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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治病的，分别是三位当时的名医；六十六岁的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列文、名扬莫斯科的卡扎科夫医生。
斯大林和叶若夫决定，将这三个人全部交给内务部，让侦讯人员迫使他们承认：他们是应阴谋集团头子的要求，故意采取了错误的，足以导致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死亡的治疗方案。
叶若夫考虑到，这三位名医都不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他们还没学会把遵守党纪与撒谎骗人辩证地统一起来。他们还坚持着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在他们眼里，“别杀人也别作伪证”的金科玉律，比政治局的任务指示都贵重得多。总之，既然他们确实没杀害过自己的患者，他们就一定会拒绝到法庭上去承认这一罪行。
出于这一顾忌，叶若夫决定先摧毁一个医生的抵抗，然后再利用他的交待去逼迫其他两位就范。
他把突破口选到了普列特尼奥夫教授身上。教授是全苏联最有名的心脏病学专家，国内有不少医院和医疗机构用他的名字命名。为了在所谓侦查工作开始之前就把教授搞得灰溜溜的，叶若夫想出了一条毒计。内务部有一批专门用来勾引外国外交人员上当的色情间谍。叶若夫命令其中一名年轻漂亮的女人以患者的身份去找老教授看病。这女人找过教授一两次后，就无中生有地跑到检察院去告恶状，说三年前，普列特尼奥夫在家里给她看病时，兽性大发，将她按倒在地，用嘴去吮她的奶头。
普列特尼奥夫根本想不到这位女患者与内务部有关，他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得她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败坏他的名誉呢？在对质时，教授试图让女方对这种下流行为作出哪怕一句话的解释，可她只是一口咬定自己的指控。普列特尼奥夫无法，只好写信给那些找他看过病的党政要员，以及那些颇有影响的，他曾救过其子女性命的高干夫人，请求他们出面，帮助查明真相。可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而内务部的人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老教授这些惊慌的举动，活象欣赏一只供他们实验用的家兔在作垂死挣扎。
案件移交到法院，内务部却派了名老手去充当该案的审判长。在法庭上，普列特尼奥夫坚持自己无罪，并引证了自己长达四十多年的无可指摘的医务活动和取得的科学成就。但法庭对这些不感兴趣，坚持认定他有罪，并判处他以长期监禁。过去，苏联报刊从不报导“桃色案件”的详细情节，这一次却为“淫棍普列特尼奥夫”破了例。而且，在一九三七年六月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要刊登来自各地医务部门的严正声明，除了表示要同“苏联医学界败类”普列特尼奥夫划清界限外，还要把这位教授臭骂一顿。许多声明上还有教授的好友和学生的签名，这可正是神通广大的内务部所求之不得的。
普列特尼奥夫绝望了，垮了。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在遭到毒打和侮辱之后。他被转到了内务部侦讯人员手中，等着他的，自然是更悲惨的结局。
除了普列特尼奥夫，另外两位名医——列文和卡扎科夫，也被投入了监狱。前面提过，对文是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专门负责为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成员治病。审判闹剧的导演们的意图，是将他打成亚果达搞“医学谋杀”的主要帮凶，而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卡扎科夫，则应该是列文的同谋。
列文博士已逾古稀之年，膝下儿孙满堂。这点正中叶若夫的下怀，因为可以把其子孙作为人质。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担心子孙的命运，列文决定承认当权者欲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在遭到这一不幸之前，列文作为克里姆林宫“御医”所享有的特权，一直令其同事羡慕不已。他曾给各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人看过病，也曾给斯大林及其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解过疾。而现在，当他成了内务部的阶下囚时，竟没有任何人出手相救。卡扎科夫的患者中，有权有势的大有人在，可是他的处境也同样毫无指望。
据斯大林和叶若夫两人合编的神话说，亚果达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召见这三名医生，然后又一个一个地胁迫他们用错误的治疗方案将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推进坟墓。而这三位名医似乎出于对亚果达的畏惧，只好—一照办。
这一神话是何等荒谬绝伦，只需一个问题就可将其彻底推翻：这些名扬四海的医学权威，怎么会因害怕亚果达而去杀人呢？他们只需把亚果达的这些恶毒念头向自己那些身居高位的患者满咕一声，后者马上就会向斯大林和政府报告。再说，这些医生不仅可以等待患者前来就医，而且可以直接去向政治局检举亚果达的阴谋。例如，普列特尼奥夫就可以去找常来求医的莫洛托夫，而列文，既然上班都在克里姆林宫里，完全可以去找斯大标本人。
在法庭上，公诉人维辛斯基本来十分作难，因为他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这三位医生有罪的证据，而医生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全部指控，可是他们却拼命支持维辛斯基，一个劲儿地承认自己有罪，说自己确实满足了阴谋集团头头们的要求，用某些药物加速了几位德高望重患者的死亡。显然，他们不会作出别的交待，因为他们得到过许诺： 要想保住性命， 就不得否认自己有罪，相反，必须彻底认罪和“真诚悔过”。
就这样，三位医学界的名流，以前从不过问政治的非党群众，被当作了牺牲品，用来修补那漏洞百出的说法，用来向全世界证明：被反党分子暗杀的，并不只基洛夫一人。
在这场虚构的闹剧中，有关谋杀高尔基的一幕，最能体现斯大林这个伪造家的天才。
斯大林特别重视如何把高尔基说成是托一季阴谋集团的暗杀对象，这不仅是为了激起人民对反对派领袖的仇恨，更是为了提高他斯大林的个人威望，他要让人们知道，“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高尔基是他斯大林的好朋友，所以才成了那些被莫斯科审判处以死刑的被告人的不共戴天之敌。
此外，斯大林不仅要把高尔基塑造成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而且还力图把这位名作家说成是他斯大林政治路线的坚强卫士。这一动机，可以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从全部被告人的“供述”里听出来。例如，列文在解释阴谋家们为什么要谋杀高尔基时，引用了亚果达的这样一段话：“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同党的最高领导心心相映，热烈拥护国家现行政策，无比忠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本人。”对这一说法，维辛斯基在起诉演说中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他（指高尔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与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成为他们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
维辛斯基以为，这样就可以用友谊和相互忠诚的纽带把斯大林和列宁、高尔基紧紧地联在一起。可惜，这一纽带并不牢靠，列宁的“遗嘱”就是明证，在那里面，列宁首先就建议免除斯大林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对此，还可以看看列宁那封宣布要与斯大林断绝一切关系的私人信件。因此，企图把斯大林说成是列宁的亲密朋友，不仅是欺世盗名，更是恬不知耻。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友谊”。在法庭上，公诉人、辩护人、以及被告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这可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由于斯大林正迫切需要给人们造成这种假象。经过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斯大林那本身就不太高的威望一落千丈。人民终于看清了斯大林的真面目——一个残忍无情的，全身沾满国家栋梁之材的鲜血的刽子手。斯大林本人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急于利用高尔基的崇高的道德威望来为自己涂脂抹粉一似乎后者与他同心同德，并热烈拥护他的路线。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高尔基就因一贯坚持为受压迫者和反抗沙皇独裁的志士讲话而享有盛誉。革命胜利之初，尽管他与列宁情同手足，私交很深，他仍然敢于抨击列宁， 在自己主办的《新生活报》 上抗议红色恐怖，大声为那些遭受迫害的“旧式人物”辩护。
高尔基在世时，斯大林就一直拉拢他，企图让他成为自己的政治盟友。所有了解高尔基的坚强意志的人，都能想象到这一企图是何等徒劳无望。但斯大林不认为这样，因他从不相信人会有坚强的意志。他常指导海外内务部工作人员，要他们在侦讯工作中立足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不可收买之人，只是每个人的卖价不同而已。
正是基于这种“哲学”，斯大林一直在讨好高尔基。
一九二八年，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这场运动组织得相当艺术。先是由苏联作家协会，接着发动各种团体给旅居意大利的高尔基写信，请他回国帮助提高苏联人民的文化水平。连少先队员和中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孩子们在邀请信中问自己无比热爱的作家：您为什么要住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而不返回苏联，回到衷心爱戴您的俄罗斯人民中来？
好象是迫于群众自发的强烈要求，苏联政府也给高尔基去了信，热情洋溢地请他回国定居。政府甚至还答应，只要高尔基愿意，每年都可以去意大利过冬，一切开销都由国家负责。看来，苏联政府确实十分关心高尔基的利益。
在如此热情的召唤下，高尔基回到了祖国。从他一踏上苏联的国立起，斯大林便开始实施其讨好和拉拢的计划。在莫斯科市内，为高尔基拨了一幢花园洋房，在莫斯科郊外和克里米亚，为他建了两幢豪华别墅。高尔基及其一家的全部生活必需品，都象对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一样，由内务部的专门机关负责保障。为了方便高尔基前往克里米亚和出国，还在铁路上准备了一节经过专门改装的车厢。按照斯大林吩咐，亚果达必须迅速了解并满足高尔基的任何愿望。高尔基的别墅周围，栽满他所喜爱的，专门从国外引进的草木花卉。他吸的香烟，是特地从埃及订购的高级烟。他可以得到任何一本书籍，而不论该书出自哪个国家。高尔基生来就是个谦逊节俭之人，他多次拒绝享用这些特权和奢侈品，可听到的回答却是：全国只有一个马克西姆·高尔基。
政府也实现了自己关于让高尔基会意大利过秋天和冬天的许诺。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他每年都去了那里，随行的还有两名苏联医生，负责在途中对他进行护理。
斯大林不仅关心高尔基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委托亚果达负责对高尔基进行“思想改造”，力图让这位名作家相信：斯大林在建设真正的共产主义，在力所能及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高尔基回国的第一天起，亚果达就在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挠作家同群众的自由接触。当然，作家还是可以会见各工厂或模范国营农场的职工代表，并通过他们考察人民的生活状况，但这些会见都是内务部精心安排的。高尔基每到一个工厂，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同他谈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