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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傍晚，黄成山跑回家跟赵国文说，“青岛码头日军野战货场运进来不少货物，我搬运的时候发现都是羊毛、麻、马草、豆饼之类的东西，你说这该不该烧？”
“烧，这都是日军的军用物资。”赵国文肯定地说，“不烧留着它去养日本人、日本马去？”
“那，那咋个烧法？偌大一片货场，看得又那么严，连根火柴都带不进去”黄成山有些为难。
“老黄，你别怕，我带你去，让你开开眼。”赵国文拍着黄成山的肩膀说道。
2月11日晚，赵国文伪装成码头工人混进了野战货场，在黄成山的带领下来到堆放羊毛的十三号仓库。只见赵国文从嘴里掏出一个小眼药瓶，然后又将小褂的下摆撕开一块布，抖落一些药面在上面，将小瓶和药面一包，塞进了羊毛货堆中，拍拍黄成山示意赶快离开。
两人出了货场，黄成山不住回头张望，他见没动静，便问：“咋没烧起来呢？”
赵国文拉他到附近的一个小铺坐下，要了半斤烧酒和两碟小菜，两人喝了起来。
赵国文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小声对黄成山说：“等到了7点，货场准着火。”黄成山听了，半信半疑。
“当当”墙上的挂钟刚敲过七下，小铺内喝酒的食客纷纷惊叫起来。“着火了，码头着火了。”争先恐后地跑到街上观看。
黄成山也急忙起身来到街上，只见码头十三号仓库浓烟滚滚，烈焰腾腾。到这时，他才对身边这个“河北侉子”彻底信服了。
赵国文放的这把火，是至此为止青岛码头的最大一次失火，令日方直接损失近四百万元。
2月29日，黄成山勇敢地潜入码头第一号仓库放火，烧毁了一批军装、被服，由于扑救及时，只损失了五千元。
码头大火激怒了日本宪兵，他们实行戒严、搜捕，闹腾得非常凶。赵国文见形势紧张，便躲到东镇外吴家村安心地休息起来。
5月中旬，日本当局放松了警戒，码头趋于平静。赵国文见风声已过，便和黄成山合计，再放一把火。此刻的黄成山已成为一名坚强的抗日战士。他自告奋勇要求独立完成任务。
6月9日上午，黄成山像往常一样拿着饭盒，来到青岛第二号码头上班。
门口的日军哨兵示意黄成山打开饭盒，见里面的是高粱米咸菜，便挥了挥手让他进去了。
中午，黄成山利用吃饭的机会，将饭盒底层藏着的手绢包拿出来，悄悄地来到三号仓库，他知道这里是棉花，全部是易燃品。见四下无人，黄成山麻利地将发火药包放进了货堆中。
当晚7时左右，青岛二号码头三号库房浓烟滚滚，又燃起了大火。据悉这次大火造成的损失也不下四百万元。
1939年6月11日，大连。
西岗基督教会福音堂。教众做完祷告后便纷纷起身离开，眨眼间福音堂内空荡荡的。
传教士孙文凯合起圣经刚想离去，就见曾也是这里传教士的洪德锡带着一位年轻人走来。
洪德锡一见孙文凯，便小声介绍说：“这就是邹立升常常提起的秋世显兄弟。”
孙文凯热情地和秋世显握了握手，“秋兄弟，久闻大名，今日一见，真是年轻有为。”
秋世显笑了笑，“我也久闻孙教士古道热肠，扶危济困，颇具仁义之风。”
三人来到福音堂里间的教士休息间坐下。
原来，早在这一年2月，邹立升就发展了福音堂的传教士洪德锡为行动队员。洪德锡是大连人，少年时便在西岗子基督教会福音堂听道，以后又在安东劈才清三育中学神道分校读书，毕业后在西岗子基督教会任传教士。由于常看一些进步书籍，又受进步师生的影响，逐渐对基督教产生反感。这时，恰遇邹立升，便毅然决定加入抗日组织，走上一条救国救民之路，并立刻将自己的好友西岗基督教会传教士孙文凯也发展成为行动队员，共同走向抗日的道路。
寒暄过后，秋世显开口问道：“孙教士，不知你近来工作开展得如何？”
“有成效。”孙文凯说。“我发展了一个教友为我们组织的成员。他是市内达公书店的老板，叫李泽民，为人诚实，憎恨日本人，绝对可靠。”
“李老板我认识，他是个好人。”洪德锡在一旁说道。
“好，很好，”秋世显说，“我希望你们能在教会内更多地发展信教工人为行动队员，为我们的组织增添新的血液。”
“这没问题，”孙文凯说，“教友们都有反日情绪，跟日本人斗争，他们是愿意的。”
“孙教士，你是信仰上帝的人，如果让你去破坏日本人的设施，你能做到么？”秋世显问。
孙文凯笑了笑，“耶稣说过，万恶的事物是有必要铲除的！”
秋世显听了，和洪德锡都笑了起来。
几天以后，洪德锡和孙文凯为了表达自己的抗日决心，竟一连点燃了天德昌店的席子堆、铃木君正特许制造所等好几处日军后勤基地。秋世显对二人大胆果敢的行动十分赞赏，将二人调入核心组织，协助自己工作。
秋世显叮嘱他们说：“干我们这行要注意保密，平时不要到人烟杂乱的地方去，不要住小店，不要看戏看电影，多团结工人兄弟。”
洪德锡问：“世显，当差的行不行？”
“尽量不要发展这样的人，他们都靠不住，”秋世显加重语气说，“而且，这样的人最容易暴露。”
洪德锡点了点头，“我明白了！”
这一时间，秋世显的工作开展得很好，在码头、仓库发展了不少的工人。
1940年2月13日，秋世显来到寺儿沟丁兰盛家，亲自配制了放火药。然后到马有佐家，将发火药交给了行动队员于守安。
当晚，于守安顺利地潜入大连码头137马粮草仓库以及305号马粮草及棉花仓库，安装了放火药。午夜，两处仓库同时起火，火烧虽然不大，却烧毁了价值十一万五千元的物资。
2月21日，于守安向秋世显报告，说是码头上新来了二架外国进口的飞机，并主动请战，要求烧毁它。秋世显觉得第二天是正月十五，搞一次大行动，可以振奋一下国人。于是，秋世显和赵国文在丁兰盛家制作了三个放火药，在中午交给于守安。
秋世显对于守安说：“这三个放火药各有用处，一个是烧飞机用的，一个是烧日清油坊用的，还有一个是烧瓜谷油坊用的。”
于守安接过放火药，风趣地说：“明天是正月十五，我就给他来个烈火闹元宵。”
2月22日，正是农历正月十五，于守安将三包放火药放在盛饭的饭盒内，大摇大摆地走进码头。这一天，很安静，日本人虽然不过中国年，但也被大小汉奸请去吃饭。于守安现在已干上勤杂工，这个工作不累，游动性还特别大。他把放火药放在一条麻袋里，拿着扫帚，借打扫过道上的散粮，来到了码头西部41号门北侧的货场附近。他仔细观察，发现过一段时间，日本兵才从岗楼里出来一次。他瞅准机会，迅速爬到飞机底下，把两个放火药放在了飞机的油箱下。中午，码头外不时传来踩高跷、耍龙灯的声音。于守安溜出厂门来到秋世显的住处，又拿了几个刚刚制作的放火药，潜入寺儿沟电车站附近的三泰油坊露天堆积场，往存放那里的军用粮草里放了放火药。半小时后，他又出现在日清油坊露天堆积场。
根据秋世显的安排，于守安在码头外安放的是快速引火装置，目的是让港外的大火掩护港内的火，麻痹敌人，重点破坏飞机。
果然，还没有到吃晚饭时间，港外就着起火来。干草堆烧着军粮垛，“噼噼啪啪”越烧越旺。
于守安在飞机上放的是慢速引火装置，下半夜一点多钟引发起火。这火是化学品引发的，越烧越旺，救火的人不敢靠近。离远了水龙头又够不着，面对熊熊烈火束手无策。不一会儿工夫，现场只剩下两堆东倒西歪的残骸。
由于总负责人黄振先身为大连、上海、天津的交通员，又常驻大连指导工作，天津地区工作的重担就由石永贵一个人担起。
石永贵不负重望，很快组织起了天津行动队，并发展了于锡政、李玉生、袁顺、陈德禄等一批行动队员。
4月初，石永贵将大家召集到自己住的那处破马架子里，买了些酒肉款待大家。
石永贵端着酒碗激动地说：“弟兄们，你看我们多长时间才能喝一顿酒，多长时间才能吃一顿肉。为嘛我们穷成这样？还不是小鬼子闹的！我们不能让他们消停了！”
“对，跟他干了！”众人纷纷附和道。
石永贵拿出一个破筐，丢掉上面的破布头，将一排小眼药瓶摆在桌上。“弟兄们，从今以后就要靠这个，烧他狗日的一个天昏地暗！”
众人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些小药瓶。
4月19日，于锡政携带放火药潜入天津站东货场内放火烧席子堆；4月21日，于锡政潜入东站货场内东侧放火烧毁棉花堆；4月25日，陈德禄潜入天津特别三区日本陆军货物堆积所放火烧毁棉花堆；4月30日，陈德禄再次潜入陆军货场放火烧毁大批军服，一个月下来几次纵火，使日军损失了近百万元的物资。
由石永贵独撑的天津行动队，行动出色、战斗力强，被上级称作“天津组织的活动达到了令人刮目相看的程度” 。石永贵作为天津行动队的领导人，功不可没。
4月20日，大连，奥町“宏济舞台”门前。
黄振先身着西服像位阔老板，从容地在门前走来走去。不久，一身学生装的秋世显来到他的面前。两人向远处的一条小胡同走去。
黄振先对秋世显说：“小秋，上级决定加强奉天地区的工作，让它和大连地区齐头并进，一同扰乱南满的日军后方基地。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怎么样？”
秋世显不情愿地说：“大连的工作正开展得热热闹闹，为什么调我走？”
黄振先说：“这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让你独挡一面，不好么？”
“那，我服从组织的决定。”秋世显答应下来。
“我正式宣布你为奉天地区的负责人，”黄振先说，“以郝子建为基础扩大奉天组织。另外，你马上将你手下的行动队员全部移交给赵国文。”
秋世显这时说道：“我临走前，再一次建议，我们应同时出击，一齐放火。”
4月末，潜入奉天的秋世显已在二经路东纬路107号设置了指挥机关开始工作。并发展了郝子建、王鸿眉等人，又将在安奉线一带独自活动的洪德锡招来，组成奉天行动队。同时，秋世显也亲自潜入奉天被服厂发展骨干分子，准备将其派往抚顺、阜新、辽阳、鞍山等地活动，扩大侦察范围。
5月初，秋世显突然接到上级发来的急电：“因北平组织傅志忱被捕，其有关人郝子建必须警惕。”接到告警电报，秋世显果断地和郝子建断绝了联系，搬到自己的亲戚“满洲国渔业局”职员王鸿眉的家中。
不久，秋世显把目标盯在了大关东飞机场。大关东飞机场，是日军在南满的几个重要飞机场之一，平均每天起降三十多架次飞机。特别是，机场西南有一个专用运输机场跑道，每天运往前线大量的战略物资。
为此，秋世显和洪德锡多次化装成工人在机场附近转悠，侦察机场的情况。有一次，两人甚至爬到了机场跑道的铁丝网前，近距离地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