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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二八年夏，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重选张先生为中央委员和中央
政治局委员，并被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曾在莫斯科停留两年半之久。
一九三一年春，张先生回国，对挽救当时中共的严重危机有过很大的贡献。那时中共的
工作转移到苏维埃区，张先生被任为中共鄂豫皖区中央分局的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又
被任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一九三二年，由他所统率的红四方面军转移到川北地区，
张先生被任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即他所到之地，中
共党政军各地组织均归他领导。
一九三五年，张先生所统率的第四方面军，与毛泽东所统率的第一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
合后，因政见不同，引起分裂。一九三六年，张先生又与毛泽东在陕北会合。那时张先生虽
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但因受到排斥，意态消极。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张
先生凛于共赴国难的大义，勉强担任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职务。但他终因形势日非，在无可
奈何之中，于一九三八年四月离开延安。
抗日战争期间，张先生曾任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表示与国人一致抗日之至诚。此后张
先生对国内外政争，日益置身事外。拿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激进思想与爱国热忱，一如
往昔，但愿远离这种或那种独裁专政。”张国焘先生饱经沧桑，以近七旬之年，安贫乐道，
昔日恩怨得失，早已无意计较。他常说：“在中国舞台上，我以往是个演员，现在仅是个观
众，总希望能少看到些悲剧才好。”
一九六六年二月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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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一册
编辑者注：
杨子烈（1902。12。9…1994。3。27），女，出生在湖北枣阳县一个书香世家。1918年夏，杨
子烈进入位于武昌黄土坡（即现在的首义路）的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受到陈潭秋等
的教育，秘密阅读了大量革命书刊，逐步成长为自觉革命者。来自黄陂的陈碧兰（彭述之夫
人）、来自应山的庄有义（陆沉夫人）、来自汉阳的徐全直（陈潭秋夫人）、来自武汉的夏之
栩（赵世炎夫人）为同班同学，并同时在 1922 年 4 月由林育南和刘昌群等介绍加入了社会
主义青年团，一同在 1922年 10月由陈潭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民国 11年（1922年）秋，
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陈碧兰、庄有义等在女师掀起了一场震撼湖北的学潮。1923年 2
月杨子烈进入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同时在北京一所艺术专门学校学习。在北京期间与张
国焘相识，1924 年 2 月与张国焘结婚。曾两次赴莫斯科深造，从此就成为早期中共妇女运
动活跃人物。1931 年春张国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杨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从事地下
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组织遭国民党破坏后，杨子烈失去了组织联系，她先返乡避乱，
又重返上海学产科，直到国共合作实现后才经南京八路军办事处介绍，带着儿子辗转来到延
安。杨子烈归队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组部恢复她的党籍，尽管杨子烈是中共老干部，
她的丈夫张国焘此时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边区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组部还是要调查她与
组织失去联系后的种种表现，同时要在工作中考验她。
杨子烈被分配到边区政府做政治教员，她还义务在边区的中央医院做产科医师。尽管杨
子烈工作热情积极，受到院长傅连璋的高度评价，但她的党籍仍未能恢复。蔡畅当时和她丈
夫李富春都在中组部工作，参加了对杨子烈脱党后一段历史的审查，虽然蔡畅与杨子烈是相
识十多年的熟人，对杨子烈的过往历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决她的党籍问题。直到 I938
年6月，毛泽东批准杨子烈携子离开延安，前往武汉投奔张国焘时，她的党籍一直未能恢复。
据杨子烈生前回忆，她初到延安时，还看不出毛张之间有什么严重的冲突，当时毛还请
张夫妇吃了一顿饭。毛笑说：“国民党有一对张杨（指张学良和杨虎城），我们共产党也有一
对张杨（指张国焘与杨子烈）”。后来张夫人离开延安时，毛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
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张国焘夫妇 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来到加拿大多伦多。
杨子烈与张国焘育有三子张海威、张湘楚、张渝川，三位皆在美国与加拿大发展事业。
一篇文章透露说，经周恩来总理特批，张湘楚 50年代在广州中山医学院学医。1968年张国
焘夫妇来到多伦多时，长子张海威在加拿大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美国纽约当医生，
三儿子张渝川在加拿大多伦多当工程师。
1994 年，在张国焘去世 15 年后，杨子烈以 92 岁高龄故去，二人合葬于多伦多松山墓
园。
杨子烈著有《往事如烟》一书，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1970年由香港中国问
题研究中心编辑，自联出版社印行。
第一篇 生长于革命动乱之中
第一章 洪江会造反
一九○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原是很安静的上栗市（江西省萍乡县
北乡），突然惊慌起来。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播了开来。从四乡来赶集的农民们忙着收拾了买
卖，急步离开这个热闹的市场。住在镇上的妇女和小孩们特别慌乱，纷纷向外逃避。店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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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陆续关上店门，收藏起货物。约摸下午五时，各街道入口处的木栅门（可以说是轻便的
城门）都关上了，市镇和四乡的交通就这样断绝了。更夫忙着通告各商店住户谨防火灾。
我那时才九岁，在这市内一所私塾里读书，自然对这乡村社会里层所发生的事故是茫无
所知的。这间私塾是我父亲的朋友廖石溪先生所主办，共有十几名学生，包括廖先生自己的
儿子和他的一些亲朋的子弟，其中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七岁，都寄住在这私塾里。那天恐慌
到来的时候，恰恰廖先生因事下乡去了；我们正在依照他的吩咐，自行温习功课。在这当儿，
几个年长的同学好奇的跑到外面去看热闹；多数同学先后由他们的亲属赶来领走了。只有我
和几个家居较远的同学仍滞留在塾里，不知如何是好。
镇上木栅门关闭以后，我那年轻的四叔，他是这私塾里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匆匆从街
上跑回塾里；引着我和两个姓文的小学生，沿街走到一个豆腐店里；把我们从豆腐店后面窗
口吊下去，指点我们越过小河，循着隔河的大路走向文家。他并且叮嘱我们说：“快走吧！
千万莫在路上耽搁，天快黑了！”他瞧着我们涉水渡过这条宽而浅的小河后，他的影子也就
消失在那窗户的后面了。
我们三个小孩子一路走去，并未遇着阻拦，沿途也有些来往的行人，空着手和挑着东西
的都有，静悄悄的匆忙走过。我们走到约五里路的地方，到了文家所开设的一间小杂货铺，
这里离文家尚有一里多路，那店铺里的管店先生认为风声很紧，不可走夜路，而他又因店铺
无人看守，无法抽身护送我们；因此留我们在店里吃饭过夜，我们也就答应了。
大约是半夜的时候，突然来了一些身背马刀喝醉了酒的大汉，把我们从床上抱起来放在
店铺的柜台上。我们从梦中惊醒，看见他们抽出刀来，吓唬我们。有的说：“杀掉这三个小
孩祭旗吧！”有的说：“试试刀也好呀！”那位管店先生却急于为我们解脱，请求他们让小孩
们好好去睡觉；并邀请他们喝酒吃东西，原来那管店先生和那些大汉竟是同党，他的话因而
发生了效力。那些大汉闹了一阵，后来也就离此他往了。我们三个小孩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回到卧室去，惊慌减少下来，重入睡乡。
次日清晨我们醒来，看见店门大开，管店先生已不见了，店内的布匹、食物、草鞋等货
物都没有了。我们三人再走出店外一看，大队农民队伍，穿着形形色色的短衫裤，正由大路
上成单行的稀稀疏疏的走过。他们手上拿着长枪、鸟枪、锄头、大刀、马刀、木棍、锅盖等
等武器，却看不见旗帜，也没有什么叫喊。在这种肃静气氛中，并没有显现出造反的热情。
我们三个小孩站在路旁观看，也没有人理睬我们，不一会我们看厌了，才循着一条去文家的
岔路继续我们的行程。
我们到达文家大屋，发觉屋内已空无一人。我们到处搜寻，直到我们跑到屋后的山边，
高声叫喊，才看见一个人从山上树林里踱了过来，把我们带往山林深处，我们就在那里与文
家的大人们会见。文家父兄都急于问我们怎么这个时候跑回家来，市镇上和大路上发生了甚
么事情。我们把经过情形都一一告诉他们。他们则说由于得到消息太迟，来不及去接小学生
回家，又说了一些他们忙于逃避的情形。文家和我家虽是世交，但我还是惦念着家里。他们
对我备加安慰，说到我家远在二十里外，不能回去，就近在这里安身，那就像回到自己家里
一样。
我在文家住了约十天光景，头几天曾有小股“会匪”光临过他家，虽没有发生严重的抢
劫，但是文家的人已如惊弓之鸟；带着我一齐躲避在山上，蜗居在山窝里临时支起的帐蓬里
面。后来风声缓和下来，我和文家的老少妇女们又悄悄的回到他们的家里住了三四晚。在这
段期间，文家大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当前这件造反的事情上，也有一些乡邻戚族们来
回报告有关的消息。他们所谈论的无非是那些人参加了“会匪”造反队伍如何集结行进以及
怎样遭受失败等类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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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家的大人们获得消息，确知他们曾经信托过的那位管店先生竟是洪江会的一个百总，
更显得惶惶然，这大概是怕牵连到他家的原故。他们曾有过这样的猜测：“管店先生也许是
为了避免地方上歹徒们的罗唆，才加入帮会，以期获得庇荫。”当他们听见邻近的乡人们有
些随着造反队伍出发，往往会提出某一个名字说为什么这个安份守己的人也造起反来了。文
家这个乡绅人家，不用说对于造反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竟有这许多乡人都卷了进去，实在使
他们大惑不解。
经过了这场风暴，我的小心灵中开始印上了许多新奇的情景；知道了这就是所谓“洪江
会造反”，而且也模模糊糊的了解了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