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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平时不看书、不看报、也很少到办公室处理电文的汤玉麟听后，大发脾气，指责副官说：“一派胡言，日军明明在山海关，怎么会跑到承德来了呢？你以为鬼子是孙悟空，几天之内就会飞到承德吗？一定是弄错了，一定是弄错了！”
副官知道他的这副德行，但怎敢回敬他几句，只是低头说：“汤省长，军情属实，绝无半点虚言，日军的确很快就要到达承德了。”
汤玉麟还是不相信，两天以后，他的那几个小老婆忙着打点行装准备逃跑，他这才紧张起来。
汤玉麟手下的第一○七旅一个团长名叫邵本良，他听说日本人要打承德了，不仅不着急，反而整天哼着小调，脸上放着光。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弄不明白他的反常现象，只有他自己清楚。原来，他和东北的张海鹏是把兄弟。他俩虽一南一北，相隔甚远，可是，却常有书信往来，关系甚密。张海鹏投靠日军，升为伪军师长后，曾给他来过信，并告诉他自己现在如何如何有钱有势，把个邵本良羡慕得流口水。他做梦都想着升官发财，就是没机会。现在听到日本人就要到承德了，他觉得自己升官发财的机会来了，所以，心里别提有多高兴。
这时，他接到汤玉麟命令，开往平泉方向阻击日军进攻，便假装奉命，率部向平泉方向移动，当就要到达平泉时，他举着望远镜，观察前方的情况。当他看到了日军的汽车后，急忙命令部队就地等待。日军到了，他不放一枪，派人打起了早已准备好的白旗，向日本人缴械投降，当起了汉奸。
汤玉麟本来就清楚邵本良的底细，哪里指望他能阻拦住日军的进攻步伐。因此，当他将邵本良一派走，就打电话调来了15辆大卡车，把搜刮来的金银细软、鸦片烟等统统装上了车，叫驾驶员们等待他的命令。
3月4日早上，汤玉麟接到报告，说日本人离承德还有15里路。大老婆吓得两腿打颤，问他怎么办？他胸有成竹地说：“你怕什么？孙子兵法上说，三十六计走为上。”
汤玉麟丢下他在承德的两个团兵力，既不命令他们阻击，也不叫他们撤退，自己往车上一跳，一挥手，命令驾驶员向天津开。驾驶员很纳闷，告诉他说：“汤省长，日本人快打到天津了，那里不能去啊！”
谁知汤玉麟把脸一翻，挥着手说：“你知道个屁，天津有外国租界，我到了天津，就到外国租界里一躲，还不是等于进了保险箱吗？快开你的车吧！”
汤玉麟一走，留在承德的部队顿时失去了指挥，乱成一团，一个个争相逃命。中午，日军先头部队大摇大摆地进了承德城。这座塞外名城，就这样被这个贪生怕死的汤玉麟丢弃了。
热河归张学良管辖，《中央日报》将汤玉麟的丑行在报上披露后，举国哗然，纷纷指责国民政府无能，谴责张学良和汤玉麟的逃跑行为。中国出席“国际联盟”会议的代表颜惠庆、顾维钧觉得无脸见人，愤而向南京政府递交了辞职报告。上海、武汉、广州、南京的各阶层人士，集会向南京政府提出惩办张学良、汤玉麟的强烈要求。
立法院长孙科向报界发表谈话，表示说：“山海关、承德沦入敌手，张学良、汤玉麟是历史罪人，中华民族的罪人，政府应予严惩，不然民愤难平。张、汤二人应立即引咎辞职，以谢国人。”
在全国强大舆论的压力下，邵鸿基、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向监察院提出弹劾张学良和汤玉麟。
日军占领承德当天，蒋介石还在江西前线，他一门心思指挥部队与红军作战。3月6日，他看到孙科的谈话内容，震惊不已。为了平息民怨，蒋介石考虑良久，决定将张学良作为替罪羊。于是，他匆匆坐上了北上的火车。
3月9日下午4点钟，张学良从北平来到保定，等候拜见蒋介石。蒋的专列一到，东北军的仪仗队便吹起了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向蒋介石的包厢敬礼。车子停稳后，蒋介石招手要张上车。
张学良以为，此次蒋介石兴师动众，匆匆北上，一定是要坐镇保定，指挥北方部队抗战。见到蒋介石，开口便说：“欢迎委员长驾临北上，亲自主持大计，看来北方的抗战有希望了。”
蒋介石悠然地坐着，似乎并没有听到张学良的话，指指沙发说：“你坐下，我有紧急命令向你传达！”
“是！”张学良以军人的风度向蒋介石敬了个礼，然后顺从地坐在沙发上，听候蒋介石下达命令。
“不对，不是命令。”蒋介石突然改口说，“现在山海关、热河被日军占领，全国舆论哗然，我与你再次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举国唾骂。你我同舟共济，现在这条船突然漏了，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浪潮，这条船就会沉下去。你对此有何感想？”
张学良顿时明白了蒋介石匆匆来保定，不是为抗战而是为自己，蒋的来意是撤销自己的职务。于是，唯唯诺诺地说：“东北丢失，现在热河也丢了，事已至此，我很痛心，我身体也不太好，戒烟也没成功，精神萎靡，我早就有辞职的念头。既然委员长决心已定，我拥护你的决定，这样可以伸张纪律，振奋人心！”
张学良下野（2）
其实，张学良说的全是违心的话，他有满肚子的委屈，他觉得蒋介石错怪了自己，全国民众更是不理解自己。当时，上海一家报纸发表了一首《哀沈阳》的诗，诗中将张学良认识的赵四小姐、朱五小姐、电影名星蝴蝶扯在一起，诗中写道：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不赶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阿娇舞几回。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并没有跳舞，而是在北平协和医院里养病，蝴蝶在上海根本不在北京。张学良是执行蒋的不抵抗命令丢掉了东北的。山海关沦陷后，张学良发现汤玉麟仍痴迷于酒色，曾向蒋介石报告过，建议撤销汤玉麟的职务，而蒋介石却迟迟不复电。这些，蒋介石心里最清楚，现在他却是倒打一耙，这叫张学良心里无法平衡。
蒋介石见张一副伤心的表情，便假意安慰说：“这时候你下野，有百利而无一害，利国利民利自己。所以，我劝你大可不必悲哀。过几天，你飞到上海，赶快出洋。出洋的手续我已派人替你办好了，你出洋几个月再返回来，到时恢复你的原职，你觉得怎么样？”
张学良愣了一会儿，心里明白蒋介石早已操纵好了一切，决定了他的命运，自己是做不了主的。现在跟他讲不出道理，更无法向民众澄清自己，便默默点头，表示服从。蒋介石的脸上顿时有了不易察觉的笑容。
张学良离开了蒋介石的列车，回到北平后便匆匆忙忙地做移交工作。不几天，他就含泪飞到了上海，在家人和外国顾问端纳的陪同下，开始了“出国考察”的生活。
喜峰口的敢死队（1）
3月11日，蒋介石任命他的亲信何应钦接替了张学良的职务，担任国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有的史学家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是故意对张学良下达不抵抗的命令，让日军长驱直入，接连占领了东北和热河，然后再将“不抵抗”的罪名栽在张学良的身上，逼其下野，达到吞并东北军的目的。事实是怎样的呢？
何应钦受蒋介石之命，接管了东北军后，把原来东北军缩编成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
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担任军长。何应钦觉得日军进攻的势头很猛，光靠原来的东北军是不行的，便与南京政府多次协商，增调一部分西北军。于是，驻山西的西北军宋哲元部调到了北平以东，何应钦任命宋哲元为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华北第三军团总指挥。这样，长城一线就有了七八个军的力量。但是，何应钦思来想去还觉得兵力不足，还怕顶不住日军的进攻，如果自己丢掉了华北，一定会受到全国舆论的谴责，自己到时就成了张学良第二。因此，他接连给蒋介石发出五份求援电报，另外又给社会名流胡适、丁文江、翁文灏等发电报求援。社会名流们又不带兵，发电报给他们有何作用？何应钦此举有他的动机，他知道这些名流虽不带兵，但他们有很高的地位和知名度，说话有人听，嘴巴子厉害，会造舆论。发电报给他们，一定会对自己有好处。果然，三位名流接电后，致电蒋介石：热河丢失，决非汉卿（张学良字）一人之责。不战再失华北，对内对外中央难逃罪责。
蒋介石这下坐不住了，本来决定调第十七军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北上，留下第八十三师南下江西“剿共”的，这时不得不命令第八十三师也北上抗日，同时还命令第二十六军也北上。
奉命北上的部队陆续到齐后，何应钦组建了两个军团，制定了长城抗战部署，具体为：商震指挥第三十二军，守卫东边的界岭口、冷口一线；宋哲元指挥第二十九军，担任中部的喜峰口、马兰峪、罗文峪一线的防守任务；杨杰指挥第八军团拱卫北平，并以主力前出南天门、古北口方向；傅作义指挥第七军团，担任察东、察南的任务。
日军攻占热河后，马不停蹄地逼近长城。
雄伟险奇、气势磅礴的万里长城，经战国时代和秦始皇时代多次整修，更加高大坚固，一直是历代帝王阻挡外来侵略者侵略的军事屏障。在冷兵器时代，敌人要进攻长城，的确很不容易。但是，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有了飞机、大炮和坦克，这道牢不可破的万里长城就很难阻挡敌人的步伐。
日军逼近长城后，略作准备，就集中兵力，从冷口、喜峰口、古北口三个方向，对驻守长城的一线中国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日军混合第十四旅团是一支擅长攻坚的部队，他们进攻到喜峰口，却碰到了硬钉子。在这里担任阻击任务的是号称“西北虎”的第二十九军。
第二十九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西北军的一些零散部队退到了山西，经张学良整编，组成了第二十九军。由宋哲元任军长，下辖第三十七师、第三十八师、暂编第二师共三个师。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辖两个旅，旅长是赵登禹和王治邦；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辖三个旅，旅长是佟泽光、黄维纲和张人杰；暂编第二师师长由副军长刘汝明兼任，实力主要是李金田一个旅。这些军长、师长、旅长都是冯玉祥的老部下，是冯玉祥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他们带兵都继承了西北军刻苦练兵的传统。在宋哲元等人提出的“枪口不对内”的口号下，经过两年的刻苦训练，这支部队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战斗力。虽然他们武器窳劣，主要枪支是“汉阳造”、老毛瑟枪和自己兵工厂制造的土造枪，大炮很少，全军只有野炮、山炮十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仅有两挺，步枪上没有刺刀，因为自己制造不了，只好利用老西北军的特点，打了些大刀，发给士兵使用。再说，蒋介石又歧视这支部队，认为他们是“杂牌军”，在军械、给养、薪饷上都无法与“中央军”同日而语，而且相差甚远。但是，他们的吃苦耐劳精神、顽强战斗作风和军纪，许多“中央军”部队都是无法与他们相比的。同时，从西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