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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斯都站出来说话了。这说明“一体当差,一体纳粮”这条新政所造成的震荡却是非常大。
佩特乌斯道:“大王,下官原本是罗马的官员。就是因为看不惯罗马那些官员不把民众当人看,看不惯罗马的政治**才远离罗马来到这里在大王麾下效力,下官既然来这里就应当为大王、为匈奴帝国的民众效力,下官以为下层民众也是人。他们之所以是下层民众。只是因为他们的出身问题,如果他们出身在官宦家庭,他们也会是官绅阶层,这一点,想必大王和诸位同僚不会反对吧?”
秦东没有说话,其他官员也没有说话,事实就是这样,在这个时代。底层民众想要窜到上层几乎不可能,也不是没有。这种情况很少很少,而且秦东这种特例除外。
佩特乌斯继续道:“下官就不明白了,为什么要让下层民众服差役和交税,而官绅却不需要服差役和交税?凭什么?难道就因为他们种了帝国的田地?难道你们住的房子就不是帝国的吗?他们每一个人都要交人头税,而你们为什么不要交人头税?这人头税交得让民众们都不敢生孩子了,因为生了孩子就要交人头税,这也是为什么整个欧巴罗的人口都这么少的原因之一!当然人口少的原因不止这一个,还有其他原因,例如生产力低下,生多了孩子养不活。归根结底,反对实施官绅一体纳税的官员就是不想交钱,没有其他的原因,下官赞同阿古尔大人的提议,实施官绅一体纳税的法令,下官第一个交税!”
在古代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一样,基本上都要收人头税,而且在社会基本组织结构上,东方社会是以户为单位,而西方则是以个人为单位。
“官绅一体纳粮” 原出于清朝雍正时期的三条新政之一。其他两条是“摊丁入亩”与“火耗归公”。清朝雍正即位后,清朝形势其实十分不妙,因为康熙晚年阿哥争位祸起萧墙,官场贪污成风,朝廷赋税收入减少;边疆又有少数民族反叛,战乱不止!所以康熙留给雍正的其实是一个烂摊子!雍正初年,国库可用之银竟然不足六百万两,而要解决边疆叛乱所需军费就要千万之巨,还要维修黄河大堤,维持朝廷日常开支用度等等?。。。为解决上述问题雍正决定实行“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三条新政。
古代的赋税制度与现在有很大的区别,现在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商品流通活跃,政府只需在商品的生产、流通这些环节征收赋税即可。如现在市场上的每一件商品在生产和出厂流通时都是收过税的,而这些税收最终会转嫁到消费者即普通人民的身上。现在的税种是五花八门,有什么印花税、城建税、教育税。。。。反正很多。小到在超市买一支笔,在饭店吃一顿饭,买个车票,大到买房买车,所花的钱里都包括了很种的税收!但是古代不一样,商品流通不活跃,没有什么规模的工厂,有些老百姓恐怕一辈子都不会花钱买什么东西,这些税收不起来。要收税,只要由官府到老百姓家里去收!另外老百姓还要当差,即服兵役和徭役!官绅是属于统治阶级,他们是不当差不交税的!“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是让他们也交税当差,当然不是真要他们服兵役和徭役,反正就要官绅交钱!这当然官绅是不愿意的,所以实行起来很困难!不过当时雍正任用了能干的官员将这条新政执行到底,才收到了效果。
官绅一体纳粮是剥夺官员和绅士的免役税特权,不能为中央财政直接增收,但避免了贫下中农这些应税户,把自已的田地纳入官户亲戚之中,交点地租但免了更大笔的地税。这种情况过去被称为“土地兼并”,真正是权贵政治的结果。
钟晖想反驳佩特乌斯的言论,但又不知道如何反驳,佩特乌斯这番言论本身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让他找不到反驳的切入点,直气得他胡子都翘起来了。
费尔顿在这时又说话了,他这次持反对意见,“大王,臣不赞同佩特乌斯大人的意见,人是有等级的,社会阶层是有等级的,这一点放在欧巴罗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波斯帝国、还有南方的汪达尔王国、西哥特王国,包括东哥特人和格皮德人都是有等级的,这种等级是天神制定的,既然人有等级,那么官绅作为人类上层人士不用当差不用交税也是理所当然,官员们日夜为帝国操劳,为大王效力,为民众们的生活谋划,拿到薪水却很少,如果还要交税,这让官员们怎么生活,官员们怎么养活他们的家人?所以臣反对官绅一体纳粮!”
当费尔顿说完,秦东算是听出来了,费尔顿之所以反对并非是他为其他反对此事的官员出头,而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清官,只拿薪水养家的那种,如果这种官员都要交税,以现在的薪水来说,他们养家就很困难了,因此费尔顿才会反对。
直到现在匈奴族的官员们都很少有人站出来说话,毕竟阿古尔先说了,阿古尔的官职最高,匈奴族的官员也不好出言反对他,而费尔顿却没有这层顾虑,他是斯基尔人,他反对之后,不少官员都跟着反对官绅一体纳粮这个新政。
争论持续到现在,反对和支持的官员在人数比例上也很明显了,反对的人自然是多数,赞成的官员占少数,而不反对也不赞成的也有相当一部分。
秦东已经不准备在这件事情上再脱下去了,他的时间有限,现在已经进入了秋季,军队各方面都已经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北征邓直昔克,如果再在此事拖下去,他就没有精力指挥北征作战了。
秦东抬手道:“好了,都别吵了!反对和支持的人都有,没有发表意见的人也有不少,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解决了饿?本王刚才听了,官绅一体纳粮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防止土地兼并,防止偷税漏税,土地兼并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各个政权和王朝的心腹大患,而官绅一体纳粮可以有效的阻止,本王认为应当采纳,不过也不能不顾忌官员们的感受,瘫贪官们有钱,他们不在乎交一点税,可是有些忠心王事、清廉的官员却交不起赋税,交了税就养不活家人了。
这样吧,从下月起施行官绅一体纳粮,包括本王和大单于在内,以及全体王室成员都要缴纳赋税,为了补偿清廉的官员,从现在起,官员的薪水提高五成,另外在设置一项勤政、清廉奖金,各官署部门实施考勤制度,但凡每月不缺勤的官员都有全勤奖,对于清廉的官员也设置清廉奖金,这需要上一级的官衙考察审核!诸位以为如何?”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连最反对的费尔顿都不反对了,只有钟晖这个受了儒家思想的人还是固执己见。
秦东当然不会为了这么一个人再两外满足他什么要求,既然绝大多数官员都不反对了,他当即宣布实施官绅一体纳粮的法令。(未完待续。。)
第三百一十三章 城头变幻大王旗
在颁布了保甲法和官绅一体纳税实行保甲制度、官员统一纳税之后,效果果然很好,尽管在短时间之内还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不过随着时间的延长,只要颁布的法令彻底的执行下去必定会超出预期。
在征收赋税、徭役、丁税时,秦东还一直担心下面的官员会发现火耗的问题而将火耗转嫁到民众身上,事实证明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
火耗是什么?原指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火耗”起于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赋税一律征银上交国库,把百姓交的碎银熔化重铸为上交的银锭就有了火耗。征税时加征的“火耗”大于实际“火耗”,差额就归官员了。清初的官员沿用了这种做法。而且,“火耗”不断加重:一般州县的火耗,每两达二三钱,甚至四五钱。偏僻的州县赋税少,火耗数倍于正赋。虽然顺治、康熙年间也发过禁令,但并不起作用,以后也就默认了。
明朝为什么存在火耗的问题,后来的清朝为什么继续还存在火耗?就是因为收上来的钱都是银子,而且都是散碎银子,散碎银子都需要重新回炉熔炼制成相同规格重量的官方银锭,如果收上的税银不需要重新回炉熔炼,自然就没有火耗的问题。
明朝以前为什么没有出现火耗的问题?例如宋朝就没有出现火耗呢?宋朝当时流通最普遍的钱是制式铜钱,收税也是以铜钱为主。铜钱都是铸造好的,外圆内方,相同规格、相同重量的。收上来的铜钱可以作为财政支出继续流通到民间,而不需要重新回炉。可是到了明朝,自从张居正实行一条鞭法之后,收税就收银子了,市面上流通最多的也是银子,这是因为这段时期海运商贸发达,国外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中国的白银多了,民间就自发地使用银子作为货币,可流通的银子并不是制式的银币。而是那种散碎银子,银子的成色还各不一样,到底值多少钱还得靠商家估算,贩卖商品时。商家还必须备好秤和剪刀。秤用来称银子,剪刀用来剪银子。散碎银子收上去之后还要回炉熔炼成重量和大小都一样的银锭,为什么要熔炼成银锭?这是为了防止在运输过程中被盗匪打劫,防止官员监守自盗,而官银上都有标记,标明银子有多重,什么时间熔炼的,有了这些标记。一旦这片银锭被打劫或者被贪墨了,只要在市面上出现就可以追查这批官银的来源。这与后世在纸币上有造币的日期和编号是一个道理。
雍正时期,雍正皇帝力图整饬吏治,强化财政,于是实行“火耗”归公和向官员发放养廉银。“火耗”归公就是规范“火耗”的征收,并作为财政收入上交国库。政府规定“火耗”附加税一般为正税的10%-15%,最高不超过20%,官员要全部上交,不得私自截流。这种“火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财政支出,另一部分则作为各级官员的养廉银。据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各级官员的养廉银为:总督13000-20000两,巡抚10000-15000两,布政使5000-9000两,按察使3000-8444两,道员1500-6000两,知府800-4000两,知州500-2000两,知县400-2259两,同知400-1600两。
现在匈奴帝国的官方钱币都是制式钱币,不是散碎银子,不需要重新回炉熔炼,收税时收上来的都是新钱币,还可以作为财政支出重新让税钱回流到市场上,也就没有火耗的问题。
这一年多来,秦东一系列的举措使得他能控制的区域的情况越来越好,而且他颁布的一系列改革的法令也引起了周边国家的强烈关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是官制和军制改革、推出考成法、发行货币、实行一条鞭法、保甲法和官绅一体纳税等等重大政治举措。
虽然匈奴帝国现在已经四分五裂,但王庭依然存在,而秦东突然崛起,将埃内克扶上位,自己做了摄政王,这让秦东迅速出现在西罗马帝国皇帝阿维图斯、汪达尔王国国王盖塞里克、西哥特王国国王狄奥多里克二世、萨利部落法兰克人首领墨洛维斯、勃艮第王国国王等人的视线之内,多方面的消息证实匈奴帝国如今的真正掌权者是秦东而不是埃内克,秦东也一跃成为与他们身份地位相当的超级大腕。
早在公元456年8月,西罗马帝国科西嘉岛将领李希梅尔秘密派人前往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面见利奥一世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