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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元以下，等于一个穷苦工人的收益。大家认为我们应尽量发挥刻苦的精神，关于生活费
一点，应超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巴黎公社以来，薪给数额任何最低规定的前例。这种生
活费数额较之当时党员在社会上所任职业的收入，自然低得很多，大致约为一与十之比。我
们并不以为这是有意在生活上开倒车，我们主张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应该同工同酬，没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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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区别，现在这样规定，也不是暗示中国人自安于苦力的地位。我们的用意是要一般党员
更接近劳苦大众的生活；而且个人生活消耗少些，直接用于工作的费用就会增加起来。我们
不依职位的高低，只按个人生活的需要，来定生活费的多寡。这在一般领取这种最低生活的
同志方面来说，应引以为荣，因为这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宝贵的精神的表现。在党的方面说
来，不论党员领取生活费与否，还应注意一般同志一些意外的需要，如遇疾病损伤或被捕等
事件发生，党应予以积极的照顾等等。
这篇大文章在国际共产运动史上，似是少见的；在中国政党史上更是创举；这可说是由
于我们发生争论而得到的意外收获。这也是陈独秀先生的另一重要贡献，而为我和李达所共
同致力过的。我们这个决定及其附带条件的解释，曾以中央的通告—书面的和口头的—传达
给全党同志并获得一致的赞成，从此再没有发生过“为甚么要有生活费”以及“为甚么有人
领取有人不能领取”等等问题了。一般同志也再没有甚么“雇佣革命”的说法。后来我们虽
常遇到“卢布党”的讥讽，但事实如此，同志们只觉得可笑罢了。而且从此中央处理经费问
题有了一个不移的原则：即经费用于发展事业之所必需。并且要经常留一笔相当大的经费为
紧急工作和意外事件之用。这与中国其他政党或机构不合理支配经费的传统作风大有区别
（如庞大的行政开支），而且也许是中共以后从未因经费问题发生重大争执和能迅速发履的
原因之一。
会后不两天，陈独秀先生与马林作首次会晤。他们两人似都饱受折磨，也各自增加了对
事势的了解，好像梁山泊上的好汉“不打不成相识”，他们交换意见，气氛显得十分和谐。
马林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负责领导，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他只与中共最高负责人保持经
常接触，商谈一般政策而已。陈先生表示中共拥护共产国际，对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议自应
尊重。他们这种相互谅解弥补了过去争执的痕迹，使在座的我为之额手称庆。
他们从此经常见面，毫无隔阂地商讨各项问题。中共中央计划也按时送交马林一份，马
林似从未提出过异议。关于政策方面，陈独秀先生也经常将马林的意见向中央会议报青。他
们并且具体规定了接受共产国际补助经费的办法；此后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便成了
经常性质了①。
从此我摆脱了与马林接触的任务。后来彼此虽也常见面，但讨论政策问题时总是由陈先
生约集，至于单独见面，则多是谈谈有关工运的个别问题而已。此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已建立
起来，行政事务都由陈先生主办，我也不再过问了。
这样，近两个月的时间，中共创立所遇到的一切困难，算是一一克服，走上了正常工作
的途径。
一九二一年九月初，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计划决定之后，它的机构也正式建立起来了。
我被推为上海总部主任，李启汉任秘书，董锄平任劳动周刊编辑，北方分部由邓中夏及罗章
龙负责，武汉分部由林育南及项英负责，湖南分部由毛泽东负责，广州分部由谭平山负责。
这个机构是中共中央领导下一个最活跃的部分，大多数的党团员都参加了这部分的实际工
作。它可说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对于中国工人运动所起的作用是很重大的。
劳动组合书记部未正式成立以前，即开始了实际工作。我上面已经说过，一九二○年，
各地中共小组成立后，即着手在工人群众中展开活动，上海工运工作一直是由李启汉负责的。
一九二一年八月间，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为要求改善待遇发生罢工事件。我们从报
上看见了这个消息。立即参加进去一试身手。为了支持这一罢工，我们立即决定以李启汉的
办公地点为临时办事处。
在我和李启汉的领导下，这次罢工维持两个多星期，终于由厂方接受工人一部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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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宣告胜利结束。这可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牛刀初试，大家都为其成功而十分兴奋。
在这次罢工结束以后，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及各地分部正式建立起来了。在上海一所新
租赁的单独房子门口挂上了招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项工作
上。
我在上海做工运正做得起劲的时候，又被推为出席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中共代表。那时
中共中央和上海的同志们认为这是中共首次参加国际会议，须派一位重要人物前往。陈独秀
先生在中共中央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须照顾全局无法抽身，因此这项任务又落在我的身上。
中共中央会议决定：关于全国各地团体选派代表前往的事宜，概由我负责处理。
① 在此之前，也许有过接济，如办外国语学校，大概威金斯基曾捐助过一部分，但不是经常性质的。
第四篇 远东劳苦人民大会
第一章 第一次踏入苏俄国境
一九二一年十月中旬，我摒挡一切，准备去伊尔库次克参加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中共中
央给我们的任务是将中国共产党的情形向共产国际报告，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研究苏俄及
其他各国的革命经验。我们对于远东劳苦人民大会的性质还不甚了解，因而没有甚么建议。
陈独秀先生将旅费付给我，要我去见尼科罗夫斯基，以便解决旅行上的技术问题。
我依照陈先生所说的地址，到北四川路的一条弄堂内去找尼科罗夫斯基。这一弄堂内住
了很多家白俄，他夫妇便杂住在白俄群中，所居是一幢楼上楼下的两层小房子，室内陈设简
单，与一般白俄住宅并无分别。尼科罗夫斯基引我到他的工作室坐下，开始用他那生硬的英
语和我交谈。他将中俄边境满洲里一带的情形摘要相告，并问我是否已准备了御寒的衣服。
我答称一切均已准备齐全，可以即日启程。他便从抽屉中取出一张极普通的商店名片，指点
着说：“这张名片就是你的护照，上面有一个不容易看见的针孔乃是暗号。”要我持这张名片，
用不露形迹的方法，去找满洲里某某理发店的老板，由他护送过境等等。这位俄国人，平常
不见他多说话，只像是一个安分的助手，可是从他处理这一类的事情看起来，倒是精细而有
经验的。
第二天，我便搭上火车，经由南京、天津、奉天、哈尔滨，直趋满洲里。这是我第一次
到关外旅行，只觉得愈走愈冷，各房屋的双层玻璃窗，都牢牢关着。我随时留心着各处陌生
的情况，发现在南满一带满布着日本的势力，如在奉天旅馆里，就有一个日本便衣侦探向我
这个商人打扮而神情不似商人的过境客攀谈盘问。可是到了哈尔滨以后便不同了。这里原是
俄国人的势力范围，很多建筑都是俄国型，火车也是俄国式的；铁路上的员工更是俄国人占
大多数，无处不留下帝俄侵略中国的遗迹。这里的大好河山，比之西伯利亚的荒寒，究竟大
不相同；这对于我国北方邻人，不管他们怀着一种甚么理想，总是具有诱惑力的。
满洲里位于中俄边境的中国境内，是一个俄国式的小市镇。商店旅馆等多由俄国人经营。
我住定一间俄国旅馆以后，就按照尼科罗夫斯基所说的方法，先找着某某理发店去理发，用
纸包着一件待洗的衬衫，将那张神秘的名片放在衬衫袋内，理完发以后，故意将这包东西遗
留在理发店里。我在街道上逛了一遍之后，再回到那间理发店去取回这包东西。理发店的老
板立即引我到后面的一间房间内，将衬衫交还我，却将名片取去了。我说出所住的旅馆名—
称和房间号数，他约我在下午八点钟以后在旅馆中等候。
当晚近九点钟的时候，这位老板来了。他一声不响的替我提着行李，送我到旅馆门前的
一辆橇车上。这辆橇车由两匹马拖拉，车上坐着我和老板与一个驾车的，一共三人。他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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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毛毡盖住我的下半身，车子便向中俄边界疾驰而去。经过的地方二片荒凉，没有人家，
也没有遇见过边疆的哨兵或任何应有的障碍物。据说，这一带是白俄游击队和走私者活动的
地方；那两个俄国人都暗藏着手枪，准备应付可能遇到的袭击。橇车在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
雪地上狂奔，颠簸得很厉害。大约午夜左右，走到了离满洲里十八公里的一个车站，这里已
经是俄国的辖境了。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夜中，两个俄国人的嘴里冒出了浓雾一样的热气，说：
“冷吗？现在到了！”在我向他们表示谢意之后，他们便提着我的行李领我到一节停在车站
上的车厢里。
车厢里，已经有十几位中国各团体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和几位日本、朝鲜的代表，先我
到达。他们多数都盖着很厚的被毡在睡觉；只有少数几个人尚围着烛光在谈天。他们见了我，
都站起来表示欢迎。我举目张望一下，这是一节破旧的三等卧车厢；车窗的玻璃大多没有了，
只钉上一层木板，在木板的空隙间结着一串串的冰凌。车内的空气很闷，但还是那么冷。车
站上有一两个卫兵在走来走去。车厢内只有二个车侍，他披着破旧的皮外衣，戴着皮帽皮手
套，并用旧布层层的裹着脚，满脸长着胡须。他提来一壶开水送给我，似乎想和我谈话，可
是言语不通，只好彼此点头一笑。不久，在冷硬的木板卧铺上，他们帮我将被盖打开铺好，
互道晚安。我就摆脱了连日旅途的辛劳和征仲而安心入睡。
次日清早，我们这些代表们陆续起床之后，不约而同的在车站上做着各式各样的运动来
抵御寒冷。这个车站的建筑很简陋，除了一间站长办公室外，只有一间电报室。车站里驻了
一些军队，都像我们一样的住在三等车厢上。我们的活动区域只有这个车站，四望一片雪白，
没有树林，也没有一幢房子，更没有卖东西的人。我们吃的饭都是由那些驻军所供给。那些
兵士们戴着缀了一个红星的尖帽，穿着黄色的呢大衣，背着长枪，看起来倒很齐