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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样！”杨奠坤高声说：“部长同志，我愿意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何任务！”
“好，这就是把你叫来的原因，”别尔津说，“来，咱们研究研究。”
别尔津走到书柜边，打开一个小保险柜，拿出一本棕色硬皮夹子，翻了一下，打开递给杨奠坤，“你看看吧，请用俄文读出声来。”
杨奠坤接过皮夹子，发现别尔津翻开的那页，是份中文的抄件，于是他用俄文念道：“《帝国对苏俄之积极根本政策》：惟欲保证帝国在东亚的利益，必须解决俄国问题，在满洲国建立起绝对安全之地带，并夺得出海口。这样，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等东部地区应在日本帝国的绝对控制之下”
“好，这就够了，”别尔津打断他的话。杨奠坤急忙将皮夹子递给别尔津。
“你看，这就是他们的打算。”别尔津说，“如果我们错过时机，历史将不会饶恕我们。我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迅速在满洲国建立庞大的情报组织，搜集日本军队，主要是关东军的战略情报。这就是我们的决定。”别尔津习惯地用一只拳头击着另一只手掌心，站在杨奠坤面前，补充道：“干我们这一行，既要足智多谋、英勇绝伦、履险如夷，又必须慎之又慎，这就是我们的辩证法，懂吧？”
这之后，杨奠坤又和别尔津多次会面，渐渐了解了这个神秘的人物。
扬·别尔津整整比杨奠坤大22岁，是一位阅历甚广、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面貌年轻性格开朗豁达的“老人”。早在16岁那年，当时名叫彼得·丘济斯的他，就饱尝了哥萨克大兵步枪通条的抽打，同宪兵搏斗时三处负伤，被判处死刑，后来又改判终身苦役，已煎熬得满头白发。当他从遥远的雅库特逃出来，在一天深夜偷偷回家时，母亲竟不敢认他。他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现在我就叫别尔津，扬·别尔津了。当年的小彼得已不复存在。他在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里销声匿迹了妈妈，你看，我用了父亲的名字。我不会让他的名字蒙受耻辱，永远不会”
别尔津始终没有违背自己的誓言，在1917年的二月、七月和十月革命中，扬·别尔津都坚守革命岗位，他同士官生打过仗，参加过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后来参加了拉脱维亚起义这些都是有一次别尔津在闲谈中告诉杨奠坤的。
“这就是我一头白发的由来！宪兵和警察使我变聪明了。我上了6年学，蹲过差不多6年监狱。幸好我从苦役中逃出来，才得以提前毕业”
在杨奠坤和别尔津累了时，扬·别尔津就提议下盘棋，清醒一下头脑。他们喝一杯浓茶，又接着研究。研究出了什么呢？那就是一项针对日本侵略军的绝密计划——“戈比旦行动”。
别尔津总是对杨奠坤说：“瓦尔德尔，你知道我要给你讲什么吗？要随时保持高度警惕，不要认为敌人都是呆头呆脑的傻瓜，要把他们看成是高明的对手。要勇敢机智，随机应变才能克敌制胜别嫌啰嗦，你应当比我看得更清楚——你要去的地方是满洲呀！”
杨奠坤每到这时，都会认真地聆听。
“干我们情报工作，要有强烈的爱国心、冷静的头脑和钢铁的意志，”别尔津说，“我们重任在肩，应该尽一切力量防止战争，特别是日苏战争。这是你们的主要任务。此外，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给他们一家伙。瓦尔德尔，你懂我的意思吗？”
别尔津有个习惯，总要问明对方——他的工作人员和同伴是否听懂了他的意思。这一良好的习惯被杨奠坤、张逸仙他们很好地继承下来。
“戈比旦计划”明确之后，别尔津就设想，应该在哈尔滨、北京、奉天、天津、青岛一线建立网状情报点。首先应在哈尔滨、大连扎根，因为这里有很多俄国侨民，便于苏联谍报人员活动。具体怎么做，别尔津就只能靠杨奠坤自己考虑了。他发现这个比自己小22岁的年轻人既有敏锐的领悟力，又有熟练的实际工作本领，还有老练谍报人员的洞察力。
在长达一个月的频繁接触中，杨奠坤对别尔津更加尊敬，爱戴，并视为师长。可以说，别尔津对杨奠坤的影响举足轻重。
就在别尔津和杨奠坤秘密制定“戈比旦计划”的时候。张逸仙也没闲着，在爆破教官邱列宁的指导下开始了特殊训练阶段。
一天，一位穿便服的教官来到张逸仙的面前，他自称是邱列宁教官，是教爆破的。
邱列宁打量一下张逸仙问道：“古斯达夫，我想知道你有多大年纪了？”
张逸仙也打量一下邱列宁，见他也就30多岁，甚至比自己还年轻。为了让他心理平衡，便顺口说道：“教官同志，我今年31岁了。”其实张逸仙当时已37岁了，在这些学员中算是老大哥了。
邱列宁得意地笑了笑，“那我比你大很多，我今年35岁了。”
邱列宁富有传奇经历，17岁便参加了十月革命。1921——1922年参加了远东共和国与日本的战争，曾只身炸毁日军的火力点。
在郊外小山包他们开始了爆破训练。在隆隆的爆炸声中，张逸仙一次又一次地引燃导火线。而每次炸药的装量都不同，爆炸威力也不同。从一次只能崩掉一块一尺见方的泥土，到最后掀掉了一个小山角。
邱列宁颇为内行地告诉张逸仙，在当今世界上，德国人的炸药最出色。尤其是他们研制的“黑索今”炸药，熔点为204。1°C，压药密度为1。77/厘米3，爆速达8600米/秒，是最好的高能炸药。由于它是用石蜡、树脂、动物胶包覆炸药外表，具有一定的粘度，非常适合隐藏于各种物体之中。搞秘密行动的人，都喜欢这类黑索今炸药。
张逸仙想起了在救国军时曾使过的梯恩梯炸药，便问道：“教官同志，梯恩梯炸药是军队常使用的一种炸药，它的效能如何？”
邱列宁点点头，“TNT是威力很大的炸药，它的爆速可达每秒6970米，热安定性能极高。不过，它的原料甲苯来源于战略物资——煤焦或石油，在战时往往战略物资往往受到严格控制，这样，TNT的产量会减少的。”
“教官同志，”张逸仙越谈越有兴趣，“我在国内同日本人作战时，常发生炮弹炸膛的事故，这是为什么？”
邱列宁倒真是个行家，他稍稍思索了一会儿答道：“排除人为的因素和机械故障，能使炮弹炸膛的，大概还有一种因素，那就是装弹火药发生了问题。”
“火药发生了问题，是梯恩梯吗？”张逸仙很认真地问道。
“不，是黄色炸药，”邱列宁说道，“它的主要原料是源于羊毛的黄色染料——苦味酸。它的优点是取材方便，爆速高，机械感度低，但苦味酸极易与金属发生反应，形成苦味酸金属盐，这种盐的机械感度很高，做炮弹火药时，稍不留意就会发生火炮炸膛事故！”
这时，张逸仙简直是对邱列宁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决心利用一切机会向邱列宁学习，把极其珍贵的军事知识带到国内去，带到与日本侵略军拼杀的战场上去。
以后，张逸仙又学会了燃烧化学，可以用极其简陋的材料配制炸药。苏联的正规培训为张逸仙的爆破技能打下坚实基础，在以后的岁月里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威力。
在学校受训期间，班与班之间的学员不能交流，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缪勒尔的儿子鲁迪。小伙子也就十七八岁，长得英俊漂亮，在莫斯科附近一所军事航空学校学习驾驶。鲁迪聪明好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由于这个班的学员只有张逸仙会英语，故两人常在一起玩耍。为了锻练学员的意志，学校开设了野外生存的课程。教官带着学员来到距莫斯科400公里的伊凡诺夫山丘进行反追捕训练。学员2－3人一组，只携带少量的面包、食盐和水，在内务部队和军犬的追逐下拼命狂奔。
杨奠坤和张逸仙还好些，两人都打过游击在山里转过。可苦了那些德国、波兰的学员，没跑出一公里就被发现，很快就被“逮捕”，取消了训练资格，留在下一期继续训练。
内务部队的一个大尉逐渐发现，那两个中国人是最难对付的。一天下来，竟不见踪影，他甚至怀疑他们脱离了训练区。不过，从某些遗留的痕迹上的判断，他们的确还在训练区。
杨奠坤和张逸仙忍着饥渴潜伏在灌木丛的一个长满荒草的大坑里。内务部队的士兵几次从他们的头顶边走过，都没有发现他们。
入夜，两人啃了几口黑面包，继续潜伏。
张逸仙感到有点寂寞，便小声问道：“小杨，听说你在磐石打过游击，说说看。”
这是杨奠坤颇为自豪的一段历史，他开口说道：“那是1932年的春天，我奉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的命令，前往磐石开展工作。那里靠近中朝边界，群众的觉悟很高。中心县委组织了一支小型武装‘打狗队’。我到那里以后，整顿了‘打狗队’，并利用‘反日会’的关系，组成了‘工农反日游击队’。当时李红光任队长，我任政委，声势很大，震动磐石。”
“那你怎么又搞起国际工作了呢？”张逸仙问。
“我们‘工农反日游击队’的活动引起了日伪军的注意，他们出动三四百人围剿我们，在游击战中我腿部负伤，组织上安排我回哈尔滨养伤。这样，那里的工作就交给杨靖宇同志来完成。我伤养好后便留在了满洲省委。1932年冬，经满洲省委同意，在王东周同志的介绍下，我参加了国际情报工作，并组成了由王东周、我和高成儒三人组成的领导核心，开展北满地区的国际情报工作。”
张逸仙听罢不由暗自佩服，杨奠坤当年只有23岁，就已有了丰富的革命阅历。
“砰！砰！”两发绿色信号弹划破夜空，这是训练结束的信号。杨奠坤、张逸仙从草丛中站出来，向集合地走去。
第3节 精英纷至沓来
就在杨奠坤、张逸仙等人进行特殊训练的时候，又一批中国学员从中苏边境出发了。
这次越境的中国学员仍是三名，为首的叫陈冰岩，当时只有18岁，是吉林三师（校址阿城）的学生。1933年5月，经三师文牍熊锄辛介绍，参加了国际情报组织的工作。1934年秋，先期回国的黄振先在召集受训学员赴莫斯科训练时，推荐了陈冰岩。
陈冰岩三人越境的地点仍是中苏西部边境。三人从哈尔滨出发乘快车，经昂昂溪、扎兰屯（海拉尔）到达嵯岗。嵯岗是个小站，下站是扎兰诺尔煤矿。当时日苏敌对，国境线很紧张。边境设有岗楼、暸望塔，苏联边防军在境外驻扎军队屯垦。种地的犁架也是用炮架组成的，全由军人操作，农民已撤走。满洲里有日军守备，扎兰诺尔有暸望塔，上面有探照灯。日军一般不敢出来活动，苏军不怕，有时骑马过境到菜地买菜。距扎兰诺尔十多里有一个车站，驻有警备队，有些平房。陈冰岩三人越过铁路，穿过一片荒地，看见一个地窝棚，住一个种菜的老百姓。陈冰岩上前打听道：“大叔，过境的路怎么走？”
那农民仿佛很有经验似的，连头都没抬，用烟袋锅一指：“向北走三四里就过了。”
陈冰岩三人等到深夜继续前行。面前是一片草原，没有路标，他们只好顺着马车的车辙走。走了一段路，进入苏联一侧。绕过一座小孤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