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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城边的小砬沟，靠近中央警卫团驻地的地方，有一个“农村工作部”的机构。这个部的部长叫吴德峰，副部长是帅孟奇。她由任弼时直接领导。农村工作部不是农业机构，而是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情报组织联系的机构。延安也有苏军情报组，就住在中共中央和中情部驻地枣园，对外用苏联新闻机构“塔斯社”的名义。
创建“联共情报组”的苏联驻兰州军事副代表孙平，俄文名字叫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被调到延安，担任苏军情报组组长。他是1942年5月来延安的，身份是塔斯社记者、共产国际联络员、苏军情报部情报员。当时在延安还有一个以伊万诺夫上校为首的苏军情报组，后来为了加强合作，苏联又派来了以基斯林科中将为首的各兵种混合情报组来延安。在苏军情报组离开后，孙平就留下来继续与中共合作。
孙平为人灵活，重视了解中国情况，与中共合作得比以前好些。苏方向来不大相信中共的情报质量，总是要求建立自己的情报网络。中情部尽管不大情愿，也有义务协助。1941年3月，苏军情报组在枣园后面的一个小山沟里，开设情报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中共党员被苏方人员告知：“组织决定你做苏联特务！”苏联专家尽管中国话说得流利，用词却不大讲究。那时“特务”是个贬义词，大多用于批评国民党，中国人哪有自称特务的？
苏联情报训练班的课程是联共党史、情报学、收发报技术、绘图、照相，全由外籍教员授课。三个月之后毕业，全体学员被派往东北搜集日军情报。
从延安到东北，要经过山西、河北，路途有国统区，有敌占区，不得不分散行动。
期间，经毛泽东同意，孙平开始同中共中央社会部联系，由社会部提供情报。此外还同八路军总部及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作战部长李涛联系，同新华社长博古、西北局的高岗等中共各部委负责人联系，获得了不少的信息。
有资料显示，中央社会部一度想派人到东北和国际领导的情报组织取得联系。1938年，组织上准备派姚伦到东北工作。姚伦是东北人，1935年入党，1938年任山西临县县委书记，正在延安马列学院读书时，被调来当“苏联特务”。姚伦的目的地是大连，可是在雁北就卡住了。后来雁北军分区有个关系人，是从大同煤矿逃回来的工人曹兰池，了解敌占区情况，答应护送他们到大连。
这个曹兰池沿途吃喝玩乐，不像个工人，后来还拉拢同行的邢相生逃跑到敌占区找工作。姚伦同当地地委书记商议，决定将其逮捕。突击审讯，曹兰池承认是日军派来的奸细，而且与军分区的侦察科长、民运科长有联系。此案继续侦破，牵连到内部十几个人。姚伦等人因此错过去东北的时间，也就返回延安了。
共产国际、苏共、苏军，都曾努力在中国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一批中共党员因此当了一阵“苏联特务”。这种情报合作关系，对于创建不久的中共情报工作，也是一种历练。
还有就是本书讲到的一批中共情报员去当“苏联特务”，不过，那不是情报合作，而是情报斗争，而且在组织上脱离了中共的领导，变成了真正的国际特工。
作者的话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己于1943年5月28日解散，从此以后共产国际属下的情报组织也大多数停止工作，只有极少数转入苏军总参情报部继续工作。
有关“红色国际特工”的故事，到此就结束了。
也许这个名称不太确切，但简明扼要，容易理解。这个组织是在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支持下，由原苏军总参情报部直接领导的。该组织在“二战”时期，敌占各国都有，尤其是苏联临近的国家，如中国、蒙古、朝鲜、日本及西方战场。派往日本的“拉姆扎”小组和派往中国的“梅杰姆”小组，便是最著名的两个。
由于该组织领导背景复杂，斗争极端隐蔽，我们整理出来的资料，就整个组织而言，也仅是一部分。但就是这些仅有的资料，已完全可以表现红色国际特工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是活生生的爱国主义教材。
全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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