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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国军的存在是道德性的存在也是这样的意思。作为我国，因为要特别捍卫空间的发展，即捍卫繁荣向上的精神和与天地共存的国家的悠久性，所以，我不同意一谈到这些，马上就以狭隘的地理意义以及对应的概念来论国防我国的军队，既是皇军，同时也是国军。因此，军队的建军精神就是行使被认为是国德之本的三种神器所彰显的日本的天皇道。就是说，我认为日本军队的精神在于体现统率军队的神圣的陛下的精神，发扬国德即天皇的慈心宏愿。不为陛下以外任何人的命令所动的理由就在于此。
声言军队是“国德”的体现，对外扩张展示了裕仁的“神圣精神”，荒木的目的在于引导观众接受他的整个论证的中心，即日本必须为精神总动员做准备。“9000万国民结为一体，捧翼奉皇。即为了推广天皇圣德，只要团结并进直到最后的5分钟、最后的最后，我们就一定能够看到最后胜利的辉煌”。蒙太奇手法的快镜头展示了爱国商人向军队捐献飞机，妇女接受军事训练，奔驰在路上的摩托车，国家的工业化，喷着浓烟的工厂的烟囱，人们快速而有活力地奔走。几个片断后，摄像机切入了“炮弹三勇士”出发奔往上海前线的镜头，他们在那里炸毁了敌人的营房。影片展示了他们勇敢精神产生的根源，最后放映了他们的墓地。
随着影片接近尾声，镜头唤起了日本战胜逆境的情感。登山者们不屈不挠地穿过风雪攀登高山之巅。武藤陆军大将前往“满洲国”会见溥仪皇帝。映出的地图上，一团黑云从遥远的日内瓦城市上空升起，快速地向东移动笼罩了日本。东京的群众欢呼着迎接日内瓦归来的外交官松冈，后者向皇宫深深地鞠躬。同时，日本伸展开来，撑开了箍住自己的铁圈。电影最后由已故明治天皇的三首战争诗结尾，诗歌暗示了精神动员的必要性，提醒观众没有巨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就不会成就伟大的事业。
陆军第二个促进意识高扬的努力，是一本名为《非常时国民全集》，出版于1934年3月。这本书是一套七卷全集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介绍军事和外交专家们关于“非常时期”各个方面的认识。15位陆军的撰稿人——代表了许多核心军官群体——试图提升民众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和日本所面临的危机的认识。不过，从他们主要论述的思想中可以了解陆军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学到了什么，没学到什么。
新任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大将所做的序言显示了陆军仍存在着日俄战争那种过分简单的取胜心理。对林来说，未来的战争规模将非常宏大，需要国家总动员，但仍不过是日本经验过的战争的放大。参谋次长植田谦吉阐述到，国家备战意味着强化军备，“政治、经济、财政和所有其他的社会机构团结”成一个整体，完善战争的领导体制。其他的作者将国力的发展单纯等同于技术上的“充实军备”。没有人认识到20世纪中叶的工业化国家的战争，需要高效的生产力，大量生产以及没有受到科技落后以及农业萧条摧残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不过，陆军领袖们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了对日本社会官僚政治大重组的志向。
陆军士官学校干事东条少将断言：“现代国防战争，将涉及到非常广泛的部门”，需要建设军事、经济、思想和战略所有形态上都能够“一元化管理的国家”。满怀反西方的忿满情绪，东条详细论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民主主义各国是如何进行反日本的思想战争的。今后，日本必须傲然自立，为了即将开始的“皇道文化思想圣战”，“向世界恢弘真的道义。”《非常时国民全集》的其他作者倾向于“将为全面战争而进行的国家总动员变成为了自给自足获取‘资源的问题’。”占据这些军队指导者思想的是对亚洲大陆的领土占领和与美英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从日俄战争后的战术和战略中受到影响的裕仁天皇相信，决定战争胜利的是优越的武器而不是优越的生产力。然而，与他的军事将领们不同的是，他对和英美决裂比较消极，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必要对政府机构进行迅速而彻底的整顿，以及对整个经济实行即刻的军事化。这样做会威胁到皇室的稳定。这种认识区别既关系到变革的方向也关系到变革的速度。为了确保更大的行动自由以建设全面战争经济，军部的激进分子将不得不与天皇及其拥护者直接对抗。
第三部分：圣战严惩支那军
1937年7月8日（此为著者观点，中国为7月7日——译者注）清晨，北京郊外约30公里处突发了一起不祥事件。驻扎在丰台的日本军与中国驻防部队在马可波罗桥（中国名卢沟桥）发生冲突。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马上得到了报告，指示将前一天晚上由短暂的步枪交火所引起的这个问题就地解决。位于北京至汉口铁路线上的卢沟桥附近地区的交火持续了3天。至11日，经当地双方指挥官协商，签订了停战协议。之后大约3个星期，军队的指挥者成功地维持了停战协议。
这时，军部内在对中政策上产生了严重分歧，鉴于事态严重，正在双叶休养的裕仁不得不返回东京。分别以陆军省军事课和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为主的一派认为卢沟桥事件是一个机会，因为日本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许多恼人的未决问题，比如说，“满洲国”从未得到中国政府法律上的承认，标志满洲事变结束的停战协议也没有得到遵守，设在华北各省与满洲之间的非军事区经常遭到侵犯等等。如果将北京郊外的这场战斗当做一个挑衅的借口的话，那么所有与中国的未决问题都将会通过一场有力的军事打击得到解决，因为中国人永远也不会是一个难对付的军事对手，所以，应该立即将部队调至北京地区，“保卫日本人的生命和财产”。持这种强硬主张的军官得到了关东军参谋部军官和南满铁路公司（皇室为投资股东）的一些文职官员的支持，他们希望将公司的铁路线从“满洲国”延伸到华北，因此希望看到事件的扩大化。①
而另一派由上层少数资深官员组成，以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及其部下第二课课长河边为中心。他们担心中国的情况变得太混乱，会导致把增强自身实力的军备资源转向对苏联防御上去。7月9日，近卫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延缓向华北增派部队时，主张就地解决事件的不扩大派的观点暂时占了上风。然而，扩大派早已在幕后进行活动，让本土的师团处于待机状态，并起草了增派部队的命令。当近卫内阁11日再次开会时，9日的决议被推翻，会议决定从关东军、朝鲜陆军和本土向华北派数千部队。
此时，裕仁对华北事件首先考虑到的是可能来自苏联的威胁。一个星期前的6月30日，不守规矩的日本第一师团在阿穆尔河的干岔子岛上修筑防御工事。那里是北“满洲国”和苏联之间界限不清的边境，苏联军队也来到了岛上，随之发生交火，日本方面摧毁了两艘苏联炮舰。苏联方面则表现得比较克制，虽然调来了更多的部队和炮兵，但是没有立即反击。②东京和莫斯科互相指责，事态解决的尝试似乎就要开始。俄国人会不会沿着“满洲国”边界发动攻击呢？天皇在会见近卫首相、新陆军大臣杉山和海军军令部部长之前，首先召见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亲王。
“如果苏联从背后攻击的话，怎么办？”陛下问道。闲院宫回答：“我想陆军会回击的。”听了回答，陛下又重复道：“那不过是陆军的武断。如果万一苏联发动了攻击，怎么办呢？”殿下只是说：“那没有办法。”陛下因此看起来非常不满意。③
裕仁想确切地知道应变计划，而闲院宫回避了这个问题。可是，尽管他对闲院亲王的报告很失望，还是同意了近卫内阁的决议，向华北派兵，在派遣令上盖上了他的印章。
明知有停战协定，但是急于一下子解决所有与中国悬而未决问题的近卫内阁决定扩大事态，而天皇从一开始就默许了这一点。卢沟桥事件后的决议程序与满洲事变的模式有很大区别。那时是当地将校造成非法的既成事实，天皇事后明确地追认了他们的行动。而这次，近卫内阁主动与陆军的扩大派串联一气，裕仁也是从一开始就不支持不扩大派的方针。另一方面，就某一点而言，这个成为中日战争起因的最初事件与早有预谋的满洲事变有相似点。7月8日，向驻扎在卢沟桥附近丰台的中国军营地的射击，是一名日本连队长在没有中央指挥部命令的情况下任意决定的，目的是要制造“日本军受到攻击”的假象。尽管这次行动没有真正引起战争，裕仁后来在提到它时，还是责怪陆军将一场已经平息下来的小冲突扩展成一场漫长而痛苦的中国战争。④
战争开始3年后，天皇回顾并详述了7月初那一天，当他仔细考虑在华北应该做什么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他首先考虑的是不得不准备与苏联作战了，因此他认为与中国方面除了妥协和拖延别无选择。他为此与闲院亲王和陆军大臣杉山谈了干岔子岛问题。他们告诉他不用担心陆军对苏作战的准备：“即使与支那发生战争，两三个月就解决了。”对于裕仁来说这似乎是解释得通的，所以他很快将这个问题放到了一边，转而与近卫首相商量召集御前会议通过决议解决问题。如果军部反对这个决议，到时再说。他与陆海军大臣和统帅部长也谈了话。他们没有使他确信究竟该走哪条路，但是“他们在对中国战争的时间表上取得了共识。这就很不一样。一切都准备好了，我们行动吧。”于是对中国的战争就开始了。然后事态很快明朗起来，日本在中国的兵力不够。天皇说：“干脆把满苏边境的部队调过去。”但是统帅部告诉他：“那不行。”⑤裕仁对自己这个目光短浅的决定什么也没有说。
1937年7月11日，近卫内阁向日本国民发表的政府声明称，很显然“支那方面”有计划地发动了武装抗日，因此，才下令向华北派兵。“但是，维持东亚和平一直是帝国的愿望，所以，为了不扩大冲突局面，政府今后也不放弃和平交涉的希望。”⑥日本国内的报道，强调了近卫内阁希望将战斗控制在北京——天津地区，毫无批判地、全面接受了责任完全在中国方面的主张。这时，昭和天皇在处理内部分裂、有着严重缺陷的军部问题上已经取得了相当的经验，大概知道事情的真相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但是事件已经发生，而且正在进行中，需要的是如何尽快结束。
就在与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小摩擦不断发生之际，一场全面进攻的准备正在进行中。裕仁对苏联介入的担心在减少，对内阁——外务大臣广田、陆军大臣杉山、海军大臣米内和财政大臣贺屋兴宣⑦——公开表明观点，反对将事件扩大到北京——天津以外地区感到满意。
两个星期后，关东军和朝鲜军的增援部队与本土派出的3个师团汇合，7月25日，在天津附近的廊坊，第2天在靠近北京中心的广安门，发生了几次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