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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正是黎明前的黑暗。天空死一般的黑，大街上不时传来警车的呜叫和狼狗的狂吠。
张永兴和张庆国来到后院，一股凉爽的空气扑面而来。张庆国没有睡意，坐在了院中央的一截圆木上，“好凉快呀！”
张永兴也坐在他的身旁，“我也陪你坐会儿。”
张庆国望着夜空，“哥，你说咱们能把小日本赶出东北去吗？”
“能，凭咱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凭社会主义苏联的支持，一定能把小日本赶出东北去。”
张庆国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道，“给我们上课的瓦西里教官，是个非常好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呢？”
张永兴知道张庆国说的是情报四科的无线电教官瓦西里上尉。这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热情、开朗。后来，被苏联远东内务部逮捕，罪名是“里通外国”、“出卖军事情报”。其实，他只不过有个亲戚住在英国，通过几次信罢了。
“克兴，”张永兴缓缓地说，“干我们这行的风险极大，既要防止敌人的破坏，又要经受住自己人的误解，你明白吗？”
“不明白。”张庆国愤然说，“自己人凭什么误解我，我就是想不通。”
张永兴拍了拍张庆国，“克兴，以后你会明白的。天快亮了，我们回去睡一会儿吧！”
8月，张永兴接到上级的指示，让他回情报科汇报工作。张永兴带上最新搜集的情报和胶卷踏上了去苏联的征程。当然，回苏联的途径，仍是从三道沟偷越国境。
几天以后，张永兴和蔡秀林来到了瑗珲村的三道沟。在吴奎群的杂货铺里住了下来。离上级规定的日子还差两天，张永兴便在蔡秀林的陪同下在三道沟附近转了转。
张永兴站在山梁上遥望波涛滚滚的黑龙江不禁想起了苏联的同志们，在那里有他的领导、老师和同志，在那里可以宁静的生活，不必担心日伪特务的骚扰，享受着和平的阳光。
“啪！”蔡秀林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香烟。
阳光下蔡秀林的打火机发出耀眼的亮光。
“噢？打火机很漂亮嘛！”张永兴说道。
“瞧，纯银的。真正的东洋货。”蔡秀林卖弄着，将打火机在手中掂了掂。
“一定很贵吧，要花很多钱的！”张永兴问。
“谁知道呢。相好送的。”蔡秀林一脸得意。
“秀林，”张永兴严肃地说，“你是有家室的人，可不能胡搞，再说，我们的工作性质，也不允许你接触不三不四的女人。”
“你这是什么话？”蔡秀林不满地说，“她有情我有义，两情相悦，哪来的不三不四。”
张永兴突然感到对蔡秀林缺乏了解，两人认识了十多年，竟没发现他有这种癖好。
张永兴望着蔡秀林，“秀林，我们在安东一起搞工运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别提安东那段”，蔡秀林狠命地吸了一口烟。“想想那时，真是个傻狍子！”
“傻狍子！”张永兴吃惊地说，“你难道对我们所从事的事业发生了动摇？”
“嗨，什么事业不事业的，活一天算一天吧。”蔡秀林一屁股坐在了山梁的一块石头上。
“秀林，你的思想不对头，”张永兴严肃地说，“我建议，你暂时停止工作。”
蔡秀林回头看了看张永兴，“那倒不必，你这摊工作好容易才开展起来，我总不能半道撂挑子。那多不仁义。”
蔡秀林这几句活，说得张永兴心里暖乎乎的，仿佛又看到了当年意气风发的蔡秀林。
“秀林，”张永兴坐到他的身边，亲切地说，“坚强些。我们是正义的一方，真理在我们手里，总有一天我们会过上好日子的！”
蔡秀林苦笑了一下，“但愿我能赶上那一天！”
两天后的一个深夜，张永兴在鄂伦春青年铁山的帮助下，乘坐桦树皮筏子悄悄渡过黑龙江，来到了苏联对岸。
早就等候在岸边的情报四科少尉伊万诺夫，将张永兴领到一辆吉普车上，立即发动，直奔十里以外的布拉格维申斯克火车站。凌晨，张永兴登上了开往东古比雪夫的列车。列车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疾速行驶着。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张永兴恍如隔世。“我终于踏上了这片自由的土地了！”
张永兴到达伯力后的第二天，在瓦林少将的带领下，张永兴见到了军区政治部主任桑古鲁斯中将。
一见面，桑古鲁斯中将就劈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哈尔滨的几个工作点都遭到破坏，为什么你们的工作人员没被捕，电台没被破坏？”
张永兴颇感吃惊，他沉吟了一会，回答道：“如果共产党员全被捕被害，谁还再继续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呢？共产主义者不可能全部都杀光，在苏联的老党员的经历不是可以证明这一真理么。”张永兴停了一下，又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敌人，而在我们内部的团结出问题，工作方法出问题，问题是应该从过去成功和失败中吸取教训。”
张永兴受到了三天的盘查，结果没什么问题。于是，他又回到情报部向瓦林少将汇报情况。当然，这一次汇报，气氛要轻松多了。
两个小时后，张永兴结束了汇报。瓦林走到他面前，关切地说：“北满的情报站接连遭到破坏，现在就剩下齐齐哈尔纵树奇的西线情报站和你们的东线情报站，你可要格外小心。”
“瓦林同志，你放心，即使出了问题，我也决不会让组织受损的。”张永兴坚定地说。
瓦林笑了笑，“你知道么，西线情报站的中国同志由于工作出色，已经获得一枚红旗奖章；你们东线情报站的工作也不错，我已向上级为你们请功了。”
“谢谢瓦林同志的关怀。”张永兴诚恳地说。
瓦林深情地说：“你们在一线的中国同志身处险境，却发扬出了大无畏的国际主义精神。应该感谢的是你们这些无名英雄！”
“瓦林同志！”张永兴的眼睛湿润了。
第5节 战士的归宿
1938年6月，苏联远东内务部长留希科夫少将越境进入“满洲国”，投靠了日本特务机关。
9月20日，吴奎群和往常一样，打开杂货铺的店门，准备开张。
这时，一个穿警服的白俄走了进来。开口就嚷着要烧酒。
吴奎群抬头一看，认识此人，原来是瑗珲县警察大队外事股属官卡尔鲍夫。这家伙是个白俄，贪财好色，为日本人效命，专门负责处理边境上中苏边民纠纷和捕获苏方谍报员的工作。
吴奎群将一瓶烧酒递给了卡尔鲍夫，“这是烈性酒，悠着点喝！”
“没关系，我们俄罗斯人喝惯了烧酒，一天不喝就不痛快，”卡尔鲍夫扫了一眼货架，“再给我弄些肉来吃。”
“熟食还没做，给你打开几听牛肉罐头吧。”吴奎群边说边从货架上拿下两盒牛肉罐头。
这时，蔡秀林走了进来，“老吴，饿坏了，快弄点吃的。”说完，他抓起一把饼干嚼了起来。
“噢，你一定是老板的朋友吧，”卡尔鲍夫友好地举起酒瓶，“我们喝一杯。”
蔡秀林见吴奎群将几个咸鸭蛋放在他面前便说道：“再开几盒罐头，我要和警官先生喝一杯。”蔡秀林坐在了卡尔鲍夫的对面。
两人推杯换盏地喝了起来。
卡尔鲍夫瞪着发红的双眼说道：“还是你们好，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想吃就吃想喝就喝。”
“你不也很好吗？穿警服，挎洋刀，喝烧酒，我还羡慕你喽。”蔡秀林举杯说道。
“好什么好，我在这里混了十几年，始终是个流浪汉，这里不是我的家。”
“那你就回国嘛，听说那边的生活很好。”
“好，不好。布尔什维克不让我们回去。”
吴奎群觉得蔡秀林言语有失，便高声说：“卡尔鲍夫，你还有公事，可别耽误了工作。”
“什么工作，替日本人干事，还那么认真。”蔡秀林在一旁说道，“再开一盒罐头！”
吴奎群有些不满，狠狠瞪了蔡秀林一眼。
蔡秀林见吴奎群不高兴，只好站起身来，嘀咕道：“真抠门儿。”说罢走出门外。
不久，卡尔鲍尔也踉跄地走出门外。
就在这一天的夜里，杂货铺门外的草丛中猫着几个人，为首的就是卡尔鲍夫。原来这个白俄异常狡猾，很早就怀疑杂货铺有问题，今天本来是想探探风声，不想从蔡秀林的言谈中发现了一些苗头。于是，卡尔鲍夫便率几名警察潜伏在杂货店附近，进行监视。
9月25日凌晨，铁山带西岗子的一名情报员准备过江。刚出杂货铺，便被潜伏了四五天的卡尔鲍夫一伙包围，经过搏斗，铁山逃脱，情报员被捕。之后，卡尔鲍夫一伙冲进杂货铺，逮捕了吴奎群，并在杂货铺起获边境地区日军兵力部署图一份、胶卷两个、苏式手枪一支。
三道沟交通点被破获，惊动了黑河宪兵队，大批宪兵、特务将杂货铺包围，接连捕获了两名前来接头的联络员。
蔡秀林成了黑河宪兵队头号通缉要犯。
9月25日晚，在三道沟附近游荡的蔡秀林被宪兵队捕获。
蔡秀林被带到宪兵队，不由分说遭到一阵毒打。然后，带到审讯室审讯。
黑河宪兵队分队长黑田敏夫大尉亲自审讯蔡秀林，卡尔鲍夫担任翻译。
黑田敏夫问道：“我想知道，你们的组织是不是跟共产国际有关。”
蔡秀林此刻已全线崩溃，他点头道：“是的，我们的组织是为苏联人服务的！”
黑田敏夫趁势问道：“你们的负责人是谁？”
蔡秀林竟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张永兴！”接着，蔡秀林又把他知道的情报组织其他成员的情况一一说了出来。
由于情报组织的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均在齐齐哈尔，很快这个案件便移送到齐齐哈尔宪兵队。负责这一案件的正是宪兵分队长坂垣少佐。他立刻责成宪兵队“搜查班”班长土屋雄芳少尉率领宪兵、警察全力侦破此案。
10月2日，土屋雄芳指挥人马包围了《民声晚报》、养鸡场、鸿发园等地，进行紧急搜捕，很快张永兴小组的大部分成员被捕。
由于张永兴正在苏联未归，张庆国去昂昂溪串门，敌人还一时无法捕到张氏兄弟。
10月的伯力是美丽的、太阳暖照大地，林荫路旁金黄一片。桦树、杨树舒展着树枝，风吹树叶沙沙作响。整个城市一片宁静。
张永兴穿着军装，脚蹬皮靴，漫步在加宁大街上，享受着这和平的时光。
傍晚，张永兴和瓦林一起来到哈巴罗夫斯克大剧院，观看当地歌剧院上演的契诃夫名剧《海鸥》。据说，这是一个真正“契诃夫式”的剧本，是现实主义的，也富有诗意和象征性。
大幕徐徐拉开，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幕幕逼真的生活场景。张永兴尽管在南开中学时也演过话剧，但欣赏这样有水平的话剧还是头一回。他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剧情之中。
剧中梅德维兼科和特里勃列夫·多恩的一段对话，引起了张永兴的极大兴趣。
梅德维兼科：“请问，大夫，您最喜欢外国的哪一个都市？”
多恩：“当然是热那亚。”
梅德维兼科：“为什么是热那亚呢？”
多恩：“在那儿、街上人来人往的，真太妙啦。黄昏的时候，你从旅馆走了出来，整条街上的人挤得水泄不通。你毫无目的地在人群里东倒西歪、游来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