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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在前两次莫斯科审判中，全部被告人都异口同声地承认自己有罪，他们不仅不为自己寻找减轻情节，反而争先恐后地承担被指控的主要罪名，这种反常现象，自然会引起西方人士的怀疑，对此，斯大林也意识到了。
斯大林心里明白，外国批评家们抓住了他精心策划的审判闹剧的薄弱环节，也难怪；被告们在表演规定角色时太卖力了，演过了头。现在。斯大林决心要让世界看一看，并非每一个被告人在法庭上都是任人支配的木偶。他选择了克列斯廷斯基作为这种“有头脑的”被告人，因为后者在内务部受审时，最愿意与侦讯人员合作。再说，克列斯廷斯基过去当过司法人员，最善于领会和实现检察长发出的鼓励性暗示，在最适当的时刻进入角色。
众所周知，第三次审判跟前两次一样，首要被告还是托洛茨基，尽管他正在远离审判大厅几千公里的外国。正是为了托洛茨基，斯大林才再次启动了功率强大的造谣机器。在受审中，每个被告人都清楚地感觉到了斯大林对远在天边的托洛茨基的刻骨仇恨和要实施报复的强烈欲望。斯大林对托洛茨基的仇恨，只有他多年来对后者那惊人才华和革命殊勋的忌妒才能相比。
斯大林深知造谣污蔑是一剂烈性毒药，必须严格认真地控制其使用量。刚开始，他只是控告托洛茨基犯了“对农民估计不足”和“不太相信工人阶级的力量”的过错（这多少还有点儿道理）。接着，托洛茨基被指控策划恐怖活动。在第二次莫斯科审判中，托洛茨基的罪名又上升为充当法西斯德国的间谍。现在，将把列宁的最后一批战友送上断头台的第三次审判又要开庭了，必须赶紧发出最新指示，再给托洛茨基戴上一顶“帽子”。诚然，要找一顶比“德国统帅部的间谍和奸细”更加可怕的“帽子”是不那么容易的，但常言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果然，斯大林又找到了新的罪名，并要通过克列斯廷斯基的嘴巴公布于世。斯大林答应克列斯廷斯基，只要他同意“合作”，就免他一死。按照过去的说法，托洛茨基是从一九三五年卖身投靠法西斯德国的，而现在，克列斯廷斯基奉命在法庭上宣布：他本人和托洛茨基一块成为德国统帅部间谍的时间，是一九二一年！
斯大林只顾延长托洛茨基充当外国间谍的“工龄”，却没想到，这样一来反而毁掉了自己精心抱制的所谓“托洛茨基为德国人效劳”的整个神话赖以存在的基本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他为对付外国舆论而提出的这样一个肯定：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领袖之所以要染指如此卑鄙的罪行，主要是想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
然而，一九二一年的时候，根本就不存在托洛茨基要为夺回权力而斗争的可能性，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人试图夺他的权。那个时期的托洛茨基，正处于荣誉和权力的顶峰。他被公认为十月革命的传奇式英雄和红军的统帅，而且，这支军队刚刚才在十几条战线上粉碎了新生红色政权的全部敌人。当时的托洛茨基凭什么要去充当德国间谍？难道，是为了刺探自己手中的情报吗？或者，是为了瓦解他亲手创立打在他指挥下正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红军吗？
克列斯廷斯基不折不扣地讲出了斯大林要讲的一切，但是斯大林却一如既往，并没履行自己的诺言。克列斯廷斯基还是被枪毙了，他的妻子，某儿童医院的院长兼医生，也被逮捕了，而且我想，她也不会逃脱被处死的厄运。至于他的女儿娜塔莎，其命运我就不清楚了。
第二十五章 替罪羊
苏联的大小报刊，每天都要代表沉默的人民，向斯大林同志表达自己的无限热爱和衷心感谢，然而，斯大林却并没因此而产生错觉，他很清楚人民对他的真实态度。内务部的密报告诉他，无论是工人或是集体农庄庄员，都不赞赏他的路线。在密切注视这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时候，他就象一个有经验的司炉，知道在锅炉里气压升得太高， 气压表的指针已要超过红线的关头， 必须抓住放气阀的拉杆。但他“安抚人心”的手段只有一个：把那些“最不安分守己之人”弄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去！
斯大林的无情镇压，确实使人民对他那强大的国家机器产生了恐惧感，却扑灭不了人民心中的不满。而这种不满情绪，正是斯大林独裁政权中最薄弱的一环。
世界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暴君都要千方百计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把自己的罪恶转嫁到他人头上。沙皇政府就曾煽动愚昧的百姓去仇恨“异族人”，把致使俄罗斯人民贫穷落后的罪过硬栽到那些“异族人”头上。希特勒疯狂地虐杀犹太人，也是出于这一缘故。而斯大林也有自己的替罪羊；长期以来，他总要制造各种有关“俄国资产阶级的残渣余孽”的神话，让专家学者们来替他承担经济失败和国家无法摆脱贫困的罪责。
一九二八年和一九三0 年公开审判的“沙赫特案件”和“工业党案件”，就是斯大林企图嫁祸于人所炮制的闹剧。在这两次审判中，一些优秀工程人员和著名学者被迫编造谎言，供认自己是如何按照那些早已流亡国外的资本家和银行家的指令去破坏苏维埃工业建设的。可惜的是，跟后来的一系列审判闹剧一样，斯大林在这两次审判中也运气不佳。例如，在审理“工业党案件”时，一位主要被告，即享有盛名的热工学家拉姆辛，向法庭详细陈述了自己跑到国外去找原俄国大资本家里亚布申斯基和维什涅格拉茨基接受反革命指令的情节。然而，当这一审判的有关材料正式见报之后，西方人士都毫不含糊地指出：在拉姆牵手接受“指令”之时，这两个资本家已经死去多年。
一九三七年以前。斯大林似乎还打算让党内反对派领袖们来替他承担震惊全国的经济衰退和粮食紧缺（这是强行搞农业集体化的后果）的责任。然而，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刚刚结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人尸骨未寒，斯大林就决心把上述责任强加到这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的头上了。
为此，他一改过去官方报刊的宣传方针。人们都还记得，过去，当外国报刊报导苏联出现了大饥荒，工人受剥削和农民造反时，苏联报刊的反应是何等愤怒，不仅痛斥这些报导的作者，骂他们是最无耻的骗子，而且一再证明，在全世界，只有苏联才能让劳动人民享受自由劳动的幸福，苏联人民的福利待遇一年比一年有所改善。
当然，这些自欺欺人的话都是说给外国人听的，因为再高明的宣传，都不可能让长年挨饿的苏联工人和农民们相信，他们的日子一年比一年好。
突然，从一九三七年起，斯大林决定公开承认许多曾被他矢口否认的事实了。他要向人民解释，不是他领导的政府，而是反对派的领袖们造成了经济困难和人民的痛苦。
斯大林知道，这种离奇的神话，如果由他本人或手下的宣传家们散布出来，人民群众多半是不会相信的。可是，如果反对派领袖们能在法庭上亲口承认这些罪责，详细讲述他们如何毁坏大量粮食，如何滥杀牲口，如何造成工业和商业上的混乱，那么，人民恐怕就不得不相信了。
在法庭上交待反对派成员破坏农业生产的任务，交给了两名被告人——米哈伊尔·切尔诺夫和瓦西里·沙朗戈维奇。斯大林之所以选中他们两人，并非出于偶然：切尔诺夫在乌克兰，沙朗戈维奇在白俄罗斯，曾给人民留下了可怕的记忆。奉斯大林立命前往乌克兰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的农业人民委员切尔诺夫。而且，一九二八年，他还根据中央命令，在那里不折不扣地贯彻粮食征收政策，为了夺走农民手中的粮食，甚至使用过武力和暴力。至于沙朗戈维奇，作为原白俄罗斯党中央书记，他也同样用恐怖手段在白俄罗斯农村推行过集体化运动。
这两个人都不是老布尔什维克，也没参加过反对派。他们是国内战争结束之后才入党的，而且同斯大林在列宁死后突击提拔起来的多数干部一样，积极参加过对反对派成员的大规模围剿，而且还颇有“建树”。顺带一提，切尔诺夫还有一段值得他骄傲的历史：同斯大林一样，他也曾在神学学校里念过书。
可见，斯大林的诡计在于：把那些曾替他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的高级助手推上被告席，命令他们去向法庭宣布，他们实际上是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秘密帮凶，他们之所以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土地上为非作歹，完全是由布哈林和李可大唆使的，因为这两个人密令他们煽起农民对斯大林制度的不满。
切尔诺夫在法庭上供认，他和他为同党曾“故意胡乱计划播种面积，想方设法地减少国内可耕地数量，煽动农民的不满情绪捣毁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让致病的杆菌污染大型粮库和粮仓
沙朗戈维奇也同出一辙地供认，他与同党在一九三六年“故意让贫血症大面积地流行，结果弄死了三万匹马”。
在其他领域中，如重工业、轻工业、内外贸易、国家财政等方面，被告们也被强加了许多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破坏活动。总之，审判的结果将向人们表明：国家工业化的一切成果全应归功于斯大林的英明领导，而所有失误和混乱则统统归罪于反对派的猖狂破坏；斯大林是在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而其政敌则在处心积虑地设置障碍，制造混乱，其目的当然是企图煽动人民对斯大林的不满，而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反对派的破坏分子们甚至不惜炸毁矿井，致使大量矿工死亡被告们还同意检察长的这样一项指控：原反对派领袖们一贯认为，“死人能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死的人越多越好”。
所谓反对派成员破坏铁路交通的罪行，被告们在法庭上陈述得更“精彩”。其实，不仅在贫穷落后的国家，即使在经济高度发达，铁路交通的技术和设备相当完善的国家里，交通惨案也时有发生，并经常造成大量的死伤。在苏联，铁路多半还是沙俄时代修建的，设备极其陈旧，却不得不超负荷使用。因此，交通堵塞是家常便饭，列车颠覆更屡见不鲜，简直成了社会的一大灾难。过去，每次发生车祸之后，内务部部进行过调查，揭露和枪毙了许多真正的罪犯和无事者。现在，斯大林却命令内务部去翻箱倒柜，找出过去那些交通事故的材料，择其最严重最可怕的，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抛出来作为反对派成员搞破坏活动的恶果。
然而，站起来向国家交待有关制造交通惨案的罪行的人，并不是制造这些可怕事件的真正罪犯，而是老布尔什维克捷连斯基。在公诉人维辛斯访通过提问进行的暗示和怂恿下，捷连斯基还向法庭交待了自己如何与同伙一块破坏苏联的商业，销毁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和用品的罪行。斯大林意识到，人民一直因长期挨饿而怨声载道，所以，他决定在长期缺乏生活必需品这个要害问题上大作文章，把自己对此应承担的责任推到反对派身。
捷连斯基在法庭上供认，他在担任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合会主任期间，多次制造事端，中断对居民的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