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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民众支持我而感到自豪。地方领袖乐于在电视上看到自己欢迎我和跟我一起坐在台上或是晚宴桌前的镜头。形势变了，我感受得到。
跟随我访问选区的官员逐渐树立了强有力的团队精神。他们千辛万苦地完成了许多次访问。听我解释以及对如何改善新加坡人民的命运提出劝告之后，他们开始跟我认同。从1962年11月到1963年1月，我们一起面对冷淡、毫无反应、有时甚至采取敌对态度的群众。随着我逐渐取得突破，同人民相处融洽无间，他们认为这也是他们的成就。这些人包括开吉普车的马来司机。他必须静静地坐着，听我用他听不懂的语言演说数百次，直到我讲马来话时才精神为之一振。还有兽医部官员、管理公路和沟渠的公共工程局官员、供应水电的公用事业局官员以及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等。
他们都为我欢呼打气，包括电视台的华族女录音员梁兢冰。她的丈夫蒲德华当时是伦敦《观察家报》驻新加坡通讯员。蒲德华在他的一部著作中描绘了她的经历：〃有时我们会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到达，突然间灯火通明，有人喝彩，有人喝倒彩。在一片喧哗之中，他会精神振奋，推开人群走动，对围绕身旁的舞狮队员笑将起来，全然不把砰然爆开的鞭炮放在眼里，毫无畏惧他脸上曾被灼伤过一次，却置之不理。我们确实感到自己是个团队，就像一支部队，为他感到自豪。那是情不自禁的。〃
对我的成功来说，做出最重要贡献的是电台福建话节目的高级主持人谢正直。他自愿成为我的老师，留意我在演说中犯下的严重错误，第二天跟我一起坐下来，指出错误，教我正确的短语，有时教我几句简洁有力的成语。但这不是他提高我的演说水平的唯一办法。说话说得太多，过于疲倦，往往使我声音沙哑。一天晚上我在中巴鲁用粗嘎的嗓门说话，他递来一包切成片的洋参，包洋参的纸上印着邻近药材店的商号。在他劝告下，我不再含润喉糖，而是把一片洋参含在嘴里，马上见效，口舌生津，喉咙清凉起来。自那以后，访问期间我口袋里总带着一包切片洋参。
电视也使我的演说效果大为加强。1962年9月在伦敦的时候，阿历佐西曾经安排让英国广播公司的休·伯内特对我进行电视模拟访问，检讨我在屏幕上的表现。我看过早些时候拍摄的一个节目，里面有我的镜头，对自己形象凶巴巴感到吃惊。伯内特这回说我看上去很自然，叫我放心。我只需要一些指点：总要盯住镜头，说话时绝不用手捂住嘴巴或鼻子，坐在椅子上一定要前倾，后仰会使你显得懒散。他的主要忠告是：〃自然，直接，千万别造作。〃我放心了。电视是在1963年2月引进新加坡的，它成了我们强有力的武器，尤其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人。他们的技巧是群众大会的技巧，演说者咆哮，做鬼脸，夸大姿势，目的是让人群后面的人看得到。用可变焦距镜头拍下来，演说者显得丑陋和气势汹汹。他们没有伯内特提意见，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当我在花大气力争取群众支持时，本区域却有令人不安的事情发生。1963年1月20日，印尼外交部长苏班德里奥博士宣布有必要跟马来西亚对抗，因为马来亚让自己成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工具。几天后，菲律宾总统马卡帕加尔也谴责马来西亚是个新殖民主义力量。10天后苏班德里奥告诉外国通讯员，要是马来亚同印尼的敌对行动蔓延到婆罗洲三邦，可能会出事，包括发生实际冲突。第二天，肯尼迪总统公开表明全力支持马来西亚，认为它是〃该地区安全的最佳希望〃。苏加诺却加强咄咄逼人的言论。5月1日，他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到婆罗洲三邦，坚持应该先让它们独立，再度谴责马来西亚是殖民主义的新形式。
对于这些抨击，东姑的最初反应是召回驻雅加达大使，接着马来亚宣布立即加强海陆空三军。随后远东英军总司令5月3日宣布，他有足够的兵员、战舰和飞机，可以应付婆罗洲的任何紧急状态。局面越来越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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