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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显然曾是商朝的属国，负责保护西部边境，但经过文王、武王及武王之弟周公的努力，最终推翻了商朝，势力到达华北全境。其实，广泛分布的西周遗址表明周在克商之前，其势力范围已从渭水流域发展到山东东部、满洲南部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已经远远超过了商朝。由于当时的交通只能依赖车马等原始手段，要直接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周公在原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了东都洛邑（今洛阳附近），同时分封了大量诸侯国。绝大多数诸侯都是周室子孙或亲戚，也包括一些异姓亲信和奉周朝正朔的地方贵族。这些诸侯分为上下秩序森严有别的公、侯、伯、子、男五等。每个诸侯国其实都是一个小型城邦，它以某一城池为中心，四周为田野。当时分封了多少诸侯国已无从查考，不过到公元前8 世纪时，经过诸侯之间的兼并（另外周边诸侯国亦有新的增加），尚有大约200诸侯国保存下来。诸侯虽然听命于周王，但在本国中却是万人之上的专制君主。这种制度称为“封建”，东亚人也用来指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很奇怪他们竟用这个词来表示这种制度。我们对西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世中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视西周为“黄金时代”，当他们鼓吹政治大一统或强调礼义、道德等统治原则时，往往从那时的制度中寻找依据。这种制度与西欧封建制度确实不乏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甚远。为实行有效的控制，它依靠的是血缘或准血缘的宗法关系而非封建制度的法律原则，西周的“封建制”更像同时代西亚诸国家实行的“总督（Satrap ）制”而非2000年后的西欧封建制度。
周朝和商朝同样为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世袭的周王依靠“士”（贵族武士）统治着众多农民和奴隶（后者常为家用奴仆）二后人声称西周每8 户农家在耕种自家土地的同时，还需共同耕种中间一块公室的土地。这就叫作“井田制”，因为“井”字体就是这种土地划分模式的形状。这种制度显系后世的美化，但可能也反映了在某一时代存在过的农业生产资料与收获公有这一史实。
周文化
周族文化相对比较落后，西周时商文化的持续发展便证明了这一点。周朝继续铸造壮观的青铜礼器，铭文篇幅很长，但纹饰则略显粗糙，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可能由于纹饰逐步失去原有的宗教意味而仅仅成为一种程式，这些纹饰的细部也越来越轻桃简略。文字继续在发展衍变，古卜也继续使用，尽管不久就被新的预测方一式取而代之了。
与商不同，周王的宝座是父子相承的（周公未能继位便是典型例子）。周王死后葬在巨大的方形土家下。周人的主神是“天”，其原型显然是人格化的天神（ “天”的古字即为人形）。周王自称“天子”，并以“天命”作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祭祖（天）是周王的主要礼仪活动，而各诸侯则宰杀牺牲以祭献后土。后世历代各朝直到20 世纪都沿袭了这种仪式，壮观的圆形天坛和方形地坛至今仍然矗立在北京。
第03章 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
一、东周
我们不清楚西周对四周被征服地区的有效统治维持了多久― 可能为时不久甚至只是暂时征服罢了。臣子对周王应尽的效忠义务随着时间发展也逐渐淡薄了。公元前841 年，第十任周王被国民驱逐出了国都，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4 年的“共和执政”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这次暴动评价甚高，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人民起义。这次暴动引发了相当巨大的动荡，这也许能解释为何中国历史纪年在此之后才变得确凿可信吧。
继起的周王复兴了周室的权力。据说这次动用了3000辆战车和3 万人的军队，而牧野之战不过才用了350 辆战车。不过，当公元前770 年中原诸侯国联合“犬戎”入侵国都后，西周就灭亡了。传统的说法是，周幽王为讨宠姬的欢心，“烽火戏诸侯”，而真有外敌入侵时却无人赶来救援了。周平王在洛邑重建周室，但此后直到公元前256 年东周灭亡，周王除了在宗教仪式和典礼上发挥作用外，在政治上、军事上已丧失了原来的影响力。
公元前770 年之前称西周，因为这时的国都建在镐京；公元前770 年之后则称为东周，国都东迁到了洛邑。中国人尽管偏好十进制（他们几乎没有一打、一周7 天等概念），却素来不用世纪纪年，而是用朝代来纪年，如西周、东周，同时中国人又将东周分为“春秋”（公元前722 一公元前481 年）和“战国”（公元前403 一公元前221 年）（下详）两个阶段。
技术与经济的发展
后世中国人出于对大一统理念的信奉，一直把东周视作一个无可救药的礼崩乐坏时期。但这却也是一个充满活力、能量和创造力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崩溃及诸侯竞争的多元性很可能为之提供了动力。东周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振奋和浪漫的一个阶段。在公元前8 世纪，中国在技术上仍落后于西亚，但在世纪末已迎头赶上并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地区。当时战国七雄的人口加起来共有约2000万之多，接近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人口的总和。西亚人比中国人早1000年学会了用铁，不过到了公元前5 世纪，中国也开始普遍用铁了。铁制兵器代替了青铜兵器，而铁制农具和用牛拉犁则给中国带来一场农业革命。于是华北有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垦，海岛上的“蛮夷”也被纳人了主流文化。由于采用大规模的灌溉技术和其他水利设施，谷物产量得到大幅提高。另外，当时还大修运河，这表明地方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另外大量长途运输税粮及其他商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随生产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的快速发展及财富的惊人增长。此时出现了各行业的大商人，他们所代表的新兴阶级对旧的贵族统治秩序形成了冲击，于是后者大约出于自卫的考虑，宣扬一种由上而下排列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理论。尽管这种理论甚至在东周后期就已经很不现实，但它却成为东亚在此之后2 以刃年中的一条重要原则。
东周列国
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区划单位也在不断稳步发展起来，这一点从稍后的大兴水利即可清楚地看出、：华北地区混战的诸国中大约有10 国最称强盛，但在此之后的几百年间却渐渐将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周文化区周边的国家。这些国家地处中原，发展空问狭小，受到更多的传统束缚而不能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技术的变法革新。如鲁国和宋闰，虽然有骄人的历史（鲁是周公的封地，而宋是商王室的封地），在东周旱期曾强盛一时，但最终却沦为周边强国的附庸。
齐国便是一个典型的周边强国：、它位于华北平原的东部，但其势力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到山东半岛的大部分丘陵地区，到了公元前7 至6 世纪时领土已为原先的六倍，控制的地区与今天中国一省的面积大小相仿。在北方今山西境内，晋国的疆域也和齐国相坪。晋国东北部（现北京地这）一带是燕国，所以北京又称“燕京”或“燕都”仁，西部的秦国素来被邻国视为“半蛮夷”国家，他们古据了周朝原先所在的渭河流域。
南方的“蛮夷之邦”楚国到公元前8 世纪时，沿长江中游拥有广大的疆域。他们向来不奉周室正朔，其统治者一直自称为“王”。楚地以东为吴国。后者在公元前6 世纪时控制了长江下游一带的地区，近期考古发现证明，吴国是从西周时的“南蛮”各族发展而来的。吴国以南的沿海地区属于越国。吴、越、楚三国境内多有大湖与可以通航的大河，因此这三国习于水战，均为水上强国。“吴语”（今上海一带的方言）即从吴国之“吴”而来，而毗邻中国南疆的越南，其本义即指“越国以南”的地区。
这些边缘国家绝大部分属于西周统治下，但有些居民是中原人所谓的“蛮夷”。北部和西部的“蛮夷”应为游牧部落，可能有些已经讲汉语了。南方的“蛮夷”同中原人一样从事农耕，但据说其语言古怪难懂（尽管很可能也是汉藏语系的一支），其文化亦独具特色。东周时期这些“蛮夷”归化了中原，其后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除了西南一隅外，都逐渐融人了中原文化的主流。
政治革新与社会改革
周朝早期城邦是高度贵族化的社会。君主掌管祭礼，从而获得某种宗教性的正统地位。他们的心腹战将大都由亲族内部的人充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财富的增加、贸易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和版图的扩张，这种宗族式的贵族统治方式就显得过时了。在许多诸侯国中，这种宗族统治面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都显得力有不逮了。
先前的井田制逐渐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而新兴大族通过土地或商业积累了大量财富，代替了“家天下”的旧式贵族统治方式。这种新兴家族有时甚至推翻并取代了旧的统治者。韩、赵、魏“三家分晋”即为一典型例子。此事发生于公元前453 年并于公元前403 年得到周王的正式承认。这两个日期都被视作是战国时期的开端。
要想统治广大的疆土并使臣民顺服，就必须采取一种比旧式贵族政体更为强大有效的统治方式。其结果便产生了相对较少人治色彩的统治制度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几项相关改革是由齐桓公（公元前685 一公元前643 年）及其贤相管仲（《 管子》 一书据说即为管仲所撰）完成的。如按照地形将齐国人口划分为由中央政府直辖的各级单位，建立了统一的税收体系，重建了军事力量，朝廷的军队由各级政府而非像以往那样由各家各户供养，另外齐国还实施了主动型的经济政策，如力图控制市价、规定度量衡和鼓励发展贸易等等。一般认为，国家对盐、铁的垄断专卖亦始于管仲的改革，这在后世一直是中国历代集权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很难说这些改革措施中有多少是在公元前7 世纪或是由齐国产生的。某些国家专卖项目的产生可能没有那么早，不过归在管仲名下的诸项重要改革在东周时期确已产生。大一统的地方行政体系及明确的赋税征收制度，无疑是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体现。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此时出现了国家官吏代替以往的贵族协助国君进行统治。管仲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此外，从魏文侯（公元前445 一公元前396 年）开始，成文法规亦逐渐代替了以往建立在既定传统基础上的人治方式。
军事的发展
此时战争的规模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交战双方均格守严格的战争规则，而且主张保存亡国的王室宗亲。这样，一些弱小的国家往往能够抵挡周边诸强的勃勃野心。但此时战争的规模升级，并且更趋冷酷无情。一国被灭掉后往往被编为战胜国的一个省份。公元前三四世纪左右，战国诸雄仿效楚王纷纷潜称王号，这表明他们已经完全把周室抛在一边了。尽管战车直到东周仍在使用，但铁制兵器的加入大大升格了军队的规模。农民充任步兵，代替了使用贵重的青铜兵器的贵族车战者，于是兵力大增，往往多达数十万。
引人骑兵是军事改革的又一举措。胡服骑射对汉族地区产生的影响远远不止于军事领域。骑马具有更大的机动性，这就促进了东西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