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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六时十五分，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开会。我介绍了支持我们的结论的有关证据，提出了我方的应对之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同意采取行动，总统授权动用我们的海军航空兵。
晚上六时四十五分，总统、迪安·腊斯克、参谋长联席会议新任主席厄尔·G· “巴斯”·惠勒将军和我会见了国会领导人，向他们介绍那天发生的事情和我们的回击计划。在解释我们回击的理由时，迪安·腊斯克告诉国会领导人，北越已经做出了进攻公海上的我方船只的重大决定，我们不应该把他们的行动视为偶发事件，我们必须在东南亚显示美国的决心，我们有限度的反应将表明我们不想与北越开战。总统对国会领导人说他打算向国会提交一项决议，要求国会支持美国在必要时在东南亚采取战斗行动。数位国会议员表示他们将支持这项要求。
晚上七时二十二分，泰孔德罗加号航空母舰收到了总统的空袭命令，数分钟后，第二艘航空母舰康斯特莱申号也收到了电令。华盛顿时间晚上十时四十三分，第一批飞机从两艘航空母舰上起飞。美国海军飞机对四个巡逻艇基地和一个油库总共进行了六十四架次空袭。我们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攻击，虽然有限度，但很适当，是对一次（或者两次）进攻美国船只事件的回击。
没过多久，关于事件本身就引起了争论。八月六日，几位参议员对我们关于事情经过的报告产生了争执。争论没有得到解决。几年后（一九六八年二月），参议院特别举行听证会以检验证据是否确凿，听证会也对政府的报告提出了质疑。一九七二年，当时的国家安全局副局长路易斯·托德拉认为，截获的北越电报实际上指的是八月二日的行动，而我方却把它当成了八月四日的进攻令，一九六四年中央情报局负责情报的副局长雷·S·克莱因在一九八四年会见笔者时也持这种观点。一九六四年在泰孔德罗加号航空母舰上担任飞行员的詹姆斯·B·斯托克代尔——他在河内的一所监狱被关了八年，后来获得了国会颁发的荣誉勋章——说，他记得八月四日他飞临两艘驱逐舰上空时没有看到任何北越的炮艇，他认为那天未发生攻击事件。这方面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上午九时，迪安·腊斯克、厄尔·G·“巴斯”·惠勒和我来到参议院核心会议室，坐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面前介绍八月二日和四日在东京湾发生的事件，并声援提交参众两院的国会联合决议。
迪安·腊斯克的发言是做了准备的，他一开始即强调：“促成这项决议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八月二日和八月四日北越对我国在东京湾公海上的海军舰艇发动了攻击。”他继续说，“目前的攻击并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共产党竭力征服南越并最终征服和统治东南亚其它自由国家的一个步骤。”我接着详细介绍了两次攻击的详情，厄尔·G ·“巴斯”·惠勒说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赞成美国采取报复行动，他们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采取行动是适当的。
委员们的问题集中在两个方面：在东京湾发生了什么事？
该决议将赋予总统在该地区动用军队的权力吗？ 参议员韦恩·莫尔斯对我们关于东京湾事件的描述、我们的军事回应计划以及决议本身都提出了严重质疑： 我坚决反对采取此项行动，我认为这是美国的一项侵略行动。在我看来，如果你们想竭力表明南越海军快艇轰击距北越海岸不远的两个小岛的行动与我们无关，那我们就是在欺骗全世界。
我认为我们援助南越的整个行动计划已向全世界表明，南越的那些快艇不可能在美国不知情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我们知道那些快艇在驶向哪个地方，海军的行动完完全全是对北越领土的侵略，我们的舰艇是在东京湾的公海上，但它们也因此被理解为停在东京湾为南越海军的行动提供掩护。
我认为是阮庆在让我们支持他对北越领土进行公开侵犯。我听过一次又一次的情况介绍，但没听到有任何证据表明北越地面部队或海军对南越进行过任何军事侵略。
最后这句话与事实不符：有很多证据表明北越在通过陆路和海路向越共提供人员和军事装备。韦恩·莫尔斯参议员最后说：“停泊在附近的美国海军舰艇是在支持”南越的34A行动计划。
我回答说：“我们的海军绝对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南越人的行动。”正如我解释过的，美国海军不负责34A行动计划，执行德索托巡逻任务的舰艇既未“掩护”也未 “支持”执行34A计划的船只。参议员韦恩·莫尔斯了解这些事实，因为他八月三日出席了迪安·腊斯克、厄尔·G·“巴斯”·惠勒和我向参议员介绍34A计划和德索托巡逻计划的报告会。我的上述回答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我接着说，马多克斯号“丝毫不了解南越攻击参议员韦恩·莫尔斯提到的两个岛屿的行动，就我迄今掌握的情况来看，（马多克斯号）毫不知情。”但我后来发现，我对此点的回答是完全错误的；负责德索托巡逻任务的赫里克舰长确实知道34A计划。我的回答是真诚的，却是错误的。
听证会转而讨论该项决议，它的关键段落如下： 由于（北越）海军违反国际法，故意多次攻击了合法停留在公海上的美国海军舰艇由于这些攻击行动是 针对其邻邦的蓄意和系统的侵略活动的一部分因而，美国准备（在总统做出决定的情况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动用军队），援助那些请求支援以保卫其自由的《东南亚集体的防御条约》的任何缔约国。
讨论这句话时，迪安·腊斯克强调说这个决议赋予的权力与国会一九五五年的台湾决议、一九五七年的中东决议和一九六二年的古巴决议所批准的权力相同。他在事先准备好的声明中指出：“我们无法预料将来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他还说：“在东南亚的形势继续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其发展方向与我们现在预料的不一样，总统与国会之间当然会进行密切的联系和磋商。”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J·威廉·富布赖特主持了听证会。在参议院安排了该决议的有关事项，他后来严厉批评约翰逊政府对东京湾事件的处理方式。他在那天补充说： “你们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如此迅速的决定是值得称赞的。”
与会的其他人也赞成该决议赋予总统的广泛权力。例如，来自新泽西的共和党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问道，前面提到的三个决议中是否包含有“在总统做出决定的情况下” 的语句。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回答：“肯定包含有语意相同的句子。”参议员克利福德·凯斯随即表示衷心支持正在讨论中的决议。两个委员会以三十一票赞成一票反对（韦恩·莫尔斯反对）的投票数把决议提交给了参议院。
在那天下午的参议院辩论会上，来自肯塔基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库珀与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做了如下问答： 约翰·谢尔曼·库珀：我们是在预先赋予总统权力，让他在必要时就南越及共防御问题或者（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他缔约国的防御问题采取任何行动吗？
J·威廉·富布赖特：我想是的。
约翰·谢尔曼·库珀：那么，预料一下，如果总统决定动用军队，其数量足以导致战争，本决议也赋予他这种权力吗？
J·威廉·富布赖特：这正是我要做的解释。
我毫不怀疑国会了解决议赋予总统的广泛权力。但我也毫不怀疑，国会认为总统不会在没有进行慎重和充分协商的情况下动用这种广泛的权力。
第二天，即八月七日，参众两院对这项决议进行投票表决。参议院以八十八比二的比例通过了决议（韦恩·莫尔斯和来自阿拉斯加的民主党参议员欧内斯特·W·格里宁投了反对票），众议院则一致通过了决议（四百一十六票赞成，零票反对）。
长期以来，持批评意见的人断言在整个东京湾事件中存在着一系列欺骗。他们指责政府渴望得到国会对印度支那的战争的支持，起草了授权的决议，然后挑起事端找到正当的理由并发表虚假声明谋求支持。这些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这项决议源于总统。总统认为，如果形势需要美国战斗部队进入印度支那——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某些成员自一九六四年一月开始即不断提出这项建议，那么动用军队之事需事先得到国会的批准。为此，国务院于五月底起草了一项决议。然而，由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建议把美国的军事行动至少推迟到秋天（总统、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我均同意这个建议），所以我们决定等九月份参议院通过民权法以后再向国会提交这项决议。
在北越人攻击美国船舰，使我们相信战争正在升级和前景难以预料之前，我们一直做此种打算。攻击行动使我们认识到，我们需要这项决议的时间可能要比原来的预计早一些。总统也许看到，这是一个把决议同河内的敌对行动联系起来的机会，这样一来可使他显得相对温和一些，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的强硬言论形成对照。
关于我方故意挑起事端的指责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当时的某些政府官员赞成这样做。乔治·鲍尔在一九七七年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与战争有关的许多人在寻找采取轰炸行动的借口执行德索托巡逻任务的舰艇的主要目的是挑衅人们认为，如果巡逻的驱逐舰遇到麻烦，就会提供我们需要的借口。”
与此相反，威廉·P·邦迪告诉同样的广播听众，美国当时并未打算制造危机，没有故意“制造”事故用做采取军事行动的借口。他说，“实事求是地讲，那样做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计划，我们不认为局势已恶化到我们不得不考虑采取强硬措施以解决南越的问题的地步。”他在另外的场合写道：“政府故意挑起事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是毫无根据的。”
他还提出了一个立意不同但很重要的观点： 归根结底，美国和北越的失算源于对河内的行为事后所做的良好推测。简言之，政府本着降低危险的真诚愿望，在同一时期同时执行34A计划和驱逐舰巡逻计划，完全是个错误。理智的头脑预料不到河内也许会搅乱它们但理性的推论应该把非理性的因素考虑在内华盛顿不想挑起事端，但河内也许不这么想。双方都误解了对方，事件就发生了。
我同意他的上述评论，我相信迪安·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和马克斯威尔·泰勒也会同意。
当然，如果东京湾决议没有导致我们更严重地卷入越南战争，就不会引起长期的争论了。但是，该决议的确开启了防洪闸门。尽管如此，约翰逊政府故意欺骗了国会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问题不在于国会没有了解该项决议的潜台词，而在于没有了解战争的潜在可能性以及政府的应对之策。正如一九六七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的，采用一项包含语意如此广泛文句的决议时，“国会犯了错误：关于林登·B·约翰逊总统如何实施这项决议的问题，当需要国会对此做制度方面的判断时，国会却错误地做出了个人性质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