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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B·约翰逊总统从未像对博比·肯尼迪那样对我产生过愤怒和不信任感。但他们的对立使我的处境颇为尴尬。林登·B·约翰逊知道博比·肯尼迪同我经常讨论越南问题。我非常谨慎小心，绝不辜负总统的信任，也不提任何博比·肯尼迪可能用来在政治上反对总统的事情。我从来不向总统隐瞒我的想法，也不向博比·肯尼迪掩饰我对越南的感情。
各种压力越来越大，给我们这些决策者造成了伤害，我也不例外。一九六七年的一些夜晚，我不得不服用安眠药入睡。我的朋友、前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戴维·利连索尔在这段时间的日记中写道，他观察到国防部长“已不再生气勃勃，脸上显出苦恼而困惑的神色”。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迪安·腊斯克和我开始显出了战争造成的疲态。迪安·腊斯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二年他感到“精疲力竭”，每天靠“阿斯匹灵、苏格兰威士忌酒和四包百灵牌香烟”为生。一九六七年他就是这个样子。
由于报纸的报道，也由于我认为更换迪安·腊斯克和我对总统在政治上有利，所以我于一九六七年春告诉他：“我们不应该排除这种选择：更换美国政府中的一些关键人物，以回应‘华盛顿累了和华盛顿过时了’的指责。”
当一个又一个外交努力以失败告终后，我的失望情绪和痛苦进一步加深，不再抱任何幻想了。我看不到有任何好办法赢得（或结束）这场所付代价和破坏力越来越大的战争。
一九六六年春在南越发生了更多的佛教徒暴动事件，使我更加担心。这种自相残杀使西贡政府更加支离破碎，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令我烦恼的是敌人已兵临城下而这些南越人仍在内讧。在四月初危机达到高潮时，约翰·T·麦克诺顿和我制定了一个“可能的‘撤退’计划”，其依据是：“虽然军事形势尚未完全恶化，但政治形势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甚至军事方面也会越来越僵持不下。”我们的结论是，我们应该考虑利用这些麻烦脱身而出。
在一九六六年四月二日的一次会议上，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说“正在准备做一个可怕的选择——或许要在泰国进行抵抗”。这表明他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他、我以及其他人仍然担心撤退会在国际国内产生不良影响。不久，当南越政府动用军队镇压民众骚乱时，危机就出现了。
回顾过去，我非常后悔没有设法让大家辩论这样一个问题：在政局动摇不定的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有无获得胜利的可能。我认为有一点在当时和现在都很明确，即在一个不能自我管理的国家，军队（特别是受外来力量影响的军队）是不可能维持好秩序的。
我的许多同事们对局势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看到（或希望看到）政治和军事方面都在稳步前进。一九六六年夏，迪安·腊斯克说，“形势已发展到北越不可能获胜的地步”。沃尔特·罗斯托写道：“总统先生，您应该能感觉到：受中共支持的河内的军事进攻已不再被视为未来的主流了我们虽未获得胜利，但我们正在向胜利迈进。”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来电说：“这场战争在军事方面进展良好这意味着真正的危险（唯一真正的危险）在于美国人民是否会失去信心，做出‘让孩子们回家’的选择。这将成为失败的主要原因。”白宫越南事务助理罗伯特·W·科默访问南越归来后报告说，他“是个乐观主义者，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总统的高级顾问们都不支持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向W·埃夫里尔·哈里曼表述的观点：通过军事手段不可能使问题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所以，我们应该与北越和越共“直接接触”，达成最佳的解决方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与总统其他高级顾问之间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且日趋尖锐和公开化。在那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小亨利·卡伯特·洛奇报告说美国在“军事上”一直是成功的，他预计第二年春季“军事形势会完全不同于现在”。威廉·威斯特摩兰同意这种看法。十月中旬我再次访问南越以后，我对这种看法就不敢苟同了。
我在一份详细的报告中对总统说，我看不到“有任何可行的办法能使战争很快结束”。影响我思考的问题有许多，我向总统做了详细说明： 敌人的意志尚未被摧毁，他们显然已经适应了我们阻止他们获得军事胜利的新局面，采取了使我们疲于奔命和等待我们自动撤退的策略（是消磨我们的国民意志的策略）。他们知道我们还没有把军事胜利变成“现实成果”——摧毁敌人的意志，使南越政府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他们认为我们也许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过去一年中，在越南发生的一件显然有利于我们的事情是大批敌人在重大军事行动中阵亡了。如果允许在报告中略做夸张的话，那么敌人的损失必定每年超过六万人。渗透路线似乎应该是北越人的死亡之路。然而，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的意志有所动摇，而且，通过从北越输入和在南越招兵，敌人显然能超额补充其损失人数。
安民计划毫无进展。与两年或四年前相比，敌方全日制的地区性武装和半日制的游击队的人数增加了许多；进攻行动、恐怖活动和破坏活动的规模和强度也增加了 我们控制的人口数量只略有增加，越共的基层政治组织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使其在情报方面占有巨大优势；到处都没有安全感（甚至在西贡和海军陆战队的防线以内也是如此）；在农村地区，夜里几乎成了敌人的天下。
轰炸北越的霹雳计划既未对渗透活动造成重大打击，也未摧毁河内的意志。情报部门的人都承认这些是事实。
从（为民心民意而战的）这场重要战争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境况没有好转，某些方面甚至有所恶化。这场重要战争必须由越南人自己去打赢。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一点。但是令人沮丧的是，正如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和一九六五年的情况一样，我们没有好办法训练和鼓励他们采取富有成效的行动。
面对这种不幸的局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找不到“好的”答案，所以无法回答。我只能建议总统长时间保持美国的军事压力，同时谋求谈判。我希望这些努力能阻止对方静等我方退出，避免没完没了地增派美军，避免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增大通过持续施加压力实现和解的可能性。
无论我的希望如何，我都认为“预期战争在未来两年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结局是不可取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或者谈判也许都做不到这一点。虽然我们应该继续在上述两个方面努力，谋求在短期内解决问题，但我们也应认识到，成功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不具有必然性。”
这是个严肃而令人痛苦的方案，但当时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副国务卿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的看法与我大体相同。尼古拉斯·卡曾巴赫原是司法部长，由于总统不满意迪安·腊斯克对国务院的管理工作，就把尼克调到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认为我对形势的评估“全面、深刻，符合我们（中央情报局）的判断”。参谋长联席会议则不以为然。《五角大楼文件汇编》说参谋长们的反应“像预料的那样迅速而强烈”，这是对他们的情绪的真实写照。他们对下列内容均表示坚决反对：我对军事形势的评估；我提出的稳定美军人数的建议；我提出的想方设法谋求谈判的同时在南越全力推行安民计划和政治上自我管理的计划的建议。他们的反应十分强烈，要求我把他们的观点转告总统，我照办了。
我与参谋长们之间的分歧虽然不是秘密，但也未完全公开化。原因何在呢？因为大多数人希望避免冲突。他们更喜欢巧妙地传递不同意见而不愿正面提出来。我想林登· B·约翰逊也和其他总统一样，不希望他的左膀右臂发生分裂，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所以他把我们的意见分歧压了下来。这是个富有人情味的举措，但我现在后悔他、迪安· 腊斯克和我没有正视我们之间以及我们与参谋长们之间的这些意见分歧，并进行坦率而深入的争论。
分歧和矛盾继续发展，甚至蔓延到个人之间。十二月，小亨利·卡伯特·洛奇对总统说他预期“在一九六七年会取得突出的军事成就”和政治局势的改善，但他又说： “结束战争也许得五年时间。”一九六七年二月初访问西贡之后，厄尔·G·“巴斯” ·惠勒报告说：“越共和北越军队绝无希望在南越获得军事胜利”。然而不到六个星期，即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威廉·威斯特摩兰就提出了如下要求：增派二十万军队（这将使军队总数从四十七万增至六十七万）；把地面行动范围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对北越进行规模更大的轰炸和破坏；考虑水陆并进入侵非军事区以北地区。这意味着要动用预备役人员，把直接参战的军队增加到五十万，每年再增加一百亿美元军费开支——在国防部每年大约七百一十亿美元的军费预算中已有二百五十亿美元直接用于东南亚地区。
四月二十七日，我们在白宫讨论了上述建议。威廉·威斯特摩兰在他的回忆录中说我“强迫”他做如下估计：在美军增加二十万人、增加十万人或保持四十七万人不变的情况下，“完成我们的使命”分别需要多长时间。他最后说分别需要二年、三年和五年时间。会上，总统曾问他：“我们增派军队时敌人不也能增加军队吗？果真如此，何时能了结呢？”
在这次会议上厄尔·G·“巴斯”·惠勒指出：“轰炸行动即将达到这样一个阶段：除港口之外，所有有价值的固定目标都已受到我们的轰炸。”与此相适应，我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二日的周二午餐会上建议总统不仅要拒绝参谋长们提出的扩大轰炸规模的要求（摧毁剩余的电力设施的要求除外），而且要把轰炸行动局限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南地区（河内和海防以南的“柄状狭长区域”，大多数军队和物资经此区域流向南方）。
我理解并同情军方人士对于削弱对敌人的惩罚的潜在担忧，但我的建议依据的是以下几个因素：四月二十七日厄尔·G·“巴斯”·惠勒的发言；我相信用炸弹和水雷封锁港口会产生与苏联直接对抗的巨大危险；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埃德蒙·赖斯和在马来西亚的罗伯特·汤普森爵士均认为霹雳计划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河内的意志；在北纬二十度线以北地区美国飞行员每次出击时的伤亡人数是该线以南地区的六倍多；我认为与美国飞行员的重大伤亡相比，我们在该线以北地区给北越造成的损失是得不偿失的。赛勒斯· R·万斯、尼古拉斯·卡曾巴赫、理查德·赫尔姆斯、沃尔特·罗斯托和威廉·P·邦迪赞成我的建议，离开政府后仍与总统保持接触的麦乔治·邦迪在五月三日的一份备忘录中也表示支持。中央情报局的评估也支持这一立场。
我的担忧和怀疑越来越重，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我向总统呈上一份长长的备忘录（引起了广泛争论），表述我的看法。《五角大楼文件汇编》后来说这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