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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利作为一个匈牙利的随军教士，参加了奥匈军队。后被俄军俘摇。十月革命使他成了名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结束后，党派他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反间谍分局工作。几年后，即三十年代初，他调到外事分局，并前往欧洲担任秘密情报站负责人。马利成了外事局最出色的干部之一，在整个内务部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当时，每个出国执行秘密任务的苏联侦察员都必须隐瞒自己的国籍，掌握娴熟的外语，并把自己装扮成某个欧洲国家的公民。而马利却用不着乔装打扮——他本身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欧洲人。无论是装匈牙利人、奥地利人、德国人还是瑞士人，他都装得维妙维俏。马利异常勇敢，曾多次主动地潜入法西斯德国执行极其危险的任务，其中任何一项任务都足以使他死在盖世太保的刑讯室里。外事局局长斯卢茨基特别器重马利，他认为，马利的成功主要在于迷人的外表和善于待人接物。的确，马利的外表很有魅力：高高的个子，刚毅的脸膛，很有男子汉的风度；一双蓝蓝的大眼，闪烁着神采。
尽管党龄很长，并为“机关”立了过殊勋，可那段当神父的历史，却使马利极为谨慎。他始终认为，周围的人，甚至包括他的同事，都首先把他视为一个匈牙利神父。他甚至不敢认为自己是个当之无愧的共产党员，尽管人人都知道，斯大林也上过神学校，而且二十岁以前一直在死背教义，一心要当个神职人员。
后来发生的事情表明，正是这种“当之有愧”的感觉，在马利的一生中起了决定其命运的作用，而且这恰恰发生在需要摆脱这类偏见和具备完全清醒的头脑的关键时刻。
一九三七年七月、马利接到了莫斯科的召回令。在回国途中，他在巴黎遇到了一位同事，两人谈起了国内正在清洗契卡的事（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马利的心情十分压抑，因为正是在这种时刻他必须回莫斯科。他已经得知，他在内务部的三个好朋友——施泰因布鲁克、西利和博德斯科——都已经被捕了。他们跟他一样，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俘后参加革命的。马利预感到自己已经大难临头，他忧郁地说：“我知道，我这个过去的神父．毫无生还的希望。但我还是下决心回去，我决不能让别人说：这个神父果真是个间谍。”
我始终也不懂，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马利非回莫斯科不可。要知道，他跟在巴黎的许多同事都不一样，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约他的手脚。什么忠于祖国呀，担心亲人的命运呀，对他来讲都起不了任何作用，因为他的祖国应该是匈牙利，而不从俄罗斯．他在苏联也没亲人来，他如此铤而走险、莫非是出于视死如归的职业习惯？或者，是他认为，一个经历过从神父到契卡和间谍之路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无地自容？
反正，马利回到了莫斯科。头三个月，他安然无恙地在外事局办公。很多人都以为他已奇迹般地躲开了不可避免的死亡，战胜了命运。可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马利突然失踪了。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听说过有关他的消息。
摧毁内务部其他分局的行动，可说是雷厉风行，迅猛异常；但对外事局工作人员的逮捕，却显得缤密细致而毫不急进。直到该局局长斯卢茨基被干掉之前，很多人都还以为，为了保留一批通晓外语和国际事务的力量，斯大林不会大肆清洗这个局的专业干部。
一九三八年初，绝大多数驻外的老一代契卡干部都已奉召回到了苏联。这样，斯大林就再也用不着保留象斯卢茨基这样的诱饵了。二月十七日，斯卢茨基上班后，被自己的老朋友，此时已被提拔成叶若夫的副手的米哈伊尔·弗举诺夫斯基请了人。半小时后，斯卢茨基的副手什皮格尔格利亚斯接到弗里诺夫斯基打来的电话：“请到我这儿来一趟！”当什皮格尔格利亚斯走进弗里诺夫斯基那宽敞的办公室时，首先看见的，是躺在地板上的斯卢茨基。从现场看，斯卢茨基是从椅子上滑下地板的，他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杯茶和一盘点心。斯卢茨基已经没气了。什皮格尔格利亚斯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局长被毒死了：但他知道，此时最好别“多管闲事”。他只是建议快去叫医生， 可弗里诺夫斯基回答说， 医生已经来过，“药物帮不了忙啦”。“是心脏病发作”，他以十分内行的口吻，不经意地补充了一句。
弗里诺夫斯基任命什皮格尔格利亚斯为外事局局长，并要求他把斯卢茨基“病逝”的消息，通报所有驻外情报站。他还指示。讣告中应将斯卢茨基定为“忠心耿耿的，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斯大林主义者”，“内务部失去的杰出活动家”。用这些漂亮的言辞，目的全在于不让尚在国外的为数不多的老契卡人员产生疑心。为了把这场“猫哭耗子”的丑剧演完，叶若夫还命令将斯卢茨基的遗体安放在内务部中心礼堂，布置卫兵通宵守灵，以便让人们“与死者告别”。
然而。这几滴“鳄鱼泪”非但没达到目的，反而欲盖弥彰。稍微有点医学常识的吊唁者，一眼就会发现死者脸上那明显的污斑——氰化钾中毒的痕迹。
什皮格尔格利亚斯在弗里诺夫斯基的授意下很快就拟好了斯卢茨基的讣告，然而叶诺夫并不着急。他不准用电报，只许用普通外交邮件的方式发讣告。这样一来，大部份在国外工作的内务部人员收到讣告并得知斯卢茨基的死讯，已是三个星期之后的事了。例如，我收到讣告时，斯卢茨基已死去十二天了。而在这十二天里，我还给他发过好几封电报，居然还得到了由他署名的回电。同讣告一块寄来的，还有一份《真理报》，上面有一篇悼念死者的短文，署名是“一群同志”。显然，无论叶若夫还是他的几位副手，都认为自己没有在文章上署名的必要。
第二十章 军队群龙无首
经过两次莫斯科审判，枪毙了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接着又大规模地清洗了内务部，至此，斯大林掀起的这场恐怖浪潮，似乎应该收场了吧。甚至连最悲观的人也想不到这场浩劫还将继续下去。然而，老谋深算的斯大林总是让人感到意外，连最了解他的人也难以预料他的囊中之计。
一九三七年六月十一日，苏联报刊登出了一篇简短的政府通告。通告上说，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其他七名红军高级将领，因充当间谍为“外国”效劳而被逮捕，并将送交军事法庭。指控他们的另一罪名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蓄谋发动的反苏战争中、使红军遭受失败。次日上午，报上又出现新的官方通告：审判已经结束，全体被告人都被判处枪决，立即执行。同时，通告还提了一句，即军事法庭是由一批高级将领组成的。
这样，六月十二日，苏联人民就知道了：叱咤风云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雅基尔、乌波列维奇、科尔克、普特纳、埃德罗、费尔德曼、普里马科夫等著名将领被枪杀了，而昨天他们还被认为是军队的精华和优秀的战略家。
甚至连全部中央委员和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也万万没有料到，斯大林居然会对这批军事干部开刀。斯大林只是在开始这场屠杀的几天之前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紧急会议，由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做了个关于在红军中揭露出阴谋集团的报告。在这批被指控为希特勒的间谍的高级将领中，有三个是犹太人！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这一指控是何等的荒诞不稽。况且，政治局委员们都清楚，如果图哈切夫斯基及其战友真是希特勒的奸细，就绝不会让伏罗希洛夫来向政治局作报告，因为他本人至少也会因“疏忽大意罪”而被捕入狱。他这个国防人民委员居然招罗了这么大一批间谍和叛徒，并把苏联最重要的几大军区交给他们，岂不是要把国家推向毁灭。
政治局委员们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完全合乎斯大林的“要求”。他们每个人都清楚、稍有一句话不慎，自己散会后就不是回家，而是进监狱。要知道，连他们的私人司机和贴身警卫，都是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亲自安排的。
图哈切夫斯基及其他将领被清洗之后，军队中立即掀起了大逮捕的高潮。他们在职时任命过大批军官，现在，这些人自然都成了被怀疑的人。如果考虑到图恰切夫斯基担任国防部副人民委员多年，那就不难想象出，他曾经任命过多少军事指挥员，签发过多少有关文件。如今，这些军官和有关文件上提到过的人，统统上了黑名单。
在苏联各大军区，每天都有上百名红军指挥员失踪。同他们一块被投入监狱的，还有他们最亲密的副手和似乎被认为是他们的朋友的人。在这场清洗开始后的头几个星期甚至头几个月，还能找到可以顶替这些被捕者的军官。但这些项智者往往到职不久就又被逮捕，他们的位置就很难再找人接替了。
一九三七年夏天，斯大林在军队中恢复了早在国内战争结束时就被列宁废除了的政治委员制度。国内战争中之所以宴为军事指挥它配备政治委员。主要是因为新生红色政权还不能完全信任这些军事指挥官：他们不久前多半都还是沙皇军队中的旧军官。而现在，军官的成份已彻底改变，他们都是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起来并接受军事教育的，斯大林为他们配备政治委员，明显地表现出自己对这些军官的不信任感。更有甚者，斯大林竟用对付敌人的手段来消灭他们。现在已经很难理解，斯大林如此疯狂地清洗红军军官，是由于从来就不信任他们，还是由于他认为不能再继续信任他们。总之，大批军官的被捕，使军事指挥员在部队中的威信急剧下降，相应地，军队中出现了纪律涣散，士气低落的状况，已不能再称为强大的军事力量了。如果希特勒利用这个机会进攻苏联，无疑会大获全胜。
在各个部队党的会议和军人大会上，人们经常提出同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该信任谁呢？”这个问题使那些新上任的政委们无言以对，十分尴尬。他们只好请求中央予以明示，得到的却是挑衅性的答覆：“去信任自己的军事指挥官吧！”
一九三七年八月，清洗红军军官的腥风刮到了西班牙。许多在西班牙共和军总司令部中担任顾问的苏联军官被伏罗希洛夫召回苏联，并未经任何审判就被枪决了。在他们中间，有帮助西班牙政府创建了共和军的旅长科列夫和瓦鲁阿（这是他俩在西班牙的化名），还有苏联坦克旅旅长戈列夫，他是马德里方面军司令的顾问，承担着保卫马德里的全部重任。曾经是伏罗希洛夫的挚友和酒伴的扬·别尔津也被害了，他是西班牙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化名为“格里申”。
有趣的是，戈列夫被捕的前两天，克里姆林宫中还专门举行过隆重的授勋仪式，加里宁亲手给他戴上了一枚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在西班牙内战中的赫赫战功。这一细节说明，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都不清楚谁被列入了黑名单。决定这一名单和其他类似事务的只有两个人——斯大林和叶若夫（后来则是斯大林和贝利亚）。
如果说，斯大林剪除老布尔什维克还有那么一点歪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