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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到这请愿的洪流中，结果遭到警察殴打。同学们的鲜血，使许光达思想上受到猛烈冲击。他当时还弄不清这到底是为什么？政府为什么不管民众死活，为什么必须裁军？他带着一系列困惑去找国文老师曹典琦先生。
“德华同学，呆会儿，你去听听学生们组织的国事讨论会吧。”曹老师接着说：“你听说过苏联吗？”
许光达摇了摇头：“只在地图上看到这个国家，在咱们国家的北部，面积很大。”
“苏联1917年爆发了‘十月革命’。在列宁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工人举行武装起义，一举推翻沙皇的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
老百姓再也不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都过上太平的日子了。“曹老师兴奋地向他简要介绍了苏联的情况。
许光达当时感到很新鲜，什么是“十月革命”，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什么是“沙皇的统治”，他闻所未闻，不过他觉得这个国家好，老百姓都过上太平的日子，多好啊！不像长沙，一点都不太平。
曹老师让他去参加国事讨论会。他走进了一间挤满学生的小屋，从来也没听过那么多道理。他受到了震动。这次讨论会把他的目光从铭心苦读中转向了关心时事政治的天地。一有空，他就找来一些报纸看。曹老师见他思想上有很大进步，就送他一些杂志看。《新青年》对他的影响很大。当许光达聆听完徐特立、周以粟两位先生的演讲后，更是顿开茅塞，他开始知道了中国社会落后的现状及根源，充满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渴望。这次有机会到列宁主义的故乡学习，自己梦寐以久的渴望将要变成现实，他心里充满了无比的喜悦。
许光达一行由上海搭船到了营口，乘火车到达哈尔滨，之后转道满洲里。
这漫长的路程，对于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可能并不算什么，可对于一个身负重伤的人来说其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火车到达哈尔滨后，他感到头晕目眩，伤口开始疼痛。下火车后，因为还要汇合一些同志同去苏联，所以只好住下来等候。
许光达面色苍白，手捂着胸口，陈桂搀扶着他在站台上走着，李国华也上前搀扶他。
站口处，几个日本宪兵在晃动。许光达对陈桂和李国华说：“我自己走吧，以免带来麻烦。”他们只好松了手，许光达忍着伤痛，咬着牙，快步出了站口。他们在哈尔滨等了三天，这里一片恐怖，日本宪兵在马路上耀武扬威，摩托车横冲直撞。目睹这一切，许光达心情十分沉重，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东北的父老乡亲正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遭受苦难！可恨的蒋介石，却对红军疯狂围剿！他恨不得马上治好伤，杀敌疆场，用自己的一腔热血来挽救民族的危亡。
不久，黄诚等陆续来到哈尔滨，他们一起乘上了开往苏联的火车。
在车厢里，再也没有特务的盯梢，大家有说有笑，透过车窗可以尽情地欣赏俄罗斯美丽的风光。这一切，使得许光达感到新鲜和快慰。他风趣地对同志们说：“我们总算尝到社会主义味道了。”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火车经过七天七夜，穿过了荒凉的西伯利亚，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五月的莫斯科，新草吐绿，杨柳抽芽，充满了春的气息。
在离红场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名叫纽克司的旅馆，建筑豪华，环境优雅。
下午六点钟左右，许光达一行在苏联一名联络官的陪同下，未到这家旅馆下榻。吃过晚餐，联络官向中国的同志简要介绍了近日的安排。当得知苏联红场就在附近时，许光达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渴望，对大家说：“你们知道红场吗？这是共产党人最神圣的地方，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
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了声：“好！”这时，站在身旁的李子良指了指许光达的枪伤处，“它不会捣乱吧？”
许光达风趣地说：“不会的，它现在正睡大觉呢。”
在许光达和大家的请求下，苏联联络官也不好拒绝，就带他们来到了红场。
许光达边走边听着翻译的介绍，更增添对伟大的十月革命圣地的敬仰。
回到纽克司旅馆，他怎么也睡不着。他取出一直陪伴自己的笔记本，记录着内心的感慨：吾负伤后离开战场，在中央的关怀下，有机会经月余的旅途，终于来到了列宁主义的故乡，这是作梦也没想到的。晚上走到红场，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是劳动人民的天堂。苏联的今天，就是祖国明天的榜样。我要努力学习，争取早日重返祖国，奔赴民族解放的疆场。
第二天，许光达他们在苏联一名联络官的陪同下，瞻仰了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许光达站在列宁的遗体旁，久久地凝视着。无产阶级十月革命风暴，在他的脚下卷起，第一座社会主义的大厦在他的精心设计下建成！多么惊天动地的创举！
他向列宁的遗体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第三天，许光达一行又被苏联方面邀请到列宁格勒参观。不知谁喊了声：“大家快看！”巧得很，他们一到列宁格勒，就遇见了北极光。那一片片白光，辉煌瑰丽，神密莫测，大家都非常惊奇。许光达虽久经沙场，但对于大自然这种奇妙的自然景象，也不曾目睹，他惊叹了一声：“世界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啊！”
几天的参观，使许光达他们大开了眼界，更增添了在这里努力学习，将来回国后，拯救祖国的誓愿。
一天上午，苏联联络官通知大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要来看望大家，要他们不要外出。许光达说：“来得正好，咱们要求一下，尽快给安排学习。”大家都表示赞成。刘长胜插话说：“我们到这里，不光是吃面包、喝牛奶来的，人家搞得好，咱们得把人家的经验学到手。不然，回去怎么交待！”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只见一个中等身材，穿着一身灰色西装的人在那位联络官和几名苏联官员的陪同下，走了进来。大家立即站了起来。许光达猜想，这位穿西装的可能就是王明。在出国前，他曾听说这个名字，而且据说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夏曦对他十分崇拜，在苏区的时候，常常提起这个人。他看上去倒是有些学者风度。
王明（原名陈绍禹），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自诩精通马列，“左”倾冒险主义的倡导者，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帮助下，取得了党的领导地位。他的教条主义严重脱离国情，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深重灾难。
王明同大家一一握了握手，便以领袖的姿态，作起指示来，讲了足足半个多小时，才谈到学习问题。
许光达等被送到列宁学院的中国班学习。
这期中国班共有学员近五十人，编为三个班。许光达被分在第二班，并建立了党支部，许光达任支部委员。
在中国班开学后的第五天，许光达在莫斯科医院动了大手术，取出嵌在胸部的那颗子弹。在苏联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他很快恢复了健康，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学习中去了。
许光达十分珍惜在苏联的学习机会，他深切地感到，虽然在国内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却很肤浅，对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理解得不深不透。艰苦的战争环境下，想学也没有机会。为了多学些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下决心苦攻俄语。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已能用俄语直接同老师交谈，借助词典，可以阅读俄文书籍了。
一天下课后，同班的周平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苏联是靠工人的武装起义，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夺取政权的。
咱们在建党后，也组织过工人暴动、大罢工这类的斗争，为什么就不能成功？“
“那是因为咱们党刚刚创立，还没有把工人武装起来。再说，咱们国家落后，工人阶级的数量也少的缘故。”许光达认真地谈了自己的认识。
“你说得有些道理。可是，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已经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举行了‘南昌起义’，可还是被打散了，后来攻打长沙，也采用了苏联的办法，也没成功啊……”
“可……我们不是……敌强我弱吗！”
许光达觉得这个问题很尖锐，一时还不能完全说清楚。因为他有切身体会，他曾参加了南昌起义，也参加了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过长沙。他当时还不十分明白，为什么在洪湖，武装斗争形势那么好，可离开洪湖，就被动挨打呢？他下决心要弄明白。一连几天，饭吃不香，觉睡不甜，他在思考周平提出的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系统学习，渐渐地，他开始领悟到，再好的理论，也必须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不能照抄照搬，攻打长沙，就是因为脱离国情，不顾当时敌强我弱的现实所造成的。
许光达把他的新认识告诉了周平。周平听了以后，感到很有见地：“光达，你的一番话，真使我茅塞顿开呀！”
“哪里，哪里，提出问题比解答问题更为重要，这是谁说的？是……咳，总而言之，你问题提得有水平。”许光达说完，两个人开心地笑了起来。
是啊，他们所讨论的，的确是当时中国革命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课题。
第一个暑假开始了，为紧张的学习生活划了顿号。
风光秀丽的黑海岸边，一批黑头发黄皮肤的年轻游客兴致勃勃地走来。
大家有说有笑，无拘无束，海风轻轻拂动着他们的衣襟，几个月来的疲劳，被海风吹拂得无影无踪。
许光达和同学们站在海边，欣赏着这画一般的自然风光，那蓝蓝的海，那青青的天，还有那汹涌澎湃的波涛。他凝视着大海，远远望去，天地相连，一望无际。他的思绪随着目光飞向了长江。飞向了黄埔江，飞向了浏阳河——思乡的柔情油然而生。
她现在怎么样了，写给她的信收到了吗？
邹靖华接到丈夫从上海寄来的信后，连夜写好信，发走了。她充满着希望，心里盘算着：丈夫一旦回了信，我就向他提出请求，去上海照顾他，不再过那种牛郎织女的生活了。她要在他身边，哪怕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
可是，一次次等待邮差，一次次让她失望。她还暗暗鼓励自己：要耐心，再耐心，好事多磨嘛！然而一周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仍不见鸿雁的飞还。
也许丈夫工作太忙，或许路上耽搁了。邹靖华不甘心，她又连续发了三封信，仍然音讯皆无。
难道丈夫会出事？这是她最不愿想的也是最让她担心的。
几个月过去了，仍不见许光达的信，她心中燃起的希望之火渐渐熄灭了。
邹希鲁见女儿整天无精打彩，泪水洗面，也十分担心，在这乱事之秋，许光达又是共产党，随时都可能遭到不测。有时他对女儿劝解几句，也无济于事。
这一天，邹靖华正在屋里优伤着，突然，门口有人喊：“邹靖华的信！”
她犹豫了一下，是不是由于思念他太甚，听错了。
“邹靖华有信来了！”喊声更大了。
她一见这熟悉的字迹，就明白了，大叫一声：“真是他的信！”
真是喜从天降！仔细一看，发现寄信人的地址是洋字码。邹靖华迸了屋，急速打开了信。许光达在信里告诉妻子，自己在1932年5 月已到了苏联，现在正在学习。她明白了，为什么几个月没接到丈夫的来信，原来他去了苏联。
对于苏联，邹靖华虽说不像许光达知道得那么多，但她从一些进步刊物上也略晓一二，她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