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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与不平衡是对立的统一，二者互不可分。平衡反映一种事物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质的稳定性，否认相对静止和相对平衡，事物就不能存在和发展。生命运动，天体运动，无不如此，都必须保持平衡，都是平衡中的不断运动。
社会经济活动也是如此。不同地区、部门、企业、企业内部之间，都互为条件相互制约，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同其他部分脱离和独立发展，都必须平衡地发展。马克思把经济发展中的平衡称之为“经常趋势”
、甚至“自然规律”。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平衡，不是不平衡，必须力求经常达到平衡，否则经济活动就会不正常乃至遭到破坏。对待平衡与不平衡矛盾，毛泽东认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①把“不平衡是绝对的”这一哲学概念绝对化，以此来说明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是不平衡的，这是对辩证法的一种曲解。经济活动的规律总是从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循环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如新技术、新产业等不断产生，旧的平衡不断突破，自要求建立新的平衡，否则国民经济就不能正常发展，甚至会遭到破坏。不顾客观实际，人为地破
①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１９５８年１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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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国民经济的平衡关系，只能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大跃进”的深刻教训。在“大跃进”时期，就曾以“不平衡是绝对的规律”作为指导思想，主观造出所谓积极平衡与消极平衡，把留有缺口的平衡说成是积极的平衡，以为缺口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大鼓干劲。于是，一时放弃了计划工作中的综合平衡。
在８０年代以前，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多次大起大落，都同这种人为地破坏平衡规律有密切关系，都同处理发展速度、各种比例关系（农轻重、积累与消费、生产、基建与生活等）中没有保持好平衡有密切关系。商品经济的不平衡，靠价值规律（市场）来调节，计划经济也不能违反这个规律。
在破与立和乱与治的关系上，毛泽东强调：“不破不立。
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从而引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一说。不仅用这种思想指导”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也以此指导”大跃进“这样的经济活动。而且，不论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乃至生活各方面，统统持这种观点。总之，一切都处在”不断革命“的过程中，”斗则进，不斗则退“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这些形而上学哲学思维，确使毛泽东特别重视社会各个方面的不断变动、不断革命和不断斗争，使得整个社会经常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中。
过去老百姓常说，“共产党吃不得几天饱饭，又要折腾了。”就是这个意思。
３。
关于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
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２０周年的讲话中曾说：“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知识青年们开始发起的。”
这句话（及其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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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段话）在后来出版的《毛选》中删去了。可以说，全国解放以后，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看法，逐渐同两个概念联在一起，一是资产阶级，一是“右倾”。
５０年代曾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如对电影《武训传》，对陶行知、胡适、梁漱溟、马寅初，对《红楼梦研究》，对“胡风集团”的批判等等。
三大改造完成之后，对知识分子政策一度出现转机。
为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适应工农业更快发展的需要，１９５６年１月，党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和科学技术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密切关系，认为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都有赖于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第一次提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尖锐地指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主要错误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的巨大进步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作用；还具体谈到对知识分子应当信任、支持，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和提高他们的待遇等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最后一天讲话，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
同年３月，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集中优秀科学家２００多人，经过半年努力，制定了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７年的１２年科学远景发展规划。同年５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
，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的“双百方针”
，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一时有“春天来了”之感。八大期间，他还说过，将来中央委员会要有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可惜好景不常。
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开始，对中国知识分子原来的正确判断立即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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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动摇，整个知识界终于伤筋动骨。
１９５７年３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的讲话妙语如珠，听者振奋。但到１９６３年正式发表时却断言：“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①可见，从世界观这种抽象思维来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得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不合实际也不合逻辑的看法，毛泽东是由来已久的。他看重知识分子又不放心知识分子，于是只有以频繁的政治运动作为最有效的教育、改造手段，实际上以此代替了向科学进军。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１３日，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新的革命内容，要找到新的形式，“整风找出了一种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
②用这种形式“可以避免出波匈事件”。这种办法随之同“大跃进”纠缠在一起，于是不断反右倾，反保守，拔白旗，批白专道路。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１９６２年３月，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又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继１９５６年的报告，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作了新的说明，并嘱陈毅讲话时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这就是有名的“脱帽加冕”礼。可是又好景不常。随后９月召开的八届十中
①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０９页。
②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４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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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毛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１９６３年开展的对修正主义的公开批判，加剧了对待知识、文化和知识分子问题上愈来愈严重的“左”的错误，突出表现在对文艺和教育的估计上。
１９６３、１９６４年相继作出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对解放后的教育制度质疑，提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号召“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于是批文艺“黑八论”
，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浪潮迭起。从批《武训传》开始，一直到打开“文化大革命”缺口的批《海瑞罢官》，这种一以贯之的文化批判，实际是为政治批判揭开序幕。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才公开宣称：这“实质上是一场政治大革命”
，为了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前进，必须进行这场“社会主义的”政治大革命，以“扫除一切牛鬼蛇神”。当“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千百万群众“奋起”
，许多群众创造的“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之时，毛泽东似乎越来越鄙薄知识和知识分子了。他曾多次讲到这一类的话：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专家往往是落后的、没有学问的、无创造性的；对科学技术要信又不信，要打破对科学技术的神秘观念，破除对专家教授的迷信，等等。他常借古喻今，以贬低知识和读书人。如说：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后到了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作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一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毛泽东一生都关心农民和关注农民问题。他只讲过一句“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
，这也是就农业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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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难而言，但他并未采取过实际步骤。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养，而是发扬平均主义、唯上命是从的品质。他对农民的革命性总是估计过高。一直鼓励知识分子甚至工人、干部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种“劳动化”
，才有助于洗心革面，脱胎换骨，改造世界观。他对知识及其载体知识分子，都打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认为知识分子不劳动化，思想感情就不能同工农打成一片，遇事就不能站稳立场。
“大跃进”初期，他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文革”中更是让知识青年统统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识分子确实有一个接受劳动锻炼的问题。
从当时的提法看，所谓劳动主要是指体力劳动，一般并不把脑力劳动包括在内。干部参加劳动的制度，是过去战争年代的好传统。但凡事过犹不及，问题是如何结合今天的实际予以贯彻。如果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倒置，认为唯有体力劳动最为可贵，只有体力劳动创造价值，这就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且是相对立的了。
对中国知识分子属性的分析，毛泽东晚年更是走向极端。
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如前所述，他仍然坚持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１９５８年，他评断国内阶级情况时所作分析的结论是：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其中，第二个剥削阶级就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他始终将知识分子视为异己的力量，视为所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彻底革命的对象。因此，全国解放以后，频繁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从党内到党外，从老一代到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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