几个阶段，其中每一阶段都与一定的道德意识水平相对应。
与“前道德水平”相应的是以下阶段：一、儿童为避免受到惩罚而听话，二、儿童根据互相有利的自私考虑行事（以听话换取某种具体利益和奖励）。与“习惯道德”
相应的是以下阶段：三、儿童希望得到“关系人”的赞同或羞于受到他们的责备，四、维持一定秩序和固定规则的定势（符合规则的就是好的）。
“自律道德”
将道德决定转归个人内心。它包括：五Ａ，即人在少年时期认识到道德规则的相对性和条件性，要求这些规则具有逻辑根据，认为功用原则便是这样的根据。在五Ｂ阶段，相对主义被承认某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最高法则存在所代替。只有在此以后（第六阶段）才能形成稳定的道德原则，遵守这些原则的保证是自己的良心，不论外部情况如何，不论有什么理智考虑。科尔伯格在后来的著作中又提出一个更高阶段——第七阶段的存在问题，这时道德价值由更为普遍的哲学公设得出。但是他认为，只有很少人能达到这一阶段。科尔伯格认为，个人达到智能发展的一定水平，是相应的道德意识水平的必要前提，但不是充足前提，而所有发展阶段的循序性则是普遍适用的。
对科尔伯格理论的经验检验方法是，向各种年龄阶段的被试提出一系列各种复杂程度的假设道德情境。例如这样一种：“一个女人因患癌症而生命垂危。
有一种新药能挽救她的生命，但药店老板索价两千美元——这是实际价值的十倍。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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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丈夫试图向朋友们借钱，但他只筹集到要价的一半。他再次要求药店老板减价或赊账把药卖给他。对方拒绝了。于是丈夫在绝望中捣毁了药房，抢走了药。
他有权利这样做吗？
为什么？“
对答案的评价与其说是根据被试如何解决提出的抉择难题，不如说是根据他的论据的性质和论断的多面性等等。
解决的方法须与被试的年龄和智能相比。除了一系列年龄比较研究外，还进行了十五年的纵向调查，跟踪观察了５０名１０岁—１５岁的美国男孩子，直到他们２５岁—３０岁时的道德发展。在土耳其还进行过为期较短的六年纵向调查。
这项工作的结果总的来说证明了个体的道德意识水平与他的年龄及智能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规律性联系。处于“前道德”水平的儿童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急剧减少。少年期的典型特点是根据关系人的意见行事或者遵守形式规则（“习惯道德”）。青年期开始逐渐向“自律道德”过渡，但这种过渡大大落后于抽象思维的发展：在科尔伯格所调查的十六岁以上的青年中，百分之六十已经掌握了形式程序的逻辑，但只有百分之十理解到道德是相互制约的规则，或者有了定型的道德原则系统。
苏联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道德意识水平和智能水平之间的联系。例如，通过未成年违法者和没有越轨行为的同龄人的动机范围比较，证明违法者的道德发展水平要低得多。
“对于许多违法者来说，羞耻只是害怕惩罚与受到他人指责时的反感的‘合成’，或者只是所谓‘惩罚羞耻’，而不是‘犯罪羞耻’。
这种羞耻引起的不是真正的悔悟，而只是对犯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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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遗憾——遗憾作案的失败“
①。换句话说，在他们的动机中表现出的是对惩罚的恐惧和在别人面前感到羞耻，但过失感却未得到发展。
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他们总的智能落后有关：据博奇卡廖娃的统计材料，１６岁—１７岁违法者的智商水平还达不到４—５年级学生的智商水平。
但是，个人道德意识水平的发展同个人的行为有什么联系呢？在思维层次上，个人道德发展的标志是他作出判断的明晰性和概括性，而在行为层次上则是他的现实行为，行为的一贯性，抵御诱惑和不受情况环境影响的能力等等。
实验研究表明，儿童道德判断的成熟程度和他在一系列假定冲突情境中的表现有关，在这些假定情境中，儿童应当决定他是否要进行欺骗、引起别人的痛苦和捍卫自己的权利等等。
道德意识水平较高的人比其他人更少倾向于从众行为。
在道德意识发展的较高阶段上，道德意识和个人行为的联系比低级阶段上更密切，而预先对道德问题进行讨论则会对行为选择发生积极影响。在讨论某一问题时发表道德判断的成熟性同青年的现实表现有直接的联系，已为苏联道德教育及自我教育研究所证明②。青年在道德问题上的争论和辩论不仅预示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方式。由此产生了在青年中进行道德教育和伦理知识宣传的
①博奇卡廖娃，。。
：《少年违法者动机范围心理特征》，载《儿童少年动Z机研究》一书，莫斯科，１９７２，第２９８页。
②见鲁温斯基，。。
和阿列特，。。
：《中学生的自我教育》，莫斯科，P U l ^１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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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意义。
但是，道德发展的认知前提不能脱离个人形成的总过程及其生命世界来考察。因此，在评价研究个人道德发展和智能发展相互关系的实验材料时，不能不首先考虑这一发展的具体社会条件以及情境特点，人对所面临的道德抉择理解程度如何，需要进行的选择对他有什么个人意义，最后，还有他的个人特点和先前的道德经验。
由此可见，科尔伯格的认知发生模型在方法论上有明显的局限性。即使为了在纯认识过程中运用某一法则，也不仅应该掌握相应的思维程序，而还要善于正确地评价需要解决的课题，确定这一法则适用于课题。
在解决总是和某种价值系统相关的道德课题时，社会个人因素特别重要。
在这方面科尔伯格的方法也有明显的漏洞。
例如，他所提出的许多待决假定抉择（如抢药是否有理）只在一定的资产阶级观念范围内才有意义（在这里就是人的生命和私有财产的比较价值问题）。
苏联青少年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受到人道主义的教育，不会理解这样的抉择。而实际能够打动少年的道德抉择又常常和实验主持者要求他们解决的问题对不上号。最后，还必须把人有能力看出道德问题和有能力自主解决或提出这种问题区别开来。
不同的道德意识水平不仅能说明发展的阶段，而且能说明不同的个人类型。例如，形式伦理观念，亦即把道德规范与实现这些规范的具体条件分开和无条件地遵守规则而不论其后果如何的定势，不仅是道德发展的一定阶段，而且是同一定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相关联的特殊生活取向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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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抉择的解决总是和某种生活情境联系在一起的。同一个人对同一个道德抉择可能作出不同的决定，要看这项抉择与他的关系密切程度如何。加拿大心理学家勒文曾要求一组大学生解决上面说到的科尔伯格抉择，把它列为三种方案。
第一种情况是决定抢药的是与被试没有关系的人（象科尔伯格的试验中那样）
，第二种情况是抢药者是他的好朋友，第三种情况是他的母亲。被试的智力发展和道德发展水平并不因此改变，而解决方式却有十分重大的不同。问题涉及关系密切的人时，按关系密切的人的意见确定回答的人数（第三阶段）增加了，以维护秩序、遵守形式规则为宗旨的回答（第四阶段）减少了。而据科尔伯格的说法，遵守形式规则的取向却是出现在遵照关系人意见的取向之后的。
这里和其它情况下一样，发展的最高阶段并不取消先前的阶段，而是把它包括进来，作为自己的一个从属部分：对社会承担义务的发达意识不会取消对亲密者的特殊责任，一般地从他人考虑（一般规则）的方针并不排除对具体他人的意见有不同程度的敏感性，等等。
道德动机总是多层次的，而个体借以达到一定道德意识水平的心理过程也不等于确定个人如何、何地、何时运用自己的道德定势并体现在行为中的过程（即使在纯认识过程中，能力的形成和运用也有不同的前提条件）。
儿童的道德判断在没有变成个人信念之前，可能和他的行为互不相关，他按照不同的规律来对自己和别人作出判断。
但是道德意识的形成不能脱离社会行为、现实活动来看，在这些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不仅有道德概念，而且有感情、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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