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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难免，不泄为好。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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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功过是非的一些看法１５１
要责备下面，省地县，责任主要由省委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检讨。
７月６日中南组会上，朱总的发言：农民还有私有性一面。供给制、共产风损害很大。食堂在生产上对，消费上吃了大亏。工人还得发工资，供给制是共产，农民就如此愿意共产？食堂自负盈亏，可以存在一部分，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家庭制度要巩固起来，否则，干什么？有了钱就吃光。
原则上回到家庭过日子。食堂要吃好，吃饱，有烧的，这样人心才稳定。
农民想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是关系五亿人口的稳定问题。
食堂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回家好。
陈云多年来对粮食抓得多紧。北戴河一时高兴起来，从粮食多了出发。
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
农轻重安排好。
农民立家立业重要。
对农民私有制要看重些。
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商品规律，生产越来越多。要多搞粮食，变成鸡、鸭、蛋出口，换回东西。
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工业方向要讲。
从北京到浦口的专车上，乔木找我谈过对１９５８年的总看法，认为综合平衡出了问题。他以太阳系运行为例，说行星与太阳之间的关系，轨道运行，都是平衡关系；又说火车、汽车的行驶，也不能离开轨道与公路，否则就会出轨。在火车上，富春主持开了一次工交各部部长的计划会。
会上我多嘴，讲了乔木同我的谈话。刚上山的７月３日夜，乔木又找我谈了一次，陶铸在座（后来富春也来了）。他谈到：共产风是从北戴河刮起来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张春桥参加过郑州会议）
，毛转得较快；毛很欣赏徐水群众那种干劲，有废除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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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他多次提起海瑞，目的却在不要出海瑞。钢铁翻一番的想法，大概是从粮食问题引起的；成都会议有些人受宠，因此发展了迎合之风（指柯庆施等）。乔木怀疑“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说法，认为许多自然现象都是平衡的（又谈到太阳系）
，不能套用矛盾规律。平衡内部即矛盾的两个方面，无矛盾即无所谓平衡。因此，计划工作必须以综合平衡为主。不论如何政治挂帅，必须遵从经济规律，要尊重和懂得前人（包括苏联）的经验。我们也谈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所论战争规律的道理，以为佐证。
７月６日夜，我又在乔木、田家英、吴冷西（还有陈伯达，他们四人住在一处）处作过一次长谈。大家又研究了平衡问题。认为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规律，因此，常受破坏。多少米煮多少饭，人走路也要保持平衡。谈到公社问题之由来，七里坪、碴牙山、徐水成万人去参观，供给制也来源于此。在北戴河提出公社等问题，无人有精神准备。乔木还谈到：报纸一反常规，毛和中央的活动、言论，均要及时报道。
（为什么南宁、成都会议都没有报道？）王稼祥应当受表扬。整风、反右，整得人人都不敢讲真话。都感觉毛常有出尔反尔之事，使人很难伺候。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提法，违反按比例规律；元帅是可以下命令，要绝对服从的。
富春提“运动中求平衡”
，也是遁词，办不到的。
这之后的几天，我还去看过周小舟和周惠。他们谈到湖南情况比邻省要好，原因是３００个小土炉没有点火，没有搞吃饭不要钱，注意到粮食问题等。
１９５８年韶山吃偏饭，也只增产１４％。小舟特别谈到他同彭总的交谈（上庐山之前，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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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过湖南）
，议论了主席。彭说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小舟的话是：二公（刘）不便讲，三公（周）和朱总不能讲，陈和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
主席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不愿转弯或回头。我们当时都感觉会议还有压力，缺点、问题还不敢彻底暴露，大家还不能畅所欲言。其间周小舟同乔木也有接触和交谈。
７月１１日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对形势看法不一致，即不能团结。龙云说我们人心丧尽，天安门工程如秦始皇修万里长城。党内天津局、科长议论，“得不偿失”。上海一党委书记否认大跃进，辩论之后，杀头也不承认。对这些同志要讲清道理。
去年四件事：钢翻番；基建１９００多项；粮食翻番；办公社。缺乏综合平衡，引起各方不满，缺点都承认。有人从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多快好省不会错。有这么些中国人，认为美国一切都好，连月亮也好。如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被打成右派）就是一个。但他的诗（指黄万里填的一首词《贺新郎》，是歌颂百花齐放的。）还想读。通过合作化、公社化、农业总增产了，苏联则否。没哪个将军不打败仗，三仗一败二胜，就有威信。对去年一些缺点错误要承认，一个、最多三个指头，彭老总说一个多一点（可见此时对彭毫无戒心）
，成绩还是主要的。公社要整顿。对干部要有分析。北戴河被动，特别是四大指标不公布为好。郑州—武昌—郑州—上海—庐山，这几次会议，逐渐认识客观实际，腰杆才硬。像打仗一样，有缴获，有损失，有所得有所失，总不能说得不偿失。斯大林讲过：客观规律，人们适应时不感觉，破坏时才感觉。去年破坏一部分规律，才有了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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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经验从成功、失败两方面来；打仗的经验既从胜仗，也从败仗来；建设亦如此。要接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产。
我们要快一点，要找正确道路。
发现缺点快，纠正也快。苏联长短腿几十年未解决。我们有两条腿，五个并举。
张奚若说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陈铭枢说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轻视古典，喜怒无常。偏听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斗争，总得偏一边。
北戴河以来的一年，有些事搞得不好，但总是抓了工业了，自己负了责任。可能有主观主义，但总比不搞好。一年实践，取得这么多经验。不像过去只听训、走过场、签字。
毛泽东找我们两次谈话
７月１１日夜，毛找周小舟、周惠和我三人去谈话。
毛说，１９５８年有些事他有责任，提倡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峰）
，也有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个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一样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
（讲完这句话之后，我们哄堂大笑，毛本人也大笑了一阵。）关于钢翻一番，不料王鹤寿当成了法律，登报则是一波和乔木建议。又批评王鹤寿１９５８年只搞“两小无猜”——小高炉、小转炉，把别的忘了，本末倒置。
（谈完话之后，我找鹤寿谈了，动员他在小组会作了检查。）
关于农业高指标的由来，我问为什么就相信亩产万斤。毛说他受了钱学森一篇文章的影响，钱说太阳能只要多利用一点点，即可亩产万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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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说１９５８年粮食是否增产了三成，他还怀疑，从而讲了填平补齐的道理：增产、减产与低产一拉平，增产三成很不容易。谈到他自己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下半夜互相打架。小舟于是讲，高指标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这句话毛也听进去了。我们谈到陈云管理经济历来稳重，还是由陈出来主管为好。毛同意让陈当总指挥，说陈有长处，也有短处，重复谈了上海会议时对陈的称赞。由此又谈到曹操打袁绍，失败之后想念郭嘉的故事，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又谈起自己４０岁以前肝火大，总觉正义在自己手中，现在也还有肝火。说毛泽覃在江西时，有次他大发脾气（或者是要动手打人）
，毛泽覃说：“共产党又不是毛氏宗祠。”为此我们又笑了一阵。关于公社问题，毛说：“在七里营，记者问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谁知就登上报了：‘人民公社好’。”我们认为会议还有压力，许多问题并没有彻底揭出来，应当进一步摆开谈。关于讲假话的问题，毛说，转告大家，也不要那么沉重。说去年是几件事挤在一起了，“郑州会议后，我开始右倾。打麻将１３张牌，基本靠手气”
（意指客观规律不易弄清）。
我们又说到１９５８年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大发展的一年（这句话也带点影射味道）
；反对“以钢为纲”
，“三大元帅”的口号，说这些口号不科学。毛当即同意以后可以不提这些口号了。
我将当年第９期《宣教动态》送上，请他翻翻。这一期辑录了一些斯大林的语录：如果社会主义发生经济失调，其危机会比资本主义国家更严重等等。
谈完话出来之后，小舟比较得意，将“国乱思良将”这些话传了出去，并说自己这次把话讲完了。这当然引起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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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
的议论和谋划对策。
我将全部谈话情况同田家英谈了，没同其他人谈。这时我们的共同感觉是：毛的思路还比较偏在我们这一方面。因此我鼓励田将罗世发的材料送上去。田在四川蹲点（田是四川人）刚回来，在下面饿过肚子。过分密植，农民反对，为此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他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过去罗的高产都是上面压，虚报的。田领导的工作组专门写了一份调查材料。田同我谈的事情很多。说有些问题书记处常让乔木去反映。有次他和谭老板在毛处谈话，毛拍桌而起：“就只陈云能管经济，我就不能管！”他怕毛再激动下去，就促谭一起离开了。田过去同我讲得多的是关于毛任性。有时一些想法（思路或意见）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别人写检讨。反右之前，为鼓励鸣放，毛当时批发一个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中）
，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鸣放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举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即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并非个别。关于废除家庭的想法，这都属于胡思乱想，我们都感到忧虑、不安。这也是朱总在小组会上反复讲要巩固家庭的原因。在庐山时，关于１９５８年的问题，我同田谈的最多。田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
我们都认为主席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从事理论著作为好。
彭总的信是７月１４日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