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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回华盛顿向艾森豪威尔报告与蒋介石会谈情况时，为缓和美台之间出现的矛盾，说他被蒋介石坚毅的反共决心深深地感动了，认为美国应履行它所承担的义务，否则亚洲人会产生美国是不讲信用的朋友，引起危及美国根本利益不应发生的连锁反应。他极力主张金门、马祖必须困守，并提出如果它们遭到袭击，只有核武器能有效回击。艾森豪威尔被杜勒斯说服了，同意暂缓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他认为中共比苏共好战，他与杜勒斯密谋商定，如果金马危机继续发展，就要对红色中国施行核手术。为阻止北京对金门、马祖发起总攻，3月16日艾森豪威尔发表讲话，公开扬言：“一旦中国共产党在金门、马祖扩大战争，美国将动用原子武器！”
这就是后来外国一位历史学家在《中国五次核危机》一书所写的：中国面临的第二次核危机。
早在朝鲜战争时就领教美国核讹诈的毛泽东，闻听此言，一笑置之。当年他曾说过：“在当今世界上，要反对核讹诈，就必须打破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就必须自己掌握核武器。”他坚信中国总有一天会有核武器的。
此时，毛泽东认为他制定的有限军事行动的目的已经实现：拔掉了在浙江沿海地区的进行骚扰破坏活动的据点，在世界面前显示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协同作战的威力，粉碎了美蒋的军事挑衅，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攻大陆”的美梦，从此国民党当局被局限在台澎金马地区，侵扰东南沿海地区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的能力和可能性大为减少。对于金门、马祖二岛，基于“一个中国”的立场和民族大义，在解决台湾问题之前暂不收回为好，这样台湾就有了一个近望神州大陆的立足点，保持台湾与大陆的整体感，以不给对中华民族不怀好意的人以任何口实。他认为挫败美国策划的“划峡而治”、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战略任务。综观世界全局，自1953年朝鲜战争达成停战协定后，1954年日内瓦会议召开，又签订了印度支那停火协议，使一度紧张的国际局势有所缓和，经历第二次的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人心思和啊，为不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污蔑中国好战的口实，为得到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理解和支持，为了国内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从军事斗争转入政治斗争的时候了。
毛泽东以他的大智大勇，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台海复杂的政治格局，适时作出了决策。
1955年4月23日，身穿银灰色制服、举止庄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团结会议上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人民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有限的军事行动（8）
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给缓和台海局势带来了转机，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响。
从来自地球上各个角落交响轰鸣的回声中，在遥远的太平洋的彼岸，在北美洲的土地上，传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回声：美国新泽西州的永久性移民，前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主张：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来解决，美国政府是没有权利来干涉的。
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总理，立刻分辨出了这个过去曾经是自己的敌人，但今天却是热爱祖国的人的声音。他们从那个流落异乡的政治家的简短声明里，感觉到了他对过去的悔悟和对祖国所表示的忠诚。
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总理没有仅仅从人道主义出发，去体谅一个背弃祖国的人痛苦的呼声。他的脑子里，构思着中国革命光辉未来的宏伟蓝图。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祖国的统一。他要树立一个榜样，让中国共产党从前所有的敌人都看到，以解放全人类为目的的无产阶级，不仅可以团结自己的朋友和同盟军，即使对过去的敌人，只要他们改变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中，同样有他们平等的一席
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作出积极响应。4月26日，杜勒斯发表讲话，表示将与北京就停火举行会谈。同日北京对杜勒斯的讲话作出反应，中国人民解放军对金门、马祖的炮击立即减少，至5月中旬炮击完全停止。
这一局面，使台湾当局顿生猜疑，惶恐不安，“外交部长”叶公超忿然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如果美国背着台湾进行‘停火’安排，台湾将不再视美国为盟友！”
紧接着台湾“行政院长”俞鸿钧对美国记者又发表谈话：“台湾保卫金门、马祖的计划不会改变，不会因为外国的意见就放弃了这几个岛屿。”并否认台湾曾与美国就与大陆和谈问题达成谅解。
至此，台湾与美国的裂隙公诸于世。
华盛顿见蒋介石不听美国摆布，使美国隔绝两岸的如意算盘落空，弄得十分尴尬。鉴于蒋介石在大陆时领导的政府政治腐败，经济瘫痪，军事一败再败，威望一落千丈，华盛顿立即密谋“换马”，另觅有利于美国的新代理人。当“换马”风声暗涌之际，已知美国意图的蒋介石立即想到与美国渊源非同一般的孙立人。孙立人是蒋介石退台后的陆军总司令，早年美国，是曾到华调停的马歇尔将军的校友。蒋介石认为他是美国欣赏的人选，即采取断然措施将孙的亲信郭廷亮逮捕，罪名是策动兵变，企图拥戴孙立人为“台湾元首”，孙被控为兵变后台，因此而遭长期软禁。接着为防不测，蒋介石把美国政府欣赏的另一位人物时任“台湾省主席”的吴国桢驱逐出台湾。华盛顿对蒋介石所采取的种种预防措施表面上以容忍的姿态未加可否，但暗地里“倒蒋”的活动并未停止。
毛泽东从祖国统一大义着眼，迅速抓住这一时机，向台湾当局发起和平攻势。5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郑重而明确的宣告：“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进入以武力方式为主、以和平争取工作为辅的新阶段。
世界各大报纸以显目的通栏标题，报道“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
6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尼西亚记者时再次表示：“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国际问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集团的问题则是内政问题，决不能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此为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涉。中国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愿意和美国谈判，欢迎其他关心此事的国家出来斡旋。中美间没有战争，不存在停火的问题，更不能以停火为和谈的先决条件。”
有限的军事行动（9）
无疑这些信息很快传到台湾去了。
英国驻华代办纪维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分别专程访华，英国、印度愿意充当中美间的调停人。尽管台湾当局多次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中美会谈，美国通过英国与北京商定，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代表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
中美两国开始大使级谈判，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没有政治接触的局面，为中国部分调整对外政策，宣传祖国统一方针提供了合适的背景。
与此同时，在全国人大第一届二次会议上重申对的立场：“大陆与台湾之间是内政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和沿海岛屿的过程中，不乏和平解放的先例，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商谈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稍后不久，周恩来再次呼吁，“希望台湾当局在其认为适当时机派代表到北京或其他地点，同我们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步骤和条件。”
尽管蒋介石在台北声称：“以打击对打击，台湾绝不与中共谈判，对任何方式的和谈都坚决拒绝。”但台湾的股市由于北京对台湾政策的改变由暴跌猛然回升了！
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1）
1956年春，中共中央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建国后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呼吁。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激动不已。他在北平谈判破裂后，留下来参与新政协工作，新中国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这位与国共双方决策人物都能说上话的老人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新一轮国共谈判。毛泽东、周恩来为尽早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倡导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在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湖南沅陵人，章士钊也是湖南人，是同乡。抗战时期，许孝炎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党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抗战胜利后，章士钊去上海，许孝炎在南京当立法委员，后又到天津任《民国时报》董事长，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去了台湾。他们这次在香港重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