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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的胜利，也促进了通江南江工作的推行。新成立的通江临时县政府的威望，一天高
似一天，颁布了一些布告，规划出许多应兴应革的事项，例如规定要重新编组地方武装，全
县人民应将所藏枪枝，送交县政府统筹办理。全县各区乡无论远近，均毫无隐瞒的将枪枝（多
数是破旧的）送来了，为数有一千余条，足证县政府的命令已能推行全县，这是过去军阀政
府所不易做到的。
凡此一切，都是根据入川纲领逐步实施，通南巴三县的面目，为之一新。当中共中央来
电，解决反对入川纲领，我们的努力，成为昙花一现，不得不仍走苏维埃的老路。从此，川
北也成了苏维埃区域了。
① 田颂尧系四川许多军阀头子之一，两河口一带即系他的防地。
② 四川人通用的一种轿子称为“滑竿”。
③ 两河口距通江县城为二百八十华里。
④ 这是四川本地小旅馆所共同使用的招牌。
⑤ 三台离通江约四百八十里，闾中在三台与通江之间，离通江月三百华里，巴中是在？中与通江之间，
离通江约一百二十华里。
⑥ 当时西川县长兼理司法。无论明刑案件，非讼事件以及催缴捐税等行政，都由县政府处理，民间俗
语统称之为“打官司”，这比法律上所谓诉讼行为的含义，更为广泛。
⑦ 红军政治部在某地域初解放时，原有代行地方政府职权的权利，所以临时县政府的人选，例由政治
部提名。
第三章 关于苏维埃的争执
中共中央对于红四方面军的脱离鄂豫皖区，西行到川北，甚表不满，认为是右倾的逃跑
主义。它获知我们的入川纲领之后，竟来了一个哀的美敦式电报，要求我们立即改正，仍用
苏维埃政府制度和一贯的既定政策。
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无线电的通报，原是极为稀少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不敢信赖我们
的密码。我在上面已经说过，湘鄂西苏区时曾失落了我们原有的密码本，后来经过一些努力，
仍不敢相信续订的密码的可靠性。最后我们不得已才由双方的报务员，利用电台通话，订定
了一个新的密码本，但这是否已为敌方偷听去，则无把握。因此，我们与中共中央之间，一
向不敢在无线电中涉及有关机密要事。
我们离开鄂豫皖西行，中共中央事先是毫不知道的。他们似是因为不知道我们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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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三册
对我们的行动颇感焦虑。最先是告诉我们一些敌情，等到我们到达豫西南一带的时候，就转
而反对我们向西退却的指示。等我们越过秦岭进到关中时，中央来电的语气就更加严重了，
甚至说“如果你们再继续向西逃跑，那我们就公开反对了”。
我们接到这个严重警告之后，曾详细加以研究，仍不敢将我们的行动计划据实电告，仅
以“正在寻觅新的根据地”的含糊语句作答，以免泄露军机。事实上，我们也只能根据所处
环境，决定我们的行动。
我们越过巴山进入川北时，曾电告中共中央，准备就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中央复电告诉
我们所用密码可以信赖，除机密军情外，要我们尽量电告情况。我们也就遵照指示做了。
到达通江后一个多星期，我发长电与中共中央商讨政策问题。首先报告入川纲领的原文，
接着指出这个纲领是根据我们的实际经验而作的，试行以来，极适合于像川北这样的地区，
相信在全国范围内也有很大的适应性。
正当我们与罗泽洲师作战的时候，中央的复电到了。
内容是：不能以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代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的土地
革命政策，更不能有建立人民政府的幻想，并进而指斥我们，这样做会助长向西逃跑的失败
情绪，形成对苏维埃极为有害的取消主义。中央要求我们立即扯起苏维埃的旗帜，实行分配
土地。至于废除苛捐杂税、反对防区制度和禁烟等，只能当作附属的条款。最后并严重警告，
如果我们能改正这个错误政策，中央仍信任张国焘同志为中央全权代表，在没有建立中央分
局以前，代表中央指导党政军三方面工作。否则，中央将考虑撤换领导的必要措施。
中共中央这个电令，虽不完全出乎我们的意外，但这当时确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在
川北立足未稳，前途困难重重，加之我们西行以来，红四方面军内部也酝酿了一些不同的意
见，这些不同的意见，又与中共中央这次电令息息相关，因而更增加了我们处理上的困难。
红四方面军西进到达川北，事先并没有预定的计划，而是根据实际的需要，由我们少数
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和我——临时决断，一步一步走到这一境地的。一般高级干部不
仅没有机会参预决策，甚至不能完全明了决策的底蕴，大多数同志不赞成远离鄂豫皖苏区，
他们宥于“坚决保卫鄂豫皖苏区”的口号，就不免多少忽视实际的困难。对于我们某些不得
已的行动，往往不能完全谅解。
我军越过京汉铁路西进的时候，政治部的口号仍是强调在鄂豫皖区外围消灭敌人。有些
政治工作干部，总以为我军在鄂北一带兜圈子，目标仍是指向鄂豫皖区。等到他们知道我军
行动的箭头指向西面，就开始有所疑虑。他们纷纷议论，向西是没有前途的，远离了全国的
其他苏区。这些见解与中央的指斥如出一辙。
在军事策略上，同志们也发生了或左或右的不同见解。有的低估了敌军的力量和他们追
击我军的决心，反对向西急退。他们批评我们军事策略是“逃跑”，是“避战”，认为这会将红
四方面军拖垮。与其拖垮，不如与敌军孤注一掷的决战。有的同志又高估了敌人的力量和决
心。他们责备我们没有采取更迅速的脱离敌人的步骤，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真能向西急退，
不利于我军的枣阳战役是可以避免的。
这些反对意见，终于汇集起来，形成不满现有领导的反对派。我军进到汉中的西乡时，
政治部的主持者张琴秋、傅钟，曾约集受过处罚的曾钟圣、邝继勋和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等
十余人举行会议，检讨西行的得失。在会议上，张琴秋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向西逃跑的两次电
令，他们表示对现有领导不满，要求从速召集军事委员会会议。
张琴秋向我申述他们的意见，她和某些同志不赞成西进，认为他们的意见与中央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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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合。对于军事策略，他们也有种种批评。她承认，这些同志有过几次商讨，但未组成反
对派。反对者的意见也并不完全一致。在张琴秋看来，著名的立三路线人物曾钟圣的军事见
解，采取右的立场与她的见解正好相反。她也不能信任屡犯错误的邝继勋，事实上她也不重
视他的意见。只是为了借重他们的军事知识，才找他们参加商谈的。他们活动的目的，并不
是要打击现有领导的威信，更没有推翻现有领导的企图，只是主张恢复军委会和高级干部会
议，俾多数人都能参预决策。
我们翻过巴山，开始建立新根据地的时候，张琴秋等的反对意见，便消沉下来。我们共
同为开展新局面而努力，没有功夫去检讨过去。但这些持不同见解的政工人员，对川北新根
据地的建立，或多或少仍缺乏信心。他们觉得川北时偏僻的地方，即使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
也无法配合各苏区的行动，更不能打击蒋介石的要害。这个鸦片世界，也使他们觉得太落后
了，对党对红军的发展，都困难重重。
要求我的同志们，对于建立川北新根据地有足够的决心和信念，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川
北人民热烈拥护红军，禁烟运动展开得如火如荼，我的积极号召，这些都不能完全廓清他们
的疑虑心理。在川北建立根据地的条件确是不够充分，同志们举出许许多多这样那样的困难，
有些困难确是影响深重，无法克服。但问题的中心是我们已势逼处此，并无任何其他选择。
例如，军火的补给问题，就使我们大为忧虑。我们只能靠缴获敌军枪弹来补充，但四川
军队的枪弹多系土制，效力不高（四川军阀由民间搜刮来的钱财，往往拿去向外国或长江下
游购买军火，但又为蒋介石或其他军阀在中途扣留，因而他们的枪弹，多系土制）。我军在川
北作战所消耗的弹药，大多是从蒋介石部队缴获来的，比较优良，在四川缴来的，则多系次
货。四川军阀作战的特点，也带有游击性质，胜利便蜂拥而上，败北则一溜烟的跑掉了。要
想大批缴获他们的武器，不是很容易的事。我们觉得红军在川北行动，不易解决军火的补充，
而且会使红军装备转弱而影响战斗力。
我们当时致力于统一内部意志，策划对田松尧的作战，实施建立根据地的各项步骤。中
共中央这个电令的到来，立刻使我们进退失据。我们原应在新克服的巴中区多所努力，但不
得不为了基本政策问题，匆匆从前线返回通江，召开会议。这此重要的高级干部会议，有些
同志因军情紧急，不能赶来参加，到会的除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外，只有张琴秋傅钟刘琪周纯
全等十余人。
在这次会议上，我首先将中央的历次来电，交大家传阅，接着就发表了一篇答辩式的报
告。首先检讨红四方面军，不能在鄂豫皖苏区立足，必须向西转动的种种原因和经过。我指
出，我党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红四方面军，仍不能迅速壮大起来，抗击敌军远为优势的
压力，正好说明蔡申熙和我经过长期周密计划的西进策略，目的是为了保存最大实力，在较
边远地区获得时间和地盘以图振兴。我说明反四次围剿的经过，指出柳林河夜战是必要的和
适切的，如果不是那次战役给敌军以沉重打击，红四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苏区将有更多的阻碍。
如果我军在鄂豫皖区，内外分散打游击，或改采其他战略，也许我军的处境比现在还要坏些。
我说到河口战役虽然伤亡重大，但成功的冲出了包围圈。对于枣阳吴家集战役，我承认是可
以而且应当避免的，但结果激战两天，伤亡两千，其恶果甚至影响到我军以后的行动。应当
严肃自承是自己犯了实际军事指导的错误，用人不当而“失街亭”。邝继勋不遵守命令，也应
当受到纪律的追查。但我不赞成某些同志认为西进是逃跑主义的说法，我再三说明我军不能
在陕豫鄂边境地区立足的原因，并说，指责我军为逃跑主义者，不仅不和事实，而且抹杀了
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奋斗的精神。我力证在川北止步是较好的选择。
对过去的军事行动，作了必要的说明和答辩后，我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